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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4-23 16:39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本研究从移民的视角探讨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的过程。自秦征服岭南以来，大量内地移民的进入，促进了珠三角城镇的兴起;隋唐以后，移民不断地补充推动了珠三角城镇群的形成;宋代以来规模化的移民涌入导致珠三角城镇群的发展;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达、海内
摘要:本研究从移民的视角探讨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的过程。自秦征服岭南以来，大量内地移民的进入，促进了珠三角城镇的兴起;隋唐以后，移民不断地补充推动了珠三角城镇群的形成;宋代以来规模化的移民涌入导致珠三角城镇群的发展;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达、海内外移民的兴起促进了珠三角城镇的繁荣。
关键词:移民,珠江三角洲,城镇化
珠江三角洲①，作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其发展和繁荣有着长期的历史积淀。加之其所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便受到历朝中央政府的重视。在珠三角城镇兴起过程中，移民人口是其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不仅提供了劳动力资源，亦带动了农业、手工业技术的交流与进步，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兴旺和城镇的发展。关于珠江三角洲当代城市化的研究甚多，而对其明清以及明清以前早期城市化与移民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将从移民的视角来看珠江三角洲城镇兴起与发展的过程。
一、内地移民与珠江三角洲城镇的兴起
珠江三角洲在秦以前属越人经济地带。秦朝统一全国，内地移民开始大规模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秦朝迁移内地人口入粤的主要目的虽是戍守边地，维持秦王朝于此的统治。但移民的迁入客观上不仅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劳动力资源，也将北方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这里，从而促进了珠江三角洲的开发。
在秦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秦始皇为解决秦军给养运输问题，兴修了岭南历史上第一个水利工程———灵渠，沟通了珠江和长江两大水系，乃使得灵渠成为岭南、岭北经济交流的主要通道。灵渠凿通后，既可用于航运，又利于农田灌溉，其开通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开发有着重要意义。这时的番禺(广州)是秦朝珠三角地方行政中心所在地，也是中央政府内地人口迁移所在地，故番禺逐步成为这一时期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城市。来到南粤的中原人口将铁犁、牛耕技术带入珠江三角洲，加之政府的提倡，该地区农业生产获得大力开发。与此同时，由于受到中原南迁人口的影响，珠三角地区的手工业技术也获得进步。广州出土的秦汉漆器，工艺水平颇高，有造型新颖、工艺精巧的镶玉三足漆杯;有盖面正中印以秦代小篆体“番禺”二字的椭圆形漆盒。②
此外，与中原手工业品相类似的物品在不断增多，“除一部分带有地方特色之外，多数器物的器形、纹饰与中原同时期的同器物类型基本一致”③。中原人口的不断迁入，以及农业、手工业技术的提高，珠三角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断的充裕并丰富起来，其商业亦逐步发展起来。时珠江三角洲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之在海外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大量的商人源源不断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使得这里一时间聚集了大量的商业人才。
加之当地宽松的贸易环境，番禺地区的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至两汉时期，处于东、西、北三江总汇之处的番禺，已成为海外国家和中原王朝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和商业中心。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云:“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矶、犀、毒瑁、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①《汉书·地理志》亦曰: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②。
显然，番禺在西汉时期商业发展已有了很大进步，并成为汉代国都长安外，最重要的工商业都会之一。东汉末年，中原动乱，群雄逐鹿中原，百姓流离失所。西晋虽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八王之乱”后“五胡乱华”，各种势力争锋割据。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中原人口为避战乱而南迁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出土的晋砖铭文云:“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③
说明永嘉以来，广州安定、富裕的社会条件成为引发内地流民迁入的重要因素。大量内地人口迁移到珠江三角洲后，引发了与当地人口的矛盾，时南朝政府为缓解这种矛盾，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专门设置侨治郡县，以安置这些南迁的人口。这一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普遍使用铁器，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手工业和采矿、冶铁业亦有了迅猛的发展。据黄佐《广东通志》载:“泰康二年(281)，禁广州铁毋与夷俚市，设西江督护巡察之。”④
政府禁止广州与其他地区进行铁器贸易，并且政府介入管理此项工作，说明当时珠江三角洲冶铁技术和产量提升较快，铁矿成为当时广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自孙吴至南朝，均重视岭南地区的海上贸易。东汉以来，广州逐渐取代徐闻、合浦，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口岸的上移，一是由于广州的地理条件更为优越，不仅内河港适于避风，而且北有陆路可通中原，又居三江汇合之处，便于南出大海，水陆交通便利;一是由于海上航路的改变。
公元3世纪后，林邑国(今越南中部)日渐强盛，交趾、日南地区受到冲击，此时舶船制造技术提高，不必像汉代近岸行驶，因而取海南岛东岸而达广州的海上路线替代了之前的北部湾航线。去天竺求法的中国僧人法显，东晋末回程时自狮子国(今斯里兰卡)途径耶婆提国(今爪哇岛)，转乘一艘载二百多人的大船，“东北行，趋广州”⑤，走的便是这条航线。南朝航路的改变使得广州的对外交往日渐频繁。西晋初，“大秦国奉献堔，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⑥;东晋末，狮子国使臣至广州，其所献玉佛像在建康供奉了近百年。南朝时抵广州的船舶数量大增，进港贸易的海舶，每年少则三四艘，多则十几艘。南朝政府设立专门负责海舶的机构，由南海郡和广州刺史兼管。⑦广州的城市地位因此乃得以提升，也为其城市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并奠定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形成的基础。
二、人口持续补充与珠江三角洲城镇群的形成
隋唐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稳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取得了很大发展。在岭南，唐朝延续隋朝的政策，在广州设置广州总管府，统辖整个岭南地区。到贞观元年(627)，初步形成岭南五府格局。高宗永徽(650-655)后，又进行一次行政区划的大调整，由广州刺史充任广州都督和五府经略史。玄宗时期，在岭南道设置五府经略史，“绥静夷獠，统经略、清海二军，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经略使”⑧，并由广州刺史府统领，后由岭南道节度使代替而统辖整个岭南地区。至元和十五年(820)，广州已“领南海、增城、东莞、新会、义宁、番禺、四会、化蒙、怀集、洊安、清远、浛洭、浈阳”⑨十三县地;到了咸通三年(862)，岭南道分东西两道，其中，东道节度使便驻于广州，辖广州、安南两地都督府。可见，这一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位日益提升，并越来越为中央政府所重视。
唐朝前期，“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等局面为唐朝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周边诸国纷纷前来朝贡，与唐朝发展贸易关系。而珠江三角洲作为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越来越多的蕃商开始来到广州进行贸易，广州遂逐渐成为阿拉伯、波斯及南海诸国蕃商的重要集聚之地，并且，“来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既以经商为主，中国遂专门与之交易买卖”瑏瑠。
其中一部分蕃商在口岸开设店铺、销售货物，逐渐定居下来。对外贸易的兴盛使得广州城市得到迅速发展，在全国的地位不断上升。王洸《中国航业》云:“唐代的航海及互市，以南海方面最有意义，盛况空前……往来南海的商船，由波斯湾发航，经印度、锡兰、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海南岛，而至中国各港口，如交州、广州、明州、扬州、密州等处，而以交州、广州、扬州为最繁荣，番商胡贾麕集。”①说明此时的广州已经作为重要港口而引人注目了。广州作为唐朝珠江三角洲地区对外贸易的交通枢纽，对岭南地区的交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据《元和郡县志》所述岭南道各州县的‘八到’情况，每一州县大都四通八达，形成了紧凑的交通路线网，如把网上的路线四至延伸，则北通长安、洛阳，南至海南岛，西接南诏，东达闽浙。
另外，《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七条国际路线，其中一条就以广州为起点。”②唐朝珠江三角洲地区交通事业的发展，加强了该地区在政治上与中原的联系，中原的文化和商品经此传入珠三角，从而促进该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唐朝珠江三角洲得到进一步开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局动乱，大批人口南下迁移至珠江三角洲，广州作为其首府，政治经济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随着中原移民的南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口在不断增长，“元和志载广州开元户62250，元和户更高达74009户，呈直线上升趋势”③。
这就为经济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北方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也随之传入此地，农业的多种经营和商品化生产较之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手工业方面主要表现为生产门类、技术和商品化的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矿业、纺织、陶瓷和造船业都在全国占据了一定的地位。随着人口的增长，草市逐步发展起来。这些市场是根据当地贸易发展的需求而自发形成的，因此草市多数时候反而成为商人云集、交易频繁之地。唐朝杜牧在《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中关于江淮草市的描述“富室大户，多居其间”，亦即这种市场的便利性吸引了很多富商大户在这里列肆经商，并在当地居住下来。
但是隋唐时期珠三角地区的草市还只是处于初期的发展阶段，并没有形成很大的规模。另外，唐朝珠江三角洲兴盛的对外贸易，也带动了一系列与出口贸易相关的手工业和沿岸的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据《旧唐书·路嗣恭传》:“大历八年(773)哥舒晃反，诏加嗣恭兼岭南节度观察使。斩晃及诛其同恶万余人……，及平广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诛之，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尽入私室。”④
而当时唐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包括田租、实物税、以及工商业税种等各类收入)只有一千二百万贯，可见广府船商拥有的财富之多。另外，与外贸有关的造船业在这一时期也发展起来。当时珠江三角洲地区多台风等自然灾害，致使“波涛溢岸，淹没人庐舍，荡失苗稼，沈溺舟船”⑤，由此可见广州船舶之多。唐后期，珠江三角洲与东南沿海各地的海上交流在不断加强，《旧唐书》载陈蟠石上奏懿宗时说:“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矣。”后“蟠石为盐铁巡官，往扬子院专督海运。于是康承训之军不阙供”⑥。
造船业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也推动了珠三角地区城镇的发展。在唐朝海上贸易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船舶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相关，在为人们生活提供方便的同时，也成为广州城繁华的标志。这一时期，除了造船业的发展之外，广州的西村，南海县的奇石，陶瓷烧制趋于兴盛。
三、珠江三角洲海内外移民与城镇社会繁荣
明清时期，随着珠三角地区人口的不断涌入，其城镇体系逐渐发展成熟并开始走向繁荣。这时珠三角城镇的繁荣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增长、城镇数量的扩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此外，在国内手工业技术提高和产量增加等一系列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珠三角城镇逐步得以发展繁荣。明朝初年，政府对珠三角地区进行了大力整治，在实行卫所屯田制的同时，交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有利于中原人口的迁移和商业人口的流动。加之珠三角地区位于海外贸易的前沿，在此便利条件下，地区内城镇便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优势。如“佛山、广州和一些其他处于水运交通要冲的重要城镇、商埠都设有码头以供舟船停靠、装卸货物和行人上落”⑥。
此外，交通道路等相关设施的改善便利了外来人口的流动。随着珠三角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工商业的不断兴起以及文教场所的增加，原有的城市的规模已经不能够满足人口居住和交流的需要，一些旧有的城镇乃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扩展。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在原有基础规模上扩大的主要为府城广州及其下辖的一些城镇。广州城自古以来是珠三角最重要的城市，因此，在经历了历朝历代的建设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明朝初年，中央政府为加强海疆防御，将大量内地人口迁往珠三角地区，为该地区输入了大量的人口资源。
随着广州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其城市规模亦在不断地扩大，广州城外的珠江南岸成为“民廛稠聚，海船粼凑，富商异货，咸萃于斯”⑦的新商业市镇。同时，广州历代都是珠江三角洲重要的港口城市，在历代不断扩建之后，面积也在不断扩大。时人称赞广州城繁荣景象曰:“广州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不但土产如铜锡俱去江外，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的一二分息成市矣。以故商贾聚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兼相击，虽小巷亦喧填，因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也。”①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广州城市商业的繁荣。
明代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区域集中在城南和城西，城外是交通繁忙的码头区域，当时珠江三角洲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这就为广州市场提供了可靠的商品来源，加上广州对外贸易的兴盛，大量的国内和海外的商品聚集于此，广州城因此获得很大的发展。至嘉靖年间(1522-1566)，广东地区因粮饷不足而时常发生兵变，这些哗变的士兵起初只是抢掠粮食以解决生活的需要，后来则发展为盗寇进行掠夺。广东政府因此进一步扩建广州城，将原来城外的居民区、商铺纳入外城的范围，遂使原城内成为内城或旧城。时人李义壮在《广州新筑子城记》里说:外城建筑“雇义于官，而不以劳民之力，经费于官，而不以伤民之财”。
城成，“重墉叠雉，映带山海，骈峙夹辅，屹成巨防”②。在增筑外城之后，万历二十七年(1599)，内城又扩建一门，从此广州内城变为八门。这时广州旧城的改造和外城建设使得广州城发展为后倚越秀，南临珠江，并设有直通江边大道。此后至清朝，广州城基本再没有大的扩展。③与此同时，珠三角其他一些城镇也在开始不断兴起和扩建，如惠州城亦曾因人口发展和商贸繁荣先后两次扩建;肇庆城也在明代中后期不断进行修葺和扩建，后因“平瑶”的需要，肇庆又成为两广总督驻地，城市建设又有新的发展。随着珠三角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居民住所、工商店铺和文化教育机构等场所亦在不断增加，珠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和城市文化随之不断发展。
各府府城成为本辖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其实力和地位也在不断地加强和提升，重要的是广州作为当时的省城，更是当时沿海地区的一大都会，成为珠三角地区城镇繁荣的一大重要标志。明清时期，珠三角商业的不断发展，促成农业，手工业等诸多生产领域逐步开始商业化，加上水陆交通状况的改变和改善，为珠江三角洲商品的加速流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于是，大量人流、货流和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这里的市场，市场规模因此扩大，新兴市场组织获得孕育，广州、佛山等城镇利用自己天然有利的条件，成为新的商品集散地。
与此同时，珠三角地区农村数量众多的墟市也不断地兴起，构建起了城乡农村基层的市场网络组织。而且其商业化程度和墟市的专业性也在不断地加强，如南海和顺德县的养蚕业较为发达，因此在这里出现了较为专门的丝市;东莞在当时以种香最为出名，于是便产生了专门化的香市。这些墟市的发展在明朝后期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期，到嘉靖年间(1522-1566)，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墟市数量发展较为迅猛，尤以广州府和肇庆府发展最为迅速，而发展较快的县则有番禺、新会等，这些府县墟市数量的发达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珠三角城镇商品化的加速发展。
至清朝建立，顺德、番禺、东莞和新会等县墟市数量和规模仍在不断扩大。番禺的黄陂墟，在嘉靖十九年(1540)“建铺四百余”，而该县的新造墟则鳞次栉比，密集排列，可见其新兴墟市数量众多;东莞县石龙镇广惠通衢，百货密集，商贾辐辏。这些随着商业化不断发展而兴起的新兴专业墟市，与后来逐渐兴起的市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是在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化的基础上逐步兴起的，因此多设立在商品化程度较高的专业性农业区域。如顺德、番禺的桑基鱼塘，宣统《番禺县续志》载:“依期常开者，谓之墟。如新造之牛墟，黄陂之猪墟，市桥、蔡边之布墟也。届时开者为之市也。如大塘之果市，南村之乌榄市，钟村、南村之花生市是也。”④
以顺德为例，明万历年间有墟市44个，清乾隆年间为49个、到清咸丰年间猛增到87个。⑤正是在这些专业墟市发展基础上，商业市镇开始稳步形成，市镇之内各种商品交易市场开始定期有序开展。可以说，正是大量墟市的繁荣发展推动了珠三角城镇的扩大和繁盛。移民的不断增加也促成了珠三角一批新市镇的兴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佛山的兴起。
佛山是西江及北江通往广州的必经之路，加之佛山处于珠江三角洲的腹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自唐宋以来便成为南下移民的聚居地，人口稠密。明朝初年在佛山设立有佛山堡，后随着佛山居民的不断增加，商铺作坊迅速扩张，城镇面积也在不断地扩大，佛山市镇也随之开始崛起。佛山冶铁业和棉纺织业是其兴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明代佛山的冶铁业发展非常迅猛，成为著名的南国铁都，支撑着整个佛山镇的城市经济。①
由于当时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繁荣，佛山的冶铁业在全国居于重要的地位，“富国强兵之术以盐铁为首物。亮光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②。到了明末清初，军事上的征派致使佛山的冶铁业发展走向滞缓，至清朝复界之后逐渐又趋于兴盛。此外，佛山的丝织业也在明清时期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嘉靖、万历年间，佛山便已经生产出了花式多样的丝织品，清朝佛山的丝织品更是种类齐全，远销海外。在此过程中，移民弥补了佛山丝织业和冶铁业等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和技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佛山城镇的兴盛。五、结论经济史专家在讨论珠三角经济繁荣时也关注到人口增长的因素。如罗一星《论广佛周期与岭南的城市化》一文。③
但大多没有进一步分析人口增长与移民的关联。而本文从人口的迁移来看城市化，正是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综上所述，移民进入岭南对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城镇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秦始皇征服岭南，以广州(番禺)为统治中心，促成了广州成为这一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亦导致城镇群的兴起。中原移民与岭南人的交往融合，也导致了文化的融合，最终孕育了地方特色的岭南文化。隋唐五代时期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时期。
移民的南下带来了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政府的开放政策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达。贸易的发达又导致海外商人云集广州。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专业化城镇和农村的草市逐步兴起，而珠三角城市群也开始在不断的扩大和发展。宋元时期，中原战乱频繁，广大人口为了生存南迁进入珠三角后，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南方，促使珠江三角洲得以不断开发，对珠江三角洲城镇群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清时期，外来移民不断增长，工商业的发展，沙田的开发，珠江三角洲城镇体系发展成熟并走向繁荣。广州继续保持商贸重镇地位，佛山也成为全国文明的四大名镇之一。
晚清民初，广东沿海居民为寻找新的生存之路，大量的迁移到国外谋生，珠三角地区随之也产生了大量的侨乡。至民国，在这些华侨的推动下，珠三角城镇又得以获得繁荣发展。在海外华侨投资和商品输入的作用下，香山、江门、广州等珠三角城镇迅速发展起来。来自华侨的投资覆盖了金融业、商业、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等各个城市建设领域。时在广州华侨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当时较为著名的侨办纺织企业有赵胜南布厂和针六联④，而加拿大华侨在广州创办的新时代肥皂厂⑤，也是华南地区较大的轻工企业。此外，房地产行业和交通运输业也是这时华侨投资的重要领域，香山、江门等城镇在华侨资金的不断投入中发展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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