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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7-03 17:53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为探究生猪养殖区域规模调整问题，按照《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以氮、磷为衡量元素，分析各生猪优势产区畜禽粪污的土地承载现状，使用面板回归讨论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的影响因素，针对不同土地承载状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结果显示:4个生猪
摘要:为探究生猪养殖区域规模调整问题，按照《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以氮、磷为衡量元素，分析各生猪优势产区畜禽粪污的土地承载现状，使用面板回归讨论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的影响因素，针对不同土地承载状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结果显示:4个生猪养殖优势产区存在3种不同土地承载状况，政府在环境保护与生猪养殖协调发展工作上的努力初见成效，相关环境政策与产业发展逐渐融合，生猪市场价格是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的重要引导因素，两者呈指数相关关系，经济因素、比较收益和技术条件对生猪养殖区域规模有同向线性影响，生产成本和交通因素对生猪养殖区域规模有反向线性影响，而资源禀赋对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的变动影响不大。建议在畜禽养殖潜力区实施“鼓励型”政策，在畜禽养殖超载区实施“规制型”政策，在畜禽养殖超载—平衡混合区实施“引导型”政策，以达到环境保护和生猪养殖和谐发展的总目标。
关键词:生猪养殖区域规模;土地承载力;畜禽养殖污染;面板回归模型
近年来，我国生猪养殖业规模快速扩张，全国生猪年出栏量从2000年的5.19亿头增加到2015年的7.08亿头，增长了36.56%;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也大幅提高，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年出栏200头及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场存栏占比达到62.9%。然而，我国生猪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也增加了粪污排放量，导致连同生猪在内的畜禽养殖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1，2]。
根据我国《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畜禽养殖业粪便产生量2.43亿t，尿液产生量1.63亿t，所排放的COD、总氮和总磷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1.9%、21.7%和37.9%，畜禽粪便产生量已大大超过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数量[3，4]。山东等6省份粪便资源超过1.00亿t，北京等6省份农地氮磷负荷超标，约有20个省份超过本省份50%环境容量[5]。尽管畜禽粪便可为土地提供一定的营养，但大量粪污排放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地畜禽环境的承载力[6，7]，对能源利用、气温变暖和富营养化造成了环境负担[8，9]，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该问题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近几年一系列以促进畜禽养殖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为目标的政策法规相继出台: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拉开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的新篇章;2014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专门针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法规性文件《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依据和指导。
2015年和2016年我国连续印发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保障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高质有效开展;2017年，我国《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以土地消纳粪污能力确定养殖规模，明确环境污染与畜禽养殖规模之间的关系;2017年，我国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提出以肥料化利用为基础实行“以地定畜”，促进种养业在布局上相协调，精准规划引导畜牧业发展。
生猪产业是我国畜牧业的主导产业，其规模和产值都处于重要地位，产业特点对整个畜牧业都有参考作用。在生猪养殖区域规模上，大多数学者认为规模并非越大越好，过大的规模会导致养殖成本大量提高、环境污染加重，导致产生规模不经济[10]。但目前我国并没有对生猪养殖区域规模进行统一数值的管制规定，主要是由于各省份社会经济环境和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生猪养殖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各地区必须因地制宜地选择生猪养殖区域规模[11]。
对此，已有研究发现影响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的地区因素主要有:①生猪养殖成本。玉米是生猪的主要日粮，成为养殖成本的主要来源。近年来东北地区玉米优势产区的生猪养殖区域规模呈扩大趋势[12]。②环境容纳能力。我国的生猪养殖业受资源环境制约逐年加重[13]，环境容纳能力较强的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生猪养殖密度较高、规模较大[14，15]。③政府规制。环境规制对地区的生猪生产规模有抑制作用，生猪生产中存在“污染天堂效应”，环境规制严格的地区生猪养殖规模较小，环境管制宽松的地区生猪养殖规模较大[16，17]。
总之，生猪养殖区域的规模变化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粮食增产、政策扶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合我国相关政策目标，在考虑生猪养殖区域的畜禽粪污土地环境承载力下，如何结合生猪养殖业本身的特点，“以地定畜”，调整生猪养殖区域规模，实现环境保护和生猪养殖业的协调发展成为当前我国生猪养殖业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分析了各生猪优势产区的畜禽粪污土地承载现状，讨论了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的影响因素。根据各影响因素与生猪养殖区域规模之间的关系，对处于不同畜禽粪污土地承载状况下的生猪养殖产区的调整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1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
1.1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的测算方法
为了使研究样本更具代表性，本文选择《全国生猪优势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年)》中生猪优势产区的19个省份进行分析，其中由于辽宁省的宏观数据质量欠佳，故予以剔除，余下18个省份的情况。
根据《指南》中猪当量的折算法则，综合考虑畜禽粪污养分在收集、处理和贮存过程中的损失，单位猪当量氮养分供给量为7kg，磷养分供给量为1.2kg。通过计算，得到主要畜禽的猪当量及氮磷养分供给。不同植物单位产量(单位面积)适宜氮(磷)养分需求量参照《指南》确定。其中，蔬菜需要吸收的氮磷量为《指南》中8个蔬菜品种的平均数，人工草地需要吸收的氮磷量为《指南》中两个草类品种的平均数，人工林地需要吸收的氮磷量为《指南》中两个树木品种的平均数。2017年，氮磷施肥供给占比、氮素当季利用率和磷素当季利用率取值参照《指南》的要求。
1.2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结果
根据《全国生猪优势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年)》，测算2008—2015年的平均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以磷养分为标准对我国生猪优势产区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进行测算，发现中部产区的平均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为1.05，大于1，属于畜禽养殖超载区。该产区中河北、河南和湖北3个省份的土地承载力分别为1.10、1.51和1.66，处于畜禽超载状态;山东的土地承载力为0.86，处于畜禽平衡状态;安徽、江西和湖南3个省的土地承载力分别为0.77、0.75和0.72，畜禽养殖还有一定环境容量。西南产区的平均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为1.11，大于1，属于畜禽养殖超载区。
该产区中广西、重庆和云南3个省的土地承载力分别为1.07、1.54和1.05，处于畜禽超载状态;四川和贵州两个省的土地承载力分别为0.99和0.89，处于畜禽养殖平衡状态。沿海产区的平均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为0.88，介于0.8和1之间，属于畜禽平衡区。该产区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4个省的磷养分承载力介于0.8和1之间，处于畜禽养殖平衡状态。东北产区的平均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为0.67，小于0.8，属于畜禽养殖潜力区。
该产区两个省份中黑龙江处于畜禽养殖平衡状态，土地承载力为0.98;吉林的磷养分土地承载力为0.35，畜禽养殖还有较大环境容量。综上所述，从氮养分土地承载力来看，西南产区和沿海产区的畜禽养殖区域规模应适当调减，中部产区的畜禽养殖区域规模已接近环境饱和状态，但部分养殖省份还有一定环境容量，东北产区的畜禽养殖还有较大的环境容量。从磷养分土地承载力来看，中部产区和西南产区的畜禽总体养殖区域规模应适当调减，其中中部产区的部分省份还有养殖规模扩大的潜力，沿海产区的畜禽养殖区域规模处于平衡状态，且4个省份无较大差异，东北产区的畜禽养殖区域规模还有较大的潜力。
2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的影响因素
2.1生猪养殖区域规模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说
本文根据农户行为理论、环境经济学理论等相关理论，结合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影响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的因素设定为生产成本、市场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因素、交通因素5个因素:
①生产成本。
生猪养殖需要资本、人力、土地等成本的投入，总成本投入高低直接影响生猪养殖区域规模决策。生猪养殖投入总成本越高，农户的养殖负担越重，农户越有可能减小生猪养殖个体规模，导致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缩减;生猪养殖投入总成本越低，农户的养殖负担越轻，农户越有可能扩大生猪养殖规模，导致生猪养殖区域规模扩大。因此，本文选择每头生猪养殖总成本来反映生产成本，并假设生产成本与生猪养殖区域规模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②市场条件。
生猪市场价格具备传递生猪养殖信息的功能，大多数生猪养殖户会依靠上一期生猪市场价格进行当期生猪养殖决策。前期生猪市场价格对生猪养殖区域规模有重要影响作用，前期生猪市场价格较高，农户判断生猪养殖有利可图，便会扩大个体生猪养殖规模，导致生猪养殖区域规模扩大;若前期生猪市场价格较低，农户就会做出相反决策。因此，本文选择各地区前1年待宰活猪的平均价格反映市场条件，并假设市场条件与生猪养殖区域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③资源禀赋。
农业产业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受到地区自然资源的极大约束，包括土地、水、气温等资源禀赋，生猪养殖也需要适宜的资源禀赋为其提供必要的生长环境和生存条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日粮保障。生猪作为耗粮型品种，在养殖过程中受到主要日粮玉米供应的影响。虽然近年来饲料资源的替代性逐渐上升，玉米需求量略有下降，但玉米产量仍能很好地代表各地区间资源禀赋的差距。资源禀赋越丰裕的地区，更有利于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的扩大;反之，生猪养殖条件受限，生猪养殖区域规模会被调减。因此，本文选择各地区当年玉米产量占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反映资源禀赋给生猪养殖区域规模带来的影响，并假设该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④经济因素。
生猪养殖的主要最终产物是猪肉，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增加，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对猪肉的需求量也逐渐上升，直接促进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的扩大。但生猪养殖需要占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在其他比较优势较强的产业面前竞争力较弱，还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这与居民对健康、生态、宜居的生活质量追求相悖，两者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猪养殖区域的规模扩大造成冲击，所以经济发展水平对生猪养殖区域规模会产生不确定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各地区人均GDP反映经济因素给生猪养殖区域规模带来的影响，但其影响作用方向不确定。
⑤交通因素。
当前我国生猪养殖者和消费者分离，生产区和消费区分离，需要便利的交通条件将生猪养殖所需的资金、要素、技术、信息等生产所需要素运输到生产区的养殖者手中，又需要将生猪相关产品及时运输到消费区的消费者手中。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通过“以地定畜”来实现生猪养殖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关键在于结合各地畜禽粪污土地的承载力，调节各影响因素，以实现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的期望变动。本文对我国生猪养殖主产区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进行了测算，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各地区生猪养殖区域规模变化的因素。研究结论显示:
①我国4个生猪养殖优势产区存在三种不同的土地承载状况:一是畜禽养殖潜力区，主要为东北产区。该产区氮养分和磷养分还有一定的环境容量。二是畜禽养殖超载区，主要为西南产区。该产区氮养分土地承载和磷养分土地承载皆处于超载状态。三是畜禽养殖“超载—平衡”混合区，主要为中部产区和沿海产区。其中，中部产区处于磷养分超载，而氮养分平衡的“超载—平衡”混合状态;沿海产区处于氮养分超载，而磷养分平衡的“超载—平衡”混合状态。
②生猪养殖区域规模变化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环境政策对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的扩大有拉动作用，生猪市场价格是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的重要引导因素，经济因素、比较收益和技术条件对生猪养殖区域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产成本和交通因素对生猪养殖区域规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资源禀赋对生猪养殖区域规模变动的影响不再明显。
4.2建议
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①在畜禽养殖潜力区实施“鼓励型”政策，鼓励生猪养殖区域扩大养殖规模，以满足生猪市场需求。首先要稳定生猪市场价格，拓宽信息传递渠道，保障生猪养殖户能及时接收到有效的市场信息，有利于他们做出积极的生猪养殖决策;其次需要完善生猪养殖保险、技术指导等关联体系，降低生猪养殖风险;第三要提高交通便利性，方便生猪要素的输入和生猪产品的输出，确保生猪市场流通顺畅。
②在畜禽养殖超载区实施“规制型”政策，规制生猪养殖区域规模扩大，利于地区生态环境恢复。从生猪养殖成本入手，适度提高生猪养殖排污标准和排污税费，调整生猪养殖总成本，促进资本较强的生猪养殖户扩大生猪养殖规模以降低生猪养殖平均成本，不仅有利于生猪养殖方式向生态化、规模化转变，还能适度调节生猪养殖区域规模;同时加大对其他生产过程较为清洁的产业扶持，减弱生猪养殖的产业比较优势，以引导劳动力从生猪养殖向其他产业转移。
③在畜禽养殖“超载—平衡”混合区实施“引导型”政策，引导生猪养殖区域规模的稳定，保持地区种养平衡。混合区畜禽养殖规模已接近饱和状态，不宜再盲目扩大养殖规模，通过完善生猪市场信息传递系统，打破生猪生产区和消费区信息传递的壁垒，使生猪养殖户明确生猪市场需求，引导其从对生猪养殖的“量”转为对“质”的追求，同时在生猪生产上，提倡规模化养殖，建立生猪养殖标准，提升生猪养殖生产效率，促进生猪养殖业提质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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