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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5-30 16:49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对张学良的劝谏和实践活动是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影响因素之一。他们共同做张学良思想的转变工作，为其指明前途和方向，力促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三位一体抗日大联合。他们还将华密电报及时通知张学良
[摘要]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对张学良的劝谏和实践活动是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影响因素之一。他们共同做张学良思想的转变工作，为其指明前途和方向，力促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三位一体”抗日大联合。他们还将“华密电报”及时通知张学良，帮助张学良策划“扣蒋行动”，参与西安事变，并且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维护西安事变的成果付出了不懈努力。
[关键词]张学良核心组成员;西安事变;华密电报;“二二事件”
张学良核心组成员(简称核心组成员)是九一八事变后由张学良亲自指定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核心，负责东北抗日救亡工作。代表性人物有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人。他们关注张学良的思想动态与东北军的发展，参与张学良的重大决策，为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促使西安事变的爆发等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在西安事变研究中，有关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与西安事变关系之探讨①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本文试图以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为主线，通过梳理其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战略思想及开展的一系列救亡实践活动，探析他们对西安事变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从而对他们与西安事变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也对东北的爱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正确评价。
一、“张学良核心组会议”为张学良和东北军指明前途和方向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东北爱国人士基于民族义愤，在北平自发组建了东北第一个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他们以抗日救亡相号召，吸引了全国各党各派的爱国人士。鉴于救国会领导层复杂，张学良指定“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韩奠邦、赵雨时、霍维周、孙恩元”10人组成核心组，实际负责救国会的领导。而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6人为核心组中的“核心”，因为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从年轻时代就一直追随张学良，东北沦陷后一直以张学良和东北军为核心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而其他4人，后来因为某种原因离开了这个核心组。有的被青年党暗杀，有的追随国民党，有的中途执行其他任务。只有他们6人团结一致，一直以张学良核心组名义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工作，是张学良的智囊团和重要参议。如杜重远活跃在抗日文化战线，在《生活周刊》被查封后，将其改为《新生周刊》，自任总编和发行人。
1935年5月，因日本方面认为该刊登载《闲话皇帝》一文有辱日本天皇，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杜重远因此被判刑，关押在上海漕河泾监狱，一时间海内外声援杜重远的呼声此起彼伏。高崇民执着于抗日救亡，对张学良与蒋介石合作的“四维学会”十分抵触，在“四维学会”理事会上因批评蒋介石不抗日与蒋方发生争执，以“侮辱领袖”罪名被国民党方面通缉，被迫流亡上海。阎宝航在宋美龄的推荐下就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力图赋予新生活运动以抗日救国的内容，支援和掩护东北救亡人士。
王卓然和王化一作为流亡中的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学的校长，在艰难的岁月中，竭力维护这两所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为开展东北抗日救亡运动不遗余力。张学良从欧洲归国后，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东北军到鄂豫皖进行“剿共”。1935年9月，东北军又被派到西北的“剿共”前线与红军进行内战，在战场上屡屡受挫。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为此忧心如焚。经高崇民联络，10月11日，核心组成员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阎宝航齐聚杜重远被关押的上海漕河泾狱中，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张学良核心组会议”。会议主要议题就是探讨东北军的前途问题。他们认为在日本侵略加深的情况下，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违背广大人民意愿的。
东北军走上“剿共”内战是中了蒋介石一石二鸟的阴谋，是没有前途的。如果东北军执意与红军作战，不久就会被红军消灭，东北流亡军民再无打回老家去的实力。大家一致认为，若要收复东北，必须坚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存实力。杜重远提出东北军的前途应该是联合西北军、红军，共同形成西北抗日大联合，这个设想得到了核心组人员的高度认可。
大家推荐高、阎二人起草，写信表达这个想法。杜重远推荐高崇民向张学良面陈利害，同时写信给杨虎城、杜斌丞等人向其介绍好友高崇民。11月，高崇民持信到达西安。此时，张学良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借此机会赴沪密晤好友杜重远，将心中的苦闷告之。杜重远将“核心组会议”内容向其传达，杜重远成为“最初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幕后策划者”[1]140。回到西安后，张学良从高崇民那里见到了核心组成员给他的建议书。
经过核心组成员的直言劝谏，张学良确切感受到他所走的道路，是一条逆历史潮流、走不通的死路，这使张学良在苦闷徬徨中见到了曙光，联共抗日的思想在内心萌动。核心组会议给张学良指明了前途和方向，坚定了张学良不打内战、坚决抗日的决心，开始寻找共产党，为东北军寻找新的出路。他委托67军军长王以哲从前线、李杜从上海方面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不久，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自愿担当红军与东北军联络的使者。在其联络下，1936年4月，张学良和中共方面举行了肤施会谈。东北军与红军建立起友好关系，东北军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二、力促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
西北大联合，即东北军联共、联西北军、联苏共同抗日的策略。杜重远是公认的西北大联合的总设计师，高崇民是进行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的实践者。西北大联合计划实施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35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全国各党派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5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启发下，狱中的杜重远在为张学良指明东北军的前途时，还向张学良谏言西北大联合设想：“如果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西北大联合’，合作抗日，是一个最有前途的局面;目前全国抗日运动高潮已经到来，蒋介石再不抗日，也会垮台的;东北军今后绝不能再跟着蒋介石走亡国之路，只有利用上述三个有利条件坚决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才是活路”[2]18。
张学良对此深表赞许，开始酝酿西北大联合事宜。高崇民抵达西安后，张学良告之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存有误会，之前经人调解无果，希望他能够做一些工作，沟通双方关系。高崇民接受这个重任，主动拜访杨虎城。他坦诚地向杨虎城说明张学良的良苦用心，“打回老家去”才是张学良的唯一目标。经过几次与杨虎城推心置腹的交谈，高崇民给杨虎城留下了很好印象，对张学良的误会也逐渐消除，他表示西北军愿意在张学良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工作。
在杨虎城和杜斌丞介绍下，高崇民还与孙蔚如、赵寿山、申伯纯等几位西北军高级将领结识，召开联席会探讨合作问题。高崇民住的西安双仁府8号成了双方开展联系活动的据点。杨虎城也委托申伯纯处长负责与东北军的联络。1936年4月，在高崇民陪同下，杨虎城来到东北军驻地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会面。因为有了高崇民之前的工作，张、杨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决定不打内战、与红军进行三方合作，确定“在防地安排上，在警备区分上，在巡逻放卡上，在军需采购上各个方面”[3]247的合作等。张与杨两人形成了兄弟般的情谊，东北军与西北军上层人士间也日趋亲密起来。
核心组成员还将西北大联合的思想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进行宣传，加快西北大联合的步伐。高崇民与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栗又文合写了一个小册子《活路》，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提出西北大联合的的战略思想，力劝东北军只有联共、联西北军才能有前途、有活路，在两军中起到了宣传鼓动作用，士兵们思想开始动摇，不再愿意从事“剿共”内战。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下令逮捕有关参与人员，史称“活路事件”。高崇民再次被国民党方面通缉，在张学良的暗中保护下离开西安。
西安事变发生20年后，曾做过国民党内政部长、CC派的彭昭贤对与东北军与西北军能进行合作还是非常不解[4]11。依彭昭贤看法，杨虎城将地盘观念看得非常重，是不可能与东北军进行合作的。其实，彭昭贤的疑惑早已有了答案。东北军、西北军共同的境遇促使他们都在考虑如何生存和自保问题。因为有杜重远、高崇民等东北爱国人士的穿针引线，相互沟通，终于促成他们之间的合作。1936年9月左右，西北的军事大联合已经建立起来。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为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张学良敢于发动西安事变的一个前提条件。
三、西安事变前坚定张学良采取“扣蒋”行动的决心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关注张学良的思想动态，前往西安共献抗日大计，其爱国主张坚定了张学良采取“扣蒋”行动的决心与勇气。同时，王化一从武昌发来的华密电报是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1936年10月，刚刚刑满释放的杜重远应邀前往西安。他劝谏张、杨与红军加紧合作，还要继续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人员加强联系，推动全国救亡运动的发展。在他的影响下，张学良早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就与救国会建立起联系，曾捐助救国会二三千元[5]99。
他曾自述“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6]对他思想影响很大，他们劝其要破釜沉舟，向蒋介石谏言抗日。11月23日，救国会领袖因宣传抗日救亡被捕入狱。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摧残爱国人士，与袁世凯、张宗昌没有区别。在他苦谏、哭谏无效后，七君子事件成为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导火索之一。在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之一就有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杜重远的建议对张学良抗日思想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因“活路事件”被通缉的高崇民被张学良派人秘密接回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的卢广绩、陈先舟、刘多荃、胡圣一与西北军方面的申伯纯、王炳南、王菊人和中共驻西北军的代表张文彬等一些重要人士经常前来拜访。他们经常交换意见，商讨如何逼蒋抗日等问题。高崇民加紧做两军的联合工作。1936年11月4日，朱理治给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决定G同志推动杨。G是写《活路》的，被蒋介石查出后通缉。
现始回来，是张、杨的中间人。G以语激杨，杨谓西北局面张负领导地位，如张干，彼一定受他领导。”[7]25(G，即高崇民)可见，通过高崇民的努力，已经使张、杨两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最初的相互猜疑，变成了最后的肝胆相照的朋友。在西安事变爆发前的一个月，核心组部分成员又聚集西安，和张学良商谈联共抗日等重大问题。
11月初，阎宝航以视察新生活运动之名到达西安，他向张学良建议，联共抗日是大势所趋，希望张学良能尽快转变思想，带领东北军早日打回老家去。以阎宝航来西安为契机，张学良将核心组王卓然、王化一召集到西安，一起商谈抗日复土计划。11月14日，阎宝航、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应邀到金家巷公馆会谈一日，张学良明确表示不参加内战和实行联共抗日的决心。张希望他们分别去和高崇民商议，将会议精神传达与他。
这次部分核心组成员会议无疑让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思想更为坚定，为发动西安事变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不久，阎宝航、王化一、王卓然离开西安。在王卓然临行前，张学良向他表明了态度：“第一，抗日救国是他的唯一宗旨，虽刀锯斧钺加之，绝不变更，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第二，在抗日救国的大原则下，绝不做亲者痛心，仇者快意的事，意思是自己一向不主张内战，故自己决不内战。第三，为自己要领东北军到最前线，故要积极地健全本身，充实自己，刷新东北军的内部。”[8]162在西安事变前，王化一的一份密电是促使张学良发动事变的一个导火索。张学良从武昌行营移驻西安后，将王化一以四维学会及东北中学校长的名义留在武昌。
1936年12月1日晚，王化一应邀参加湖北省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的招待会，散席后何告诉王化一一个惊人的消息：蒋介石要把东北军先调至苏、皖，然后再调入闽，使之与十七路军、红军隔离。何与张学良私交甚厚，何得知此事非同小可，故告知王化一，让张学良有所准备。王化一立即给张学良发了密电，即“华密”电报。“华密”电报是张学良与王化一单独约定来往的电报。
张学良接到“华密”电报后，意识到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自己必须有所抉择了。后来张学良对王化一说，“接到你的电报，和他当天斥责黎天才的情况，这才肯定他不但不能接受抗日主张，反而相逼过甚，迟则必发生意外，因之临时决定。”[9]265可见，王化一所发的“华密”电报对张学良采取行动起到了促进性作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夜，核心组成员高崇民、卢广绩参与策划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1日夜，张学良将核心组高崇民、卢广绩及洪钫和黎天才接到新城。
张学良明确向他们表明要实施“扣蒋”行动，要他们草拟一个通电稿，并问询该如何表述此举动的名称。高崇民予以典故，认为起名“兵谏”为宜。高崇民、卢广绩等4人参与起草通电，表明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高崇民等参与起草的电文，后来经过征询东北军、西北军政人员的意见修改后，就是12月13日对外发出的《对时局通电》。对于这次“兵谏”，高崇民、卢广绩等人加紧做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的配合工作，筹备兵谏事宜。
四、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
西安事变发生时，核心组成员高崇民、卢广绩在西安，核心组其他成员在异地。不管身居何处，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客观分析时局，力图和平解决，这成为推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个方面因素。核心组成员从抗日救国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杜重远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从全民族救国大业出发，主张应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遂联络各党派、各团体知名人士，希望他们团结起来，打破成见，共同应对。他给国民政府有影响的冯玉祥、孔祥熙致电，认为营救蒋介石为当今第一要务，希望他们力持镇静。他还致信给社会知名人士杜月笙、黄炎培，希望他们共救危舟，否则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将步西班牙之后尘。
国民党当局认定杜重远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臧启芳建议陈果夫，“杜重远不能摆在张学良身边，否则影响太大;摆在外边也会出乱子，因此宁可将把他押起来”[10]141。于是陈致电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命其将杜扣押。熊式辉马上以共商解决西安事变一事的名义电邀杜重远火速赶赴南京，将其扣押。直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杜才恢复自由。杜重远在中共还未形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之前就能有此种远见和主张，确属难能可贵。
核心组成员还做国民党官员的思想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核心组成员卢广绩受张学良委托，做被押在西安的国民党官员的思想和联络工作。卢广绩是周恩来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的同窗。周恩来到西安后，专门探望了老同学卢广绩，将中共的政策告知，希望他能做一些和平解决的工作。肩负着张学良和周恩来两方面的重托，卢广绩抓紧做被俘的国民党官员的思想工作。他首先去慰问扣押在西京招待所的国民党高级军事顾问蒋百里，做其思想工作。
蒋百里劝说蒋写信给南京当局，暂停轰炸3天，建议派蒋鼎文到南京与何应钦商议解决办法。卢广绩还做了“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情的思想工作。曾扩情表示愿意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尽自己的责任。他以“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的身份，向全国人民进行广播，声明西安事变只是一个政治事件，只要进行协商将很快得以解决。还致函南京方面和驻西北各地的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上书蒋介石，替张杨辩解。这些因素也对蒋介石产生了一定影响。
核心组成员拥护中共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推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路线。高崇民是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召集人，还是中共和平路线的积极推行者。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确定后，尤其是经周恩来精辟的分析后，高崇民思想发生转变，认为只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才能真正地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但他主张和平解决的前提是“有条件放蒋”，多次主持设计委员会议，对西安事变的解决方案进行讨论，最后确定蒋介石只有做出“三项保证”，才能释放。张学良执意要陪蒋介石到南京，不料却被长期扣押。东北军内部群情激愤，誓与南京方面决战。这时，高崇民的主和作用便显现出来，对于维护东北军内部的团结起到了一定作用。
五、竭力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东北军主战派一致要求释放张学良，准备与中央军决战。中央军对西北进行了军事部署，内战一触即发。为了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避免东北军的内乱，核心组成员阎宝航、王化一、王卓然先后受国民党和张学良两方面的委托，前去西安做和谈工作。他们劝说东北军将领团结一致，避免与南京方面发生冲突。西安的核心组成员高崇民、卢广绩两人从大局出发，全力维护东北军的团结。他们遵从张学良的指示，为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不遗余力。鉴于核心组成员在东北的威望和地位，加之与张学良的亲密关系，他们自然成为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解决善后问题的首要人选。阎宝航是在张学良被扣押后，持有张的亲笔信最早抵达西安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东北方面人士。
宋子文、宋美龄向阎做出保证，承诺释放张学良，委托其前往西安，希望杨虎城放回被扣的50多架战斗机和500名空勤人员。阎宝航接受了这个任务，12月29日飞抵西安。西安方面作出了让步，但张学良被蒋介石交军法审判的消息不久传来，给了阎宝航当头一棒。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拍案而起，联名发表“歌电”，要求释放张学良，否则不惜一战。他们分函给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戴笠、张继等，委托阎宝航带回。
阎宝航返回南京，向南京方面讨要说法未果，让其处于尴尬境地。张学良被长期监禁的消息激起了西安方面的强烈愤慨，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形下，戴笠找到了核心组成员王化一，希望王化一、吴翰涛持有张学良、蒋介石的亲笔函，阻止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何应钦也做出军事行动停止后张学良便可回西安的保证。于是王、吴前往西安谋求和平解决，将张学良“主和”的意见转达给杨虎城及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军政人员，但一些东北军主战派还是要求武力解决。
为此，他与西安的高崇民彻夜长谈，均认为东北军的团结是张学良恢复自由的前提。王化一访米春霖、鲍文樾、马占山及主战派孙铭九等人，请其维护东北军的工作。杨虎城还是认真听取了他的劝谏，决心停止军事行动。1937年1月10日午后，洛阳前方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军事行动的停止标志着王化一此行任务的基本完成。
1月11日，王化一与吴翰涛返回南京。结语核心组成员作为张学良的幕僚好友、东北军的高级参议，虽不能力挽狂澜，拯救民族危亡于水火，但其思想与实践在西安事变期间产生了重要影响。概括来说，他们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忠实谏言者，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直接推动者、西北大联合的积极联络者和组织者，西安事变的积极策划者、参与者和支持者，西安事变后的全力维护者。核心组成员在西安事变期间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思想的转变是西安事变爆发的最核心因素，其中与核心组成员的劝谏密不可分。第二，核心组成员酝酿和策划的西北大联合思想，早于中共在1936年初制定的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他们力促而形成的西北大联合，奠定了西安事变发动的基础。第三，西安事变前王化一的“华密”电报、核心组成员对张学良的劝谏虽然不是事变爆发的最直接因素，但成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促进性因素之一。第四，西安事变后，在中共还未确定和平解决的方针之前，核心组成员杜重远等人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对于时局的发展和对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五，核心组成员是在张学良被扣押后处理西安事变善后工作的最合适人选，他们在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几方面斡旋，提出和平解决方案，对于时局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对于维护东北军内部的团结也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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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与西安事变关系之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