经济职称论文投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效率和发展质量

　　锁着新兴产业的兴起，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篇经济职称论文投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效率和发展质量。小编进行了相关整理，以便于您学习和参考。

 

　　【摘 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其增长效率和发展质量的提高，主要通过微观上提高投入要素的效率、宏观上优化空间布局和产业关联两种途径来实现。通过对国内关于这两大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发现，目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效率和发展质量的研究覆盖面较广，涉及资本要素效率、企业网络和产业集群等诸多问题，且针对性强，但不足是过于分散， 缺乏对该领域的系统性实证研究，行业差异、区域差异、阶段差异往往会受到忽视，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加强。

 

　　【关 键 词】 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长效率； 发展质量； 投入要素； 空间布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各国都把发展新兴产业当作推动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复苏的突破口。2010 年 9 月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审议通过， 将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等 7 个产业作为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 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 综合效益好等特征， 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最活跃的因素。其增长效率和发展质量， 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年， 国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重点， 已由其特征表现、 遴选指标及对宏观经济的意义， 转变为如何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如何推动其培育和发展的研究， 也不再以单纯地通过政府财税政策支持其做大规模为主线， 而更多关注的是如何通过自身结构优化、 价值链构建、 空间布局调整来推动科学发展。

 

　　一、 国外理论渊源

 

　　国外的研究者从 20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研究新兴产业的发展问题，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系统性成果。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基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把握全球产业和技术调整机遇而提出的，因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效率和发展质量， 不能完全等同于发达国家对新兴产业的一般性扶持和鼓励。但是， 两者毕竟存在很多方面的共性， 国外的相关研究对于国内研究者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模式具有渊源和借鉴意义。Nicola J.Dee 和 Tim Minshall （2011） 探讨了如何使对研发的财政投入与其他影响新兴产业的因素之间相协调，而更加具有效率， 从而使大量的创新性企业集聚并形成新的产业。[1]Matthew J.Higgins， Paula E.Stephan et.al （2008） 以生物技术产业为例，研究了难以获得资金支持的从事新兴产业的小型企业，如何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成长， 以及随着知识和技术的演进以及产业成熟度的提高， 这些企业的关注点应有什么变动。[2]OliverFabel （2003） 关注到了新兴产业对企业家精神和能力的依赖性，分析了新兴产业的公司在创立之初， 对人力资本及其他要素的投资， 与企业家精神和能力发挥机制有效性之间的互动关系。[3]通过纵观国外关于新兴产业的文献可发现， 国外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微观上关注的是新兴产业企业初始发展中的要素投入， 宏观上关注的是产业群的形成。这构成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效率和发展质量研究的理论源泉， 国内的研究也主要是从这些方面展开的。另外由于我国的区域差距较大，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明显，所以国内研究者还关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区域分工和地方政府行为， 这是国外研究所未涉及到的。

 

　　二、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要素效率的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首要特征是能够迅速有效地吸收创新成果， 并获得与新技术相关的新的生产函数。[4]新的生产函数依赖于更加高级且优化的生产要素的投入。基本投入要素包括资本、 劳动力和技术， 那么提高基本要素的效率， 主要是通过优化投融资机制、 提升人力资本、 拓宽技术创新路径等方法。

 

　　（一） 资本要素的效率

 

　　依靠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滚动， 显然难以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因而需要通过投融资政策支持、 资本形式创新以及与其他要素有机结合的途径，来提高资本要素的投入效率。熊正德等 （2011） 基于 DEA 和Logit 模型测算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 认为金融支持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 从微观来看， 直接融资方式比间接融资方式更有利于金融支持效率的提高。[5]

 

　　王怀庭 （2011）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例， 提出了 “自主技术资本积累” 概念， 认为技术资本的投入和增长能够有效促进技术转化和技术扩散，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具有推进器和催化剂作用。[6]

 

　　刘志阳、 施祖留（2010） 认为构建主要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第三类金融中心， 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技术研发、 实现研发产业化、 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创业投资基金， 对新兴技术和新兴模块能够起到筛选作用， 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种有效市场化培育模式。有的研究者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偏向性， 阻碍了中小企业和弱势模块的资金获得全面发展。张 、王俊沣（2011） 认为由于目前我国天使投资缺失、 创业投资不发达、 场外交易尚处于探索阶段、 企业债券品种单一、 政策性融资体系不完善，因而创新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压力突出， 影响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面发展。 [7]刘志阳 （2010） 提出了“产业投资引导基金” 的概念， 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应防止出现模块投资不均衡和投资 “潮涌” ， 以及由此带来的创新效率缺失和创新租金迅速稀释， 从而实现各模块创新投资的协调发展。[8]

 

　　（二） 人力资本要素的效率

 

　　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对技术以及能够掌握、 应用、 传播技术的人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说， 培养和吸收相关人才， 优化升级人才结构， 建立并不断调整引导、 鼓励人才发挥作用的微观机制， 是非常重要的。童汝根 （2010） 认为人力资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评价人力资本的作用， 需要考虑人力资本投资、 存量和结构的共同作用， 应通过完善教育投入、 科技投入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9]苏津津 （2010） 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不同阶段需要注入不同性质的人力资本—— —在 “新技术” 阶段， 依赖科技型人力资本； 在 “新市场” 阶段， 依赖企业家人力资本； 在 “新兴产业” 阶段， 依赖管理型人力资本。对京津冀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来说， 制约因素关键在于缺乏具有企业家人力资本的领军人才， 因而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完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培育环境。[10]孙早等（2010） 认为政府为解除新兴战略产业发展所需的技术应用与实施能力 （TA） 的制约， 应当重点培养和吸收大量能够熟练采用高科技进行作业的高素质劳动力。[11]

 

　　肖曙光 （2011） 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层面上有三种劳资分配范式—— —由物质资本主导的劳资分配范式、 由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共同主导的劳资分配范式、 由人力资本主导的劳资分配范式。而普通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三种分配范式中， 基本都处于完全的支薪地位， 总是收益最小者， 是名副其实的劳资分配弱势群体。因而应提高劳动者自身知识层次和劳动技能， 同时也需要工会组织、 政府政策等方面的外部干预。另外， 为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有必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则设计商和系统集成商施行税收优惠政策， 为有效提高劳动所得比重消除障碍。[12]他开辟了一条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力资本效率的新途径。

 

　　（三） 技术要素的效率

 

　　技术要素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撑要素。有的人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13]如何提高产业技术能力和创新效率，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刘志阳

 

　　（2010） 认为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的实质是争夺以技术标准为主线的主导设计， 为此他提出了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的主导设计竞争策略。企业层面的策略有： 提高产品的技术优越性；利用用户基数实现自我强化； 开展联盟策略并注意对核心技术模块的控制； 采用模块化生产方式， 保证产品的可升级性。国家层面的策略有： 加大对核心技术模块的支持； 尽快奠定国家标准的用户基数； 建立产业园区等。乔晓楠、 李宏生 （2011） 以我国污水处理产业为例， 认为在中央政府面临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两难时， 应通过整体市场的开放与局部市场的保护， 来平衡市场获得与 FDI 技术溢出之间的矛盾，从而引导产业技术进步。[14]

 

　　朱瑞博 （2010） 在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模式时， 提出从根本上改变创新与创业脱节的困局，把创新前端的基础研究、 前沿研究， 中端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发、 技术服务、技术交易， 后端的投融资服务、 项目产业化、 创业孵化、 人才培训等融合成一个有机的创新创业网络。[15]

 

　　有的研究者重点强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刘志阳、 施祖留 （2010） 指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方面的四大问题： 总体技术能力不高， 战略专利、 技术标准和主导设计受制于人；引进消化再吸收能力和模块集成创新能力薄弱； 创新主体的有效连接界面和协同创新体系尚未形成； 创新投入不均衡。他们建议加强顶层设计， 科学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路线图； 划分不同技术和创新类型， 实施模块化创新转换战略； 以用户基数为筹码， 加大产业内部研发力度， 实施技术标准的推广、 联盟和控制策略。孙早等 （2010） 提出为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研发能力， 政府应着力解除制约技术应用与实施能力 （TA） 的障碍， 提高产业的科技准备度 （TRI）， 促进产学研创新联盟的形成。 刘辉锋 （2011） 认为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质在于抓住国际上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的 “机会窗口” ， 提升我国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为此应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化， 注重基础研究的结构性调整， 重点扶持和资助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16]

 

　　三、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和产业关联的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战略性、 不确定性、 正外部性和复杂性的特征。[17]因而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应尊重并利用其产业间关联密切、 上下游企业间溢出效应明显、 国内区域分工和竞争加剧、对开放的竞争环境更加依赖等发展规律。因此， 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效率和发展质量， 不仅要看其生产要素的投入效率、 流转机制、 规模收益等， 还应关注其空间布局、 产业关联、 对外合作等宏观问题。

 

　　（一） 区域分工和地方政府行为

 

　　区域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更是有赖于地方政府在中央统一规划框架下的偏好性自主行为。而由于这种区域分割和 “晋升锦标赛” ， 地方政府行为很容易失序， 可能会造成两种后果， 一是对中央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执行积极性不高， 二是盲目上马等短期行为引发了产业重复建设。这两种后果都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陈玲等 （2010） 假定地方官员发展本地经济源于两方面激励—— —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 其中政治激励来自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 经济激励来自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 从而构建了基于双重激励的地方政府对中央产业政策的执行模型， 描述了由于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有效性的差异而可能出现的四种应对策略—— —实动、 暗动、 伪动、 缓动。他们认为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在各地的执行中， 由于拥有自由裁量权， 地方政府易采取暗动、 伪动、 缓动策略。他们还认为此模型具有动态演进性，通过调整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的有效性，从而将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引导到 “实动” 区域， 逐渐达到地方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的 “激励相容” 。[18]更多的学者关注的是区域间过度竞争的问题， 区域分工与协调的建议也应运而生。程宇、 肖文涛 （2012） 认为地方政府会根据包含政治晋升、 经济增长、 民生泛利性的效用函数， 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盲目热衷甚至不正当竞争， 导致了同质化现象、 产能过剩、 投资趋热等问题。因而他们提出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应有助于整合区域产业优势、 带动区域内其他产业、 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

 

　　[19]刘洪昌、 武博 （2010） 认为由于我国地区间差异较大， 新兴产业的选择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自身现有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状况， 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20]黄庆华 （2011） 提出各地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应立足自身， 与国家的区域发展规划相协调， 加强地区间合作。[21]张玉强、 白福臣 （2011） 认为为解决地方政府竞相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热” 现象带来的盲目跟风、 恶性竞争问题， 需要理性看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和发展规律， 破除其发展只能靠政府财政的误解， 应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同时期， 确定不同的财政支持策略。[22]

 

　　（二） 企业网络和产业集群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企业间的网络特性和产业间的关联特性。这些特殊性使研究者不得不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联盟和产业集群问题。这一问题的本质也是如何在空间上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间和产业间的联系， 从而使其能够形成更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刘志阳 （2010） 在探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在主导设计上进行竞争时，基于影响因素的六力模型，从企业层面上应开展同集成商、 核心技术模块供应商、 互补性资源企业之间的联盟合作，从国家层面上应建立产业园区， 鼓励企业的联盟策略， 并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和管理功能， 加快产业园区的技术标准的形成。刘辉锋 （2011） 将企业网络和产业集聚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视角来研究—— —组织创新， 提出应 “鼓励开展多样化、 本土化的组织试验， 培育适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组织模式。” 他认为大企业和小企业、 一体化组织和非一体化组织、 分散的地方化生产网络和产业集群等经济主体， 都应该大胆进行组织试验。刘志阳、 程海狮 （2010） 着重从创业扩散的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 认为衍生式、 裂变式和复制模仿式创业扩散分别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龙头企业型集群、 核心企业型集群和横向产业集群的形成。而每种类型的集群都有不同的网络特征，对应着不同的发展策略， 因而应区别对待， 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23]乔晓楠、 李宏生 （2011） 认为市场集中度随竞争深化而逐步提升， 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的客观演进规律。这一过程中， 产业整合，即企业的横向兼并和纵向重组， 是至关重要的， 有助于提高产能， 补齐短板， 提高综合竞争能力。他们还认为虽然竞争是产业组织演进过程中的主旋律， 但当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面对共同利益时， 协作关系也有可能形成。刘志阳、 苏东水 （2010） 认为当前政府应坚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第三类金融中心 “双轮驱动” 的战略， 以共享利益为着力点， 积极引导双群交叉投资和产业孵化， 着重打造区域创新平台、 项目对接平台、 新兴产业与创业金融加速平台。[24]

 

　　（三） 与传统产业的关联关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可能脱离传统产业而独立存在， 一方面需要传统产业的产业链支撑， 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传统产业高技术化培育而来。黄庆华 （2011） 在研究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方案时， 提出应以推动老工业基地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 以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为基础， 将高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 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在机电装备、 冶金及材料、 化工等传统产业领域， 以智能制造与装备、 绿色制造与再制造、 制造业信息化为重点， 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熊勇清、 李世才 （2010） 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 ， 认为耦合类型包括三种， 且Ⅲ类耦合， 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子系统和传统产业子系统之间的耦合， 是主要的耦合形式， 包括产业要素、 产业结构、 产业布局和产业制度之间的耦合。他们还认为在不同的耦合阶段， 应针对不同的作用对象而采取不同的作用机制， 比如叠加放大机制等。[25]

 

　　（四） 对外交流合作

 

　　对外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经济效应发挥的必然趋势。张 、 史建生 （2010） 认为尽管国家层面还未出台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外合作政策， 但在未来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如何实现对外合作和自主发展的双赢互动， 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26]靳茂勤 （2011） 认为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合作，对我国来说既有必要性和迫切性，也具有可能性和现实基础。他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合作模式概括为三种： 第一种是产业联盟模式， 其中最主要的是研发合作产业联盟； 第二种是产业集群模式， 其中要重点做好项目嫁接和嵌入升级； 第三种是产业创新模式， 应以模仿创新为主要途径， 其中应重点做好二次创新。[27]

 

　　四、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效率和发展质量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发现目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对于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些研究的关注视角包括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微观视角即从如何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或单个企业投入要素的效率入手， 包括资本要素、 人力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等； 宏观视角即从如何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或区域性的空间布局和产业关联入手，包括区域竞争、 企业网络和产业集群、 与传统产业的关系以及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然而， 同时还有很多问题和研究空白， 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弥补。

 

　　（一） 现有研究对象过于模块化， 应加强一体化研究

 

　　这些研究成果， 尤其是实证文献， 其研究对象的模块化特征显著， 一体化研究明显有待加强。比如，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要素效率研究， 往往将各要素的贡献效率分开探讨， 少见把各要素置于同一生产函数下进行建模，并用实证方法检验的文献。而且， 宏观和微观视角的研究尽管有交叉， 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研究，一般是通过创业扩散和技术传播来分析的， 同投入要素中的人力资本和技术要素的效率研究有所重合， 但是还未形成一个完善的联系范式，距国外研究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 进一步的研究中应着重探讨各要素贡献度的差异， 着重探讨区域竞争、 产业集群、 园区和创新平台建设、 对外合作等同地方政府动机及行为的联系， 着重探讨宏观政策和制度的出台对微观效率和效益的影响。而且，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交叉学科、 边缘学科研究应受到更多重视。

 

　　（二） 现有研究未充分考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环境和禀赋的区域差异

 

　　虽然现有文献不少都提出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因地制宜， 注意发挥当地优势， 提倡区域间互补， 有的文献直接以某地区作为研究背景， 但是目前还未形成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差异的系统性研究方法。对于什么因素导致了区域差异， 不同区域的环境和禀赋各因素中什么更为重要， 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如何与全国规划保持协同和协调等问题， 研究者考虑得较少。而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效率和发展质量的提高， 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所以，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充分尊重区域差异， 包括经济规模差异、 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差异、传统产业差异、 外向性程度差异等， 并且应突破省际划分的范式， 可以考虑以功能区来划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布局。

 

　　（三） 现有研究未充分考虑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关系的行业差异

 

　　战略性新兴产业有的属于完全新兴的生产部门， 有的属于传统产业高技术化形成的新产业。即使都是脱胎换骨于传统产业， 也存在同传统产业的实时联系的行业差异。因此， 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关系， 可能并不是简单的 “耦合发展” ， 就能够解决的。而且， 传统产业的技术条件和经营状况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不断急剧变动， 更是增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关系研究的复杂性和行业异质性。那么，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应充分尊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所搭建平台的利用情况的行业差异性， 对于这种差异对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效率和发展质量的影响应有所考虑。

 

　　（四） 现有研究未充分考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础和动力的阶段差异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动态演进和阶段差异明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内生变量表现， 即不同的产业支撑、 动力来源、 要素效率和政策导向。这些变量的阶段性特征， 其实在不少文献中有所体现。更关键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外生变量也在不断变动， 这需要研究者的关注。比如， 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传统产业自身的技术改造、产品更新和内部结构调整， 甚至是所有制比重变动， 都有可能波及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环境。因此，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 应考虑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阶段性差异， 尽量兼顾外生变量的周期性和阶段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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