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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6-05 17:14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隔代照料在当前中国家庭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然而，因隔代照料而导致老年夫妻的阶段性分离却是转型期新的家庭居住形式，目前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关注较少。这种老年夫妻因隔代照料而分离的现象不但对纵向代际关系产生影响，对横向夫妻关系也是新的挑战
摘要:隔代照料在当前中国家庭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然而，因隔代照料而导致老年夫妻的阶段性分离却是转型期新的家庭居住形式，目前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关注较少。这种老年夫妻因隔代照料而分离的现象不但对纵向代际关系产生影响，对横向夫妻关系也是新的挑战。在这种居住安排模式下，代际团结与代际矛盾同时存在，但在当前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的大背景下，家庭作为个体防御风险的最后堡垒，个体为了维护这最后的避风港，代际之间时刻发生着妥协行为。
关键词:老年群体;隔代照料;夫妻分离;代际妥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急速的转型之中，“人口迅速从农村向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集中;技术进步造成家庭人口空间距离拉大的可能性;个人主义价值观得到发展，个人的世俗幸福和享乐受到重视等等。”①在此背景下，家庭的居住模式、代际关系等也出现了形式各样的变化。其中，因隔代照料而发生老年夫妻分离的现象是转型期新的家庭居住安排模式，目前还未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对这一现象的关注，既是了解中国家庭动态变化的关键，又为解决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困境提供新的视角。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隔代照料在当前中国家庭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然而，因隔代照料而导致老年夫妻的阶段性分离却是转型期新的家庭居住形式，目前整个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关注较少。以往对隔代照料的研究侧重于该行为对子女赡养的影响，而忽略了对老年夫妻原本生活状态的改变。②老年夫妻的分离，往往是老年女性以祖母或者外祖母的身份照料孙辈，并且与子代家庭生活在一起。
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对于老年群体生活持续影响着，往往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受“男主内，女主外”思想的影响，老年女性甚至会习惯性地承担全部的家务劳动，这造成了老年男性在生活上对老伴的依赖，也容易使得离开老伴的老年女性形成思想负担。这一现象的背后，既与我国人口流动规模巨大有关，又与我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不健全，导致的幼龄的孩童缺乏照料有关。
一方面，在当前社会人口流动性极高的情况下，不仅仅是农民向城市的转移和流动，人们在城市之间的流动性也非常大，青年人组建的新家庭有很多都不在亲代所在的城市，因此，这种在很多家庭中出现的老年女性在青年子代家庭中进行隔代照料，而与老伴分离的现象并未引起学者和大众的关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不健全，家庭是个体预防风险的最后堡垒，③在幼龄孩童缺乏照料的双职工家庭中，青年人只能求助于老年父母。
个体化背景下，每个人在追求个体的自由、时尚和高质量的生活标准的同时，也需要考量家庭其他成员的发展需求。随着这种老年夫妻因隔代照料而分离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化，这种居住模式不但对纵向代际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横向夫妻关系也是新的挑战。在这种居住安排模式下，代际团结与代际矛盾同时存在，但在当前社会福利机制不健全的大背景下，家庭作为个体防御风险的最后堡垒，个体为了维护这最后的避风港，代际之间时刻发生着妥协行为，代际妥协是转型期矛盾意向型代际关系缓解的途径，也是代际团结与代际冲突同时存在的状态下维持家庭稳定的策略。
因隔代照料而发生的老年夫妻的分离这一现象，既没有得到研究隔代照料的学者的重视，也没有受到研究农民工群体夫妻分离的学者的关注，至今在学术领域尚处于一个留白状态，但这一类的群体却真实地存在着。对于老年夫妻而言，他们由居住在一起的亲密关系走向地缘上的分离;对于纵向的代际关系，往往出现代际团结与代际冲突并存的局面。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动态变化———倡导个体化与自由的青年子代家庭与注重家庭伦理道德的老年亲代之间的团结与冲突———本文将主要呈现两个内容，一是从家庭纵向关系来看，隔代照料这一行为对于代际关系的影响所体现出的代际团结与冲突的具体形态;二是从家庭横向关系来看，因隔代照料而发生的老年夫妻分离，分离特点及对于老年群体横向夫妻关系的挑战。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国内关于隔代照料的研究大约起始于近二十年前，通常有两种对立的研究视角:一种是中国传统的“家本位”文化及其主导的价值观，另一种是转型期个体化的价值观。所谓“家本位”就是个人的权益在家庭之下，个人要服从于家庭;而后者则强调个人的意志和权力，主张个体的独立。
从我国传统的家本位视角来看，代际关系体现出其团结的一面;然而，在转型期个体化思潮的影响下，很多人提出家庭趋向于核心化和个体化，①家庭成员向着各自的幸福而努力，而不再是为了集体而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代际关系往往体现出其冲突性的一面。一方面是长辈权威的丧失，在家庭关系中，随着科技的变革，互联网的发展，长辈的生活经验已经不再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本向子代传递，老一辈的思想观念也“跟不上潮流”，这也是其权威下降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是青年人群体对于个体利益和享乐主义的追崇，随着西方自由主义的传播，青年人在经济上的独立，个体追求自身的利益和幸福，对长辈的回馈行为减少。这种青年人越来越个体化，老年人群体的权威和话语权丧失，造成家庭代际关系的失衡，代际矛盾意向的形成。然而，事物往往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代际关系并不会呈现极端的团结或者冲突的类别。刘汶蓉等人提出代际矛盾意向所呈现的动态的“推”“拉”过程能够很好的解释转型期的代际关系。②
对于隔代照料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代际关系的讨论，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其一，传统与现代不同情境下的代际团结涵义不同，传统文化下的代际团结是一种主体文化，而现代的代际团结更像是一种“无奈”。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作为中国传统的“家本位”思想毫无疑问会占据首要地位。
其二，转型期个体化背景下代际冲突的凸显，现代社会的个体不再愿意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相反，他们都是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快乐而生活。③沈奕斐也曾提出“个体家庭”的概念，认为现代个体以自我为中心，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构建家庭的结构和关系。④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提出家庭的重要性让位于个体的需求，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的主要功能由为了集体生存而奋斗演化成了为了个体成员提供幸福的私人生活港湾。
其三，代际矛盾意向理论所呈现的“推”“拉”过程更好的诠释了转型期的代际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的动态变化是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作用下进行的，有学者提出家庭代际矛盾意向的视角，意指家庭代际成员之间既有代际团结又有代际冲突，之所以二者能够共存，也是因为在当前社会福利机制不健全的大背景下，家庭作为防御风险的最后堡垒，促进了家庭成员内部的紧密联系。
本文立足于代际团结与代际矛盾相关理论的梳理，结合在豫南X市的S镇和X村进行的近两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和对家中有老年夫妻因隔代照料而发生分离现象的7户家庭进行了非结构式访谈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分析，并在代际矛盾意向理论基础上，提出当前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妥协与让步这一观点。田野调查的地点是在豫南G县的S镇和X村，分别在2018年2月份及2018年11月份进行，分析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这两次调研。
在这一现象中，隔代照料既是一种加强家庭成员联系的行为，是代际团结的表现，家庭成员又可能会因这一居住安排模式而产生冲突，比如，因隔代照料的需要而迫使老年夫妻分离有可能会造成代际冲突，这种转型期新的代际矛盾意向的表现形式，是一项值得关注的议题。隔代照料与老年夫妻的分离，从纵向上看可窥见家庭代际关系的动态变化的一角，从横向上可观察老年夫妻的新的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群体的生活的影响。从这一角度上来说，是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在引导着我们思考的全面性。代际妥协是通过调研所得的经验材料总结而来，是转型期矛盾意向型代际关系缓解的途径，也是代际团结与代际冲突同时存在的状态下维持家庭稳定的策略。
三、隔代照料:纵向代际关系的维护
“传统的中国代际关系是抚育与赡养之间的平衡，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不仅包括父母年老体弱时获得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料，而且还包括子女嘘寒问暖的情感慰藉、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①在传统文化体系下，家庭成员间有强固的家庭凝聚力，祖辈把照顾孙辈当成自己的责任与义务，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照顾孙辈的职责，并能从中得到快乐和情感的满足。费孝通将中国的代际关系视为一种反馈模式，即区别于西方的“接力模式”，我国的家庭代际关系是一种“抚养—赡养”模式，亲代对子代有抚养的义务，子代对亲代有赡养的义务，这种相互的义务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规范和文化传承。
②然而传统文化规范的解释近些年来也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传统的孝道文化在衰落，反馈模式赖以依存的道德环境不再牢固。贺雪峰等人认为，转型期亲代对于子代的抚养中加重了资助子代接受教育的责任，并且中部农村的家庭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代际关系，亲代对子代的投资日益加重，包括负担儿子娶媳妇买房子等重大事件，而子代反馈的责任则只是在亲代丧失劳动能力之后。这种代际关系的转变更多的是向着对亲代不利的方向发展。③
可见，代际团结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作用下，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个体化背景下的代际冲突却时常发生，在风险社会的大环境下，社会保障体制并不健全，家庭作为防御风险的主要团体，对于每一个个体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因隔代照料而使得老年夫妻分离这一现象中，尽管代际团结与代际冲突同时存在，但是隔代照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老人与青年双方的需求。事实上，无论孝道文化是否衰落，老年群体进行隔代照料都是对纵向代际关系的维护与加强。
宋璐等人提供了基于利他原则的对代际资源转移的理论解释，即一个利他的个体(家庭户主)控制大部分家庭资源，其关心全部家庭成员的福利高于自身的利益，家庭资源的分配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④与此相类似，孙鹃娟等人提出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解释路径，认为家庭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是家庭中利他行为、互惠与合作行为、交换行为等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推动力。⑤
为了实现家庭成员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在综合考虑经济收益、子女事业发展、养老的各种需求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留守老人和子女更愿意选择使家庭成员总体利益最大化的方案———成年子女外出务工经商、老年父母各司其职，分别管理孙辈照料工作和留守家中，积极的纵向代际关系对老年群体的生活影响是正向的，特别是在养老问题突出的当今社会，隔代照料既给老年人提供帮助成年子代的机会，又给成年子代特别是双职工家庭减轻了家庭负担。
(一)从“代际团结”到“各取所需”
长久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了完整而严密的传统家庭制度，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代际团结是一种主体文化。对于老年群体来说，纵向代际关系的维护是其实现传统家庭责任伦理、情感联系的基础。“这种制度以父权制为基础，对于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亲属关系、小家庭与家族的关系、家族与外部的关系都有着详尽的规定，并且通过社会化内化到社会成员的意识中，在文化上对它也加以支持和维护。”①
虽然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传统家庭制度接连不断地受到冲击，但还是留下了深厚的传统积淀，比如父系财产继承制、从夫居等等，这些传统因素往往在农村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一直以来，中国的家庭被看成是一个以家为纲的典型，“抚养—赡养”的代际反馈模式一直是主导型的代际关系模式，传统文化下的代际团结作为一种主体文化，却受到了现代化的冲击。受到现代个体化思潮的影响，这种代际团结已然演变成了一种各取所需的代际关系模式。
阎云翔借鉴贝克的“个体化”概念对当前中国社会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的个人，正在从各种传统群体和单位组织中独立出来，特别是青年人的个体化思想突出。正如豫南的一位青年被访对象陈女士说，“我既希望我妈能够帮助我带小孩，又想在家里一切听我的安排”。个体化不仅仅体现在年轻人身上，老年人也同样不再只有“大公无私”的行为。
本文的另一位访谈对象赵女士讲述了她婆婆“奇怪”的行为，在一个下雨天，偏逢家里的屋顶漏雨，有一个房间的衣柜正巧在漏雨的屋顶下面，衣柜里面的衣服都被打湿了，她婆婆首先发现这件事的，然后婆婆竟然打开衣柜只把自己的衣服拿出来了，里面还有小孩子的衣服，她当没看见似的，这个事情就引起了家庭矛盾，媳妇对这个婆婆很不满。
可见，个体化与一体化似乎在每一个家庭成员身上得以体现，个体化表现为家庭成员将个人的需求放在首位;一体化表现为无论是在钱财上，还是在劳动力上，家庭成员往往可以共享这些资源。传统的家庭内部作为一个整体的代际团结模式被两代人分解为“老有所养”与“老有所用”。一方面，隔代照料者的动机是老有所养，也就是说，老年人群体为了老有所养，没法拒绝成年子代的要求。
访谈对象高女士的家里就是这样，由于公婆有俩儿子，所以既要顾及大儿子家里，又要顾及小儿子家里，大儿子前几年在郑州市买了房子，生了两个小孩，一个一岁，一个两岁，所以就把婆婆叫过来帮衬着，高女士夫妇俩每天还要上班。但是婆婆却经常想着要回去，因为害怕小儿子对她不满意，以后不给她养老。小儿子是在村里的，公公有时在村里帮忙照顾小儿子的孩子，有时会外出打工，当问及为什么两个老人没有一起接过来时，高女士答到“没有必要啊”。
另一方面，成年子代让老年人过来帮衬着，也是出于“老有所用”的动机———既然必须养老，就要先利用好老年人的价值。赵女士说虽然我跟婆婆有很多矛盾，但是一定要让婆婆照顾孩子，因为“不管我用不用这个老的，我以后都得给她养老，所以我必须用。”这个媳妇和她的婆婆相处得不是很融洽，经常会因为琐事闹矛盾，婆婆吵闹着要离开，但是媳妇不让，不然就像吃亏了一样。
四、夫妻分离:横向亲密关系的挑战
因隔代照料而发生老年夫妻分离的现象是转型期新的家庭居住安排模式，这种老年夫妻分开居住的现象属于西方社会学近二十年前定义的一种伴侣(couple)的分离相守(livingaparttogether，即LAT)的亲密关系模式，西方学者将LAT界定为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伴侣没有居住在一起的现象。①然而，对于这种婚后不因感情破裂而发生的夫妻分开居住的现象，国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20世纪末期国内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学者对于夫妻分开居住的现象研究并不多见。
杨春娟曾借用法律上分居的概念界定了两种分居状态，一种是法律上因感情破裂而产生的夫妻分居;另一种是不因感情破裂而发生的分居现象，由于工作的需要而造成的短期或长期的夫妻两地分居的行为。②她认为，是改革之后生产方式的改变，引起了社会关系的改变，具体来说就是家庭居住安排的改变。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家庭居住模式也呈现出各种新的形态，夫妻两地分居也是新形式中较为普遍的一种。
改革开放之前，除了军人、商人、政府从业者等群体因工作暂时性发生不因感情破裂而分离的现象之外，我国的家庭婚姻生活一直都是夫妻同住。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学者开始关注对农村夫妻异地居住的现象。部分学者认为，留守妇女和外出务工丈夫在长期分居、聚少离多的婚姻生活中，依靠电话进行信息沟通和互动，但空间距离仍不可避免地给留守妇女带来强烈的孤单感和性压抑。尽管如此，由于夫妻之间的性别分工和角色功能互补，分居的婚姻关系并没有变得不稳定而是更加和谐，也因此推动了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善。③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的兴起，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两地分居机制的研究认为，分居是综合因素的制约而非经济因素的主导、是被动的行为而非主动的选择。④而老年夫妻因隔代照料的分离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同时，分离的老年夫妻之间的联系也较为频繁。从对本研究对象的访谈来看，老年夫妻分离具有明显的两个共同特点:阶段性与沟通的频繁性。
其一，老年夫妻分离的阶段性。长达十几年，短的也有两三年，大多数老年女性是从孙辈出生照顾到小孩子能上学再回去。也就是，这种老年夫妻的分离呈现出一种阶段性的特征，外出的老年女性都会想着要回乡去跟老伴团聚，在新的城市照料孙辈只是暂时的，阶段性的权宜之计而已。当问到高女士的婆婆什么时候会回去跟公公相聚，高女士回答说，“这要看我这个工作情况了，我要是忙不过来，她自然就回不去”。可见，在决定什么时候能够返回与老伴团聚这一点上，成年子代的需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其二，老年夫妻沟通的频繁性。高女士的婆婆与公公每天都会打电话，赵女士的婆婆每天都会和留在村里的公公语音聊天两三次。随着网络的发展，通讯越来越便利，老年夫妻特别是独自一人留守在家中的那一方需要情感上的慰藉，所以老年夫妻尽管在地缘上处于分离状态，但是沟通却十分频繁。
五、代际妥协:“家”作为唯一的避风港
这种居住安排模式所呈现的代际矛盾意向，是通过青年子代的个体化思想和以老年亲代的传统家本位思想的碰撞诱发的，但是尽管代际团结与冲突并存，亲代与子代双方都在妥协。亲代与子代双方的妥协是隔代照料与老年夫妻分离两个现象同时发生的基础。正如前文所述，家庭作为中国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共同体，和防御社会风险的唯一屏障，将个人的利益与生死荣辱通过血缘与姻缘联系起来，青年人的个体化难以实现，老年人更无法将子代家庭的困难置之度外，因此难以安享晚年。
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使得个体没有别的选择，社会转型期个体生活中的经济风险、婚姻风险都迅速增大，“亲子关系的工具性意义强化了代际依赖的精神意义，成为个体寻求稳定感、安全感和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资源。”①对于子代而言，个体化与自由的生活是其所向往的，年轻人更加向往核心家庭的亲密与幸福，因为与长辈居住在一起总容易形成约束和冲突，如果不与老年亲代居住在一起，代际之间的矛盾也可能会减少，也不会因育儿理念的不同而发生频繁的冲突。
对于亲代而言，受制于传统思想的约束，基于对风险社会的考量，以及顾虑到子代的经济负担等因素，隔代照料并与老伴分离往往是老年女性不得不为之的策略性行为。事实上，老年女性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优先照料子代幼小的孩子，还是与老伴相守，透视着横向和纵向的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这种居住安排模式，对于老年人群体来说，其追求个体幸福的权利受到负面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赢得了家庭的稳定和幸福以及子代的长远发展。
对于青年人来说，其幼龄孩子得到了照料，消极的影响是与年长的父母相处时容易增加代际冲突。总的来说，虽然如上文所述，很多学者提出个体化思潮已经深入中国社会和家庭之中，然而，实际上，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人，在当前经济压力剧增、福利制度不健全的状态下，离实现个体化自由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日常生活往往会受制于中国居高不下的房价和快速变化的生活节奏。
而老年群体的牺牲却是不能忽视的，未富先老，难以享受社会福利，患病增加的同时就医依旧困难……等等难题只是老年人群体面临的一部分挑战，他们在面对这些困难的同时依旧需要给成年子代经济和照料上的支持，甚至会因隔代照料而发生老年夫妻分离的现象，是加重老年生活负担不可忽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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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老年群体的双重挑战:隔代照料与夫妻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