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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6-13 17:31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章士钊在英国阿伯丁大学接受了系统的逻辑学习和训练。《逻辑指要》一书也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形成的。这对章士钊的学术方法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此后的研究中他以西方逻辑体系框架为基础，对印度因明与墨辩逻辑进行了比较研究。 关
摘要:章士钊在英国阿伯丁大学接受了系统的逻辑学习和训练。《逻辑指要》一书也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形成的。这对章士钊的学术方法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此后的研究中他以西方逻辑体系框架为基础，对印度因明与墨辩逻辑进行了比较研究。
关键词:章士钊;思想起源;学术方法
一、章士钊逻辑思想起源
在近代中国逻辑史研究开拓的重要时期，以梁启超、章士钊、胡适等人为代表的开拓者们筚路蓝缕，艰苦备尝，开创了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先河，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确立了中国逻辑史的研究领域，为中国逻辑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时期，章士钊可谓用功甚勤，功勋卓著，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乃至现当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章士钊接受专业逻辑思想是在英国。他1907年进入詹姆斯·穆勒的母校爱丁堡大学。1909年进入阿伯丁大学(章士钊称之为厄北淀大学)学习。
其逻辑思想主要受到戴维逊、耶方斯和穆勒的影响。2010年起与英国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ofAberdeen)多次查询沟通，一直未能找到关于章士钊的学习记录。2017年8月底，校方管理人员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经人工查找原始档案才最终确认:章士钊于1909年入学时，他的名字被大学员工错误的拼写成了ChangShi-chao，住址是德文郡路34号(34DevonshireRoad)，出生日期也被错登为1885年，出生地中国长沙。
学校查到当时杨昌济(Chang-ZiYang)给出的住址也是德文郡路34号，而杨昌济是经章士钊和杨毓麟向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监蒯光典推荐，所以蒯光典才调其去英国深造。杨昌济于1909年春天从日本直接前往英国，当时章士钊在该校学习，章士钊和杨毓麟与学校当局联系，杨昌济被哲学系录取。当时在此的中国学生只有三杨(杨昌济、杨毓麟、杨曾诰)和章士钊四个人，所以ChangShi-chao必定是章士钊无疑。校方还说明戴维森(WilliamLeslieDavidson)教授在1895—1926年教授逻辑课，在1909—1910年期间很有可能教了章士钊。
同时逻辑学助教哈罗德(HaroldE.B.Speight)硕士应该也指导过章士钊学习逻辑。戴维森出生在阿伯丁，并在阿伯丁大学任教直到1926年去世。在1885年出版的《逻辑的定义》(TheLogicofDefinition)和1907年出版的《斯多葛派的信条》(Thestoiccreed)两本书作为此间的逻辑教材讲授。《逻辑的定义》中制定和阐述了定义的原则;语言及其含义;定义的性质及其模式;定义的界限及其特点;归纳定义和演绎定义;并对法律、学校和哲学词汇等都做了定义的解释。《斯多葛派的信条》书中按照时间顺序详细介绍了斯多葛学派各个时期的思想及评价。
章士钊在此受到了及其系统的逻辑学习和训练，在其后的学术中大量运用了逻辑的定义。譬如他认为学术专用名词必须有公认的内涵与外延，逻辑学译名的正名问题是首要问题，是逻辑学研究中的最大障碍。同时，针对逻辑学专业名词翻译差异化，且不利于学科发展的现状。在他的逻辑研究成果中如内涵、命题、前提等逻辑学名词，至今仍在运用。又如他在讲到逻辑的立界时，引用穆勒的话:逻辑不给人以证明，而能教人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和如何来决定他的印证的是非;不说某件事的证明是某件事，而说用什么因果关系，这可以证明对方。
他为逻辑所做的界说为:逻辑者依据法式综核名实以正其思之学。这一界说实际上借鉴并加入了耶方斯的观点。耶方斯认为为逻辑作诂，一则曰典要，再则曰经，始终不脱法之一念，良非无故。标准一致而不改变，事物可以在标准之下周流而无穷，在不改变标准的情况下，以不变应万变，这才是逻辑。章士钊认为“以此补充界义，更为周切”。
二、逻辑思想的形成———《逻辑指要》
《逻辑指要》一书是在章士钊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部著述。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就开始关注中国逻辑的发展，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参与逻辑学术讨论，主要包括作为《逻辑指要》附录的《名学他辩》、《墨议》、《论翻译名义》、《名墨訾应论》、《名墨方行辩》、《原指》等，其中的逻辑思想亦渗透在其著述《逻辑指要》中。1915年8月，章士钊进入学术界，担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讲授逻辑学。他在《逻辑指要·自序》中说:“千九百十八年，余以此科都讲北京大学。……主学生自为笔录，不颁讲章，吾亦疏于纂记，逻辑未有专著。”〔2〕
293后来的《逻辑指要》就是对此时的讲义的整理和修补。实际上，作为教学讲义的《逻辑指要》初稿在此时已经完成。1930年，应张学良之邀，章士钊到东北大学文学院任主任，讲授逻辑学知识。1939年2月，章士钊受国民党之邀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被选举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在这个过程中，章士钊被张君劢推荐给蒋介石，为之讲解逻辑学。据章士钊讲，其时蒋介石标榜要“以精神之学教天下，审国人用智浮泛不切，欲得以逻辑以药之，而求其人于吾友张君劢。君劢不审吾学之无似，为之游扬，公遂虚衷自牧，不耻下问，并督为讲录，俾便鉴观。”〔2〕
293如上所述，可见当时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国人的思想统治，企图以逻辑学来训练人们的思维能力，为此向张君劢咨询，而又特别推荐章士钊。蒋介石接见章士钊时，称赞其逻辑学，并嘱其给陆军大学和警官学校讲授逻辑学。在教学过程中，他开始整理逻辑讲义旧稿，不断增益删补，进行系统著述，并于1943年出版发行。该书是章士钊三十余年反复研讨与教学的总结，对我国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可见，《逻辑指要》一书的成书过程与其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是密不可分的，是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
《逻辑指要》一书初稿作为大学逻辑讲义写于1917年，后经章士钊增益删补，系统整理，于1943年6月由重庆时代精神出版社付梓印行。此书原计划是在1939年出版，当时还请了张君劢、高承元写了序文，后来因故未能按原计划进行。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支持下，章士钊的《逻辑指要》又刊行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由上海书店根据时代精神社1943年版影印出版，载入《民国丛书》第三编之九，全部照原版印制，张君劢、高承元的序言，章士钊的自序包括对蒋介石逢迎之词均照录出版，使读者得以观其原貌。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丛书》第三编之九共影印了两本民国时期出版的逻辑学专著，《逻辑指要》，是竖排;另一本是金岳霖的《逻辑》，是横排。该书从左向右翻页，《逻辑指要》是卷首;从右向左翻页，《逻辑》是卷首。
可见，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是与金岳霖的《逻辑》相并称的两本重要的近代逻辑学著作。《逻辑指要》在1959年就列入了中央政治研究室出版计划，随后列入三联书社“逻辑丛刊”的出版计划。1961年，《逻辑指要》由三联书社出版，竖排改为横排，删去了1943年版中张君劢、高承元的序言，保留了《自序》，删去了对蒋介石逢迎的话，新增了《重版说明》，吸收了毛泽东代拟的“说明”的全部内容。三联版经过章士钊的修改，删去了二十分之一的内容。2000年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了《章士钊全集》，其中第7卷收录了《逻辑指要》，以三联书社版本为基础，增加了重庆时代精神出版社版本的张君劢和高承元两篇序言，并收录章士钊关于先秦名辩研究的重要论文，可谓足本。
章士钊在《逻辑指要》中认为，逻辑并非西方所独有，逻辑这个名词起源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有说欧洲有逻辑，中国没有逻辑的，乃不实之言也。欧洲逻辑与先秦名学，就像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他同时指出，西方演绎逻辑自亚里士多德至17世纪，停滞不前，而归纳逻辑并未提及;而自培根《新工具》之后，归纳逻辑才开始逐渐重视，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
而中国则不然，演绎和归纳同时发展。比如我们的周秦名理用墨辩来说，就是内外双举，从没有摒弃另一个。只可惜后继无人，以致埋没至今，章士钊希望以西方逻辑为经线，我国名理为纬线，密密比排。相互依托，互相渗透，形成一种新的学问，乃别开生面的创举。
《逻辑指要》全书共分二十八章，基本上是按照西方逻辑的体例顺序编排的。该书分别对逻辑的定义、逻辑的基本规律、概念、外延与内涵、命题及命题关系、演绎与归纳、三段论、类推、悖论等等作了介绍。最后还附有章士钊写的5篇文章，分别为《名墨訾应论》(1923)、《名学他辨》(1923)、《墨议》(1923)《原指》(1927)《名墨方行辨》(1927)。
章士钊的《逻辑指要》对西方传统的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逻辑的钻研非常之深，对西方逻辑的历史和发展现状非常了解，从古希腊苏格拉底到20世纪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章士钊对他们的思想和主张都如数家珍。同时，他还能运用西方逻辑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逻辑思想，从《诗经》、《墨经》、《史记》、《中庸》、《论语》、《战国策》等到《辨学启蒙》、《穆勒名学》、《致知浅说》、《名理探》，从老子、庄子、孔子、墨子到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章士钊几乎把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家和学者的思想纳入逻辑的框架之中。由此可见，章士钊学识之渊博，对逻辑理解之深刻。
三、章士钊研究逻辑的方法及特点
章士钊在其著述《逻辑指要》、《章氏墨学》及其他相关文章中，以其独有的叙述方式对中西逻辑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阐述，对中国古代名辩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中西逻辑体系作了详细的比较，建立了独特的逻辑体系。他在研究中运用了多种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有两种:考证训诂法、横向比较法。
1.考证训诂法
章士钊为学严谨，经常采用考证训诂的方法对《墨经》中的经条进行考证。他认为，必须先对中国传统逻辑思想进行考证训诂，这是做研究的基础。在其相关文章中对有关逻辑方面的重要经条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训诂、分析解读，指出了当时学界对一些经条的错误解释。在《名学他辨》中，章士钊在反驳胡适的观点时，训诂考证了“彼”这一概念。在谈论三段论时说，章士钊对连珠进行了考证训诂，进而对严复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指出，严复把三段论译为连珠。
对于连珠的源流，章士钊也进行了梳理，“辞句连续，互相发明”〔2〕391可以解释“三段”，他认为三段与连珠并非一回事，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由上面列举的案例可见，考证训诂的方法在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章氏墨学》等诸多著作、文章中都有所应用，它并不单纯分析论证古文中文字的对与错，而是或用于考证一事物所包含的内容以及其历史发展的过程，又或是论证文章中所包含的本质内容等等。而章士钊引征的著作涉及古今中外，所举的例子也都涉猎广泛，既有西方自苏格拉底至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逻辑学家，亦有中国古自老子、庄子、孔子、墨子等人，近及严复、梁启超等。
2.横向比较法
横向比较的方法是章士钊在《逻辑指要》中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方法。所谓横向比较方法，是指把不同民族、国家的逻辑理论和思想按照相同历史时期或历史发展的相同阶段进行比较的一种方法。用章士钊自己的话说就是“融贯中西，特树一帜”〔2〕295，具体就是“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密密比排，蔚成一学”〔2〕295。他把中国古代名辩学与西方传统逻辑相比较，这是一种横向比较，因此称他的这种方法是一种横向比较方法。
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自严复、梁启超起被中国近代学者普遍运用，章士钊不仅继承了这种研究方法，并提出“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密密比排，蔚成一学”〔2〕295，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依据这一方法，通过对中西逻辑思想与逻辑体系的分析研究，将两种思想体系通过比较的方法将其合流，形成了独特的逻辑思想体系。譬如，章士钊将《墨辩》中的“三物论式”、印度因明中的“三支论式”与西方传统逻辑中的“三段论式”进行比较。
第一，章士钊以西方逻辑体系框架为基础，对中国名辩理论做了较为全面地梳理，对中西逻辑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比较。章士钊依照西方逻辑的体系对《逻辑指要》进行架构，依次对概念、命题、推理(演绎和归纳)、悖论等进行阐述、分析。他用中国古代名辩中的名词解释西方逻辑的概念，并对二者进行分类比较，进而把中国名辩思想中相对零散的逻辑思想进行系统化整理。书中随处可见其运用横向比较方法的案例。在阐述命题时，章士钊指出命题就是“辞”。荀子曰:“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喻一意也”〔2〕411。
这里的辞，就是命题。命题在《墨经》曰饵。《说文》云:饵，饮也。再如，章士钊引墨经中的相关论述将西方逻辑三段论与三物语经相比较，认为就其构成而言，三段论“包含之词亦止于三”〔2〕398，三辞即大词、中词和小词，而词是用来给物命名的，因此三词亦可称为三物。中国的《墨经》中亦存在西方的三段论，《大取篇》曰:“语经，语经也。白马非马，执驹马说求之。
……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1〕126。“……今白马与马与驹，是为三物，而驹为第三物，执以为说而求之，即所谓彼，或又曰他。”〔1〕126白马、马、驹相当于大项、小项和中项，只有大项和小项不能推出结论，需要中项作为媒介，而三段论中的中项就是第三物驹。西方的三段论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2〕398。
他指出，“此(三物)其结构，全然与逻辑三段合符;以是三段论法，亦可曰三物语经”。〔2〕398也就是说，章士钊认为墨经所谓的三物语经与三段论的形式相符。而在进一步对“三物”作具体阐述时，章士钊引《小取》中的“推”、“辩”与西方逻辑三段论中的大、中、小项相比较，以进行说明。《小取》云:“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章士钊认为，“所取者”就是大项和小项，因为它在前提和结论中都出现过，“所不取”是作为联结大、小项的媒介，在结论中没有出现，所以是中项。第二，章士钊还对印度因明与墨辩逻辑、西方逻辑进行了比较研究。
对于印度因明与中西方逻辑的比较，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与研究。章太炎对墨家辩式、三段论与印度因明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三者都是“三支比量”，只是排列秩序上有所差异，而印度因明的结构与“辩说之道”相符，他最推崇因明。梁启超也进行过墨辩逻辑、三段论与印度因明的比较，他从推理形式的角度出发，认为三段论与因明都比较注重推理形式的公式化和形式化，都是由三个命题构成，有其固定的结构，而墨辩逻辑在这一方面有所欠缺。而章士钊对于三段论与因明的比较研究，与他们既有相似之处，亦有其独到见解。章士钊认为墨辩逻辑、印度因明与西方逻辑三段论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
比如，章士钊指出:因明的推论形式，以“量”为基础;形式为五支，比三段论的三段多出了两项，分别称为宗、因、喻、合、结。例如:一、彼山必有火……………………………宗二、有烟故…………………………………因三、凡有烟处有火———如灶………………喻四、今彼山有烟……………………………合五、故彼山有火……………………………结而宗支，是所断定的事实，也就是结论。因，起媒介的作用，与中项作用相当。
喻支，可视为大前提。在此按照三段论的形式来安排，道理也是相通的。在《名学他辩》中章士钊也总结到:“以三物论事，号为常经，可见当时立论之体制，与逻辑三段，因明三支相合。”〔1〕126他认为，虽然因明论式由宗、因、喻、合、结构成，但它的基本结构与逻辑三段论和因明三支的结构基本一致。同时，章士钊认为逻辑三段论和印度因明之间亦有差异所在。在章士钊看来，古因明用其他的事物来设置譬喻，分为两种，一为喻体，一为喻依。如“凡所作者皆是无常，譬如瓶等”一例中，前半句为喻体，后半句为喻依。墨辩似乎也有这样的情况。
三支论式中整体只举一物为喻依，墨辩中名为“推”;五支论式中涉及多物，墨辩中名为“譬”。“喻依”就是取譬设喻，且因明五支作法的设喻涵盖了归纳逻辑的内容。而三段论则不然，三段论非常重视概念，一切事物都要有其性质判断，都有其内涵和外延，其论证多从概念出发而不是设喻。而且三段论是演绎逻辑，这也区别与古代因明。
他指出:因明与逻辑为何会有如此差异呢?没其他的，也就是正理派(因明)从“量”入手，为证明服务;逻辑由规则入手，重在推理而已。若有进一步研究，逻辑学家也一定会勘定因明，总是会举“声无常”一例。……特别是“声常住”论，足以与西方逻辑的“概念论”相互阐明，也不失为名理比较研究的好佐证之一，因此作如上讨论。王渔洋《居易录》所载毛大可对苏东坡的诗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批驳，按因明五支列之:一、鸭先知…………………………………宗二、春江水暖故……………………………因三、凡江水暖，泽禽必先知之—如鹅喻………四、今春江水暖……………………………合五、故鸭先知………………………………
结结语
章士钊认为“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西方逻辑发展到近代，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而中国的逻辑思想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化的各个角落，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因此要对此进行整理和总结，用西方逻辑的知识比照中国的逻辑思想，从中国文化中择取逻辑的理论。〔3〕102通过对章士钊学习经历的探寻从而得知章士钊的学习内容，进而研究其逻辑思想根源，这种源流追寻的方法对研究逻辑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方法对研究《逻辑指要》的一书的形成原因、经过、内容及方法有了一个主线贯通。也为研究其逻辑思想的方法和特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1〕章士钊全集(第4卷)[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2〕章士钊全集(第7卷)[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3〕张栋豪.中国逻辑史方法论在近代的演变[D].天津:南开大学，2010.
政工师评职投稿刊物：思想教育与法律教育的重要性
这篇政法期刊论文发表了思想教育与法律教育的重要性，目前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化，各行各业的技术核心保密工作越发重要，职工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尚的思想认知，将会对我国核心技术或国防安全构成威胁，论文介绍了保密培训中思想教育、法律教育的重要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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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逻辑思想起源和学术方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