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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08 14:54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事实证明，为了防止和克服决策中的随意性及其造成的失误，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 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是谋划工作
事实证明，为了防止和克服决策中的随意性及其造成的失误，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
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是谋划工作、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 从建党、建国到改革开放，这一优良传统一直贯彻始终。
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困难发展到了严重的地步。 次年1月14-15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标志着我国经济从三年“大跃进”时期进入到五年经济调整时期。 同时，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全会以后，中央领导人相继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由于农村的经济困难最突出，调查的重点首先放在农村。 毛泽东组织和领导的几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的农村进行调查;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则亲自到湖南、河北、四川等省和上海、北京郊区进行调查。
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参加了陈云在其家乡上海青浦小蒸公社进行的调查。 他奉陈云之命先期到达青浦，制订调查项目，主持调查工作。 他以户为单位制订的调查项目包括：解放前的经济情况; 1952年(土改后)的经济情况; 1956-1957年(合作化)的经济情况; 1958-1960年(公社化)的经济情况; 目前的经济情况。 每一个项目里包括：人口、出工日数(所得工分)、每工工分、工分收入、分得口粮、每人平均口粮、养猪(肉猪、母猪、苗猪)、全家吃肉(包括出卖)、全家吃油以及自留地的产量和其他收入。
调查的前五天，调查组主要是找公社、大队和工作组干部谈话，同时找个别与陈云熟悉的老农民谈话。 谈话中了解到当时农民最关心的是生猪公养还是私养、农业生产安排和自留地等问题。 陈云到达后，决定先调查这些问题。 调查组召开了十次座谈会，除了上述几个问题，还讨论了赔退、定产征购、商业、工业、干部作风、小偷小摸等问题。 调查组每天上午开座谈会，下午到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实地考察。
调查中，农民对农业生产安排情况提出两个意见：一个是种多少双季稻，一个是种多少小麦。 当地农民不习惯种双季稻，小麦也种得很少。 在个体经济时期，一个农户如果有十亩旱田，那在冬季这家会种七亩红花草，二亩蚕豆，半亩小麦，半亩油菜。 种小麦是做点心，种油菜是供自己吃油。 有水田的农户，在冬季一般都把水田放水休耕，水稻只种一季，亩产量相当高。 但这几年为了增产粮食，上面要求多种小麦，多种双季稻，并规定播种指标。 农民不赞成这样的措施，认为这样的安排只会减产，不能增产。 农民说：“着草鞋的人不作主，着皮鞋的人作主。 ”
农民对养猪问题也有很大意见。 小蒸公社原来养猪很多，在公社化以前，全年饲养量达到1.5万多头。 1960年大办养猪场后，私养猪只剩下13头，公养猪因饲料不够、管理不善，大量死亡，到1960年全年饲养量已下降到5628头。 到1961年3月末，只剩下2870头。 农民说，私养猪肯定比公养好，私养养得肥、死亡少、多积肥，节约饲料和劳动力。 私养赚钱，公养亏本，原因是“私养是几个人(一家人)养一头，公养一个人养几十头，照顾不好”。
在陈云领导下，调查组与公社干部、农民经过详细的成本计算，形成了一致的意见。 之后，陈云让薛暮桥起草了三个调查报告，即《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和《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这三份报告经陈云审定后，送邓小平转报毛泽东。 在调查期间，青浦县已经同意小蒸公社把大部分母猪和肉猪交给社员私养。 这一决定在7月1日向社员宣布，当天公社放假一天，农民几乎家家都到别的公社去抢购仔猪，并划船出去捞水浮莲做猪饲料，一个养猪的高潮迅速兴起。 农民们高兴地说：“明年春节吃肉是有希望了”。
青浦调查进行了三个星期，之后薛暮桥又到浙江嘉兴、嘉善、桐乡、萧山进行调查，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说明这些问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这一次全党对一些重大问题开展的调查研究，尤其是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都参与了调研，很快就形成了解决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正确决策，使困难局面迅速得到扭转。
1975-1976年间，大批老干部恢复了工作。 由于国民经济处于积重难返的境地，很多老干部为了尽快扭转这个局面，纷纷下基层做调查研究，薛暮桥也决定从调查研究开始做起。 1976年秋-1978年间他先后去了山东、安徽和江苏三省进行调查。 1978年5月，薛暮桥等人到安徽大别山的金寨县调查，这时的金寨县已经变成水库，每人平均只有二分地，但有七亩山。 在“以粮为纲”的方针指导下，农民只能在二分地上下功夫，山上堆积着丰富的资源，公社却不准社员把满山的林产品运出去卖。 薛暮桥联想到，两年前他在山东烟台的长岛也曾看到，这里全是小岛，岛上耕田很少，但有辽阔的海面，有丰富的水产资源。 当时由于要“以粮为纲”，不重视利用水面。
他曾在那里提出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重视多种经营，但地方上有些同志认为这是违背了党的“以粮为纲”的基本方针，不能接受。 这次看到大别山的情况后，坚定了他的认识。 到合肥后他召开座谈会，讨论如何利用山区资源。 省供销社主任说，过去土产有小商小贩运到城里去，满足城市人民需要。 现在小商小贩被消灭了，供销合作社连完成国家计划收购的产品都很困难，顾不上土产。 现在从山里运出去的比过去少了70%-80%。 他感慨地说：“让土产烂在山上是社会主义，让农民把它们运到城市去销售是资本主义，我想不通。 ”
供销社主任的话说出了薛暮桥多年来的想法，他觉得时机已到，于是在各种场合呼吁应当准许商贩长途贩运，以疏通流通渠道，搞活农村经济。 但这在当时是有相当阻力的。 比如在滁县调查时，地方同志说，江苏省常到苏皖边区高价收购安徽的农产品，把价钱提高了，他们对此很反感。 薛暮桥想到过去有名的“南京花生米”就是靠安徽的花生来保障供应的，就对滁县的同志说，要奖励输出土特产品，这对输出和输入地区都有好处，要奖励农产品的地方交流，让安徽农民多赚点钱，这没有什么不好的。
随后，薛暮桥等到达江苏进行调研。 江苏省是首先实行财政承包制的，在完成财政承包任务以后，多余部分归省所有，因而大大提高了省里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 江苏省委请薛暮桥研究这个问题。 薛暮桥邀请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市县的干部开会，市县干部说省里已实行承包制，为什么不让市县承包，省的积极性要调动，市县的积极性为什么不调动? 接着薛暮桥又邀请十个大厂厂长座谈，厂长们都说，每次权力下放，总是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从来没有人想到要下放到企业。
现在企业利润全部上交，连折旧费也上交一半，工厂要造一个厕所也要申请报告，一点自主权都没有。 计划规定企业只准简单再生产，不准扩大再生产; 企业未经上级批准，不能进行技术更新，管得这样死，经济怎能发展起来? 这些意见使薛暮桥意识到，要搞活企业，必须首先解决企业经营自主权问题。 回京后他又邀请国家计委计划组和社会科学院几个研究所的同志座谈，并到北京几个工厂去继续调查。 之后写下了《关于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些意见》一文，文中提出：“改革计划管理体制，不仅要扩大地方的权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更加重要的是要扩大企业的机动权力，发挥企业的积极性。 ”此文1978年8月发表，在经济界引起很大反响。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当时急需制订改革开放的实施方案。 次年6月27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调查研究工作，时任秘书长的姚依林作动员讲话时说，我们要在经济改革上提出切实的方案，使今后不走大的弯路，就需要集中力量来搞调查研究，而且需要做理论工作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结合起来去做，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很快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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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规模调研之后，形成了我国最初的改革方案：1979年12月由国务院财经委经济体制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和1980年9月由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 事实证明，为了防止和克服决策中的随意性及其造成的失误，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
作者：薛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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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是我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