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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20 15:38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内容摘要】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立传数量最多的作家之一。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萧红传出版时间跨度大、数量多，已形成独特的风景。 通过对萧红传历史化及经典化问题的考察，不仅可以看到萧红传的历史与现实、已取得的成绩，也能看到其中的不足。 在此前
【内容摘要】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立传数量最多的作家之一。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萧红传”出版时间跨度大、数量多，已形成独特的风景。 通过对“萧红传”历史化及经典化问题的考察，不仅可以看到“萧红传”的历史与现实、已取得的成绩，也能看到其中的不足。 在此前提下，总结“萧红传”已有的写作实践经验，既可推动“萧红传”的阅读，又可以促进对萧红本人的研究。
【关键词】“萧红传”; 历史化; 经典化; 萧红研究
萧红，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她漂泊无依、短暂而传奇的一生，既为后世留下了诸多谜团，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亲友、读者与研究者立传的对象。 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和笔者最新的统计，从1947年3月至2019年10月，70多年间出版的中、美、日50余位作者撰写的各式成书意义上的萧红传记已达105种[1]。 如此多的数量，不但使萧红成为辞世后立传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也使“萧红传”写作本身逐步上升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从近年来萧红传记出版的实际情况来看，消费性质“萧红传”的出现，不仅拓展了“萧红传”的写作边界，而且还改变了人们对于“萧红传”固有的认知方式，使人们对萧红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为了能够系统把握“萧红传”的发展趋势、突出其已有的实绩，本文拟采取年代史与代表作纵横交错的方式，论析“萧红传”的历史化与经典化问题。 相对于历史化，经典化在这里是一个相对的、形象的说法。 它处于变动的状态，既与不同版本“萧红传”之间的比较和实绩有关，也与萧红研究和传记书写的历史积淀有关。 而采用这样一种思路的目的则在于推动“萧红传”阅读及传播的同时，促进萧红传记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化。
一
1942年1月22日，一代作家萧红于香港辞世。 1947年3月，骆宾基撰写的《萧红小传》由重庆中原出版社出版。 同年9月，该书由上海建文书店再版。 作为第一部记述萧红生平的传记，《萧红小传》因著者是萧红生命最后阶段的见证者，了解萧红当时的心境并记录下萧红的部分谈话而引人瞩目。 至于传记之外，萧红在当时整个文艺界的重要影响，萧红与比她小6岁的“弟弟”、仰慕者骆宾基长时间独处，以及萧红去世后骆宾基与端木蕻良交情开始恶化的潜在事实，更易使人们在产生暧昧想象的同时，加重了此书在当时的热销与热读。 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萧红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萧红小传》再次显露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北方文艺出版社分别于1981年11月和1987年6月出版了经作者修订后的《萧红小传》。 此外，据叶君介绍：“在香港，亦有多个版本的《萧红小传》流传，如1991年天地图书公司初版，以及一山书屋复制版。 ”[2]
完成于1946年11月19日的《萧红小传》，共8万余字，由于大部分依据萧红本人在“炮火威胁”下的“自述”和他者所著的追忆性文字组成，难免存在很多“失误之处”。 在写于1980年6月4日的“修订版自序”中，骆宾基就曾列举两例。 不过，结合萧红研究的成果，我们很容易看到《萧红小传》的讹误之处远多于此。
无论就40年代的初版本，还是80年代的修订版，《萧红小传》在记述萧红订婚时男方家长的身份、带她去北平逃婚等细节，都显然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即使在修订版中，骆宾基也没有明确记录萧红的生日、笔名等事实。 同时，他也不无“遗憾”地承认本传有“偏重于萧红个人的历史，而未能论及她的文学作品”之不足，这些都说明《萧红小传》存有诸多问题。 然而，即便如此，《萧红小传》仍是萧红研究的必备之书和重要的参考资料，同时也是“萧红传”写作历史化和经典化的开端，对后来的萧红研究和“萧红传”书写均有着深远影响。
《萧红小传》之所以具有无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其关键之处就在于著者与传主之间的“亲密关系”：骆宾基是萧红生命最后阶段的见证人，他的文字因亲历者的身份而更具真实感和可信度。 与此同时，他的“准恋人”及仰慕者的视角，也使其在记录萧红生平过程中处处流露出对于传主的理解和同情。 在《萧红小传》中，骆宾基曾分别以“萧红思想的成型”和“还不只是从属性”为题，力图表达他对萧红不幸人生遭遇及其内心苦痛最深刻、真实的体悟。 在“修订版自序”中，骆宾基写道：“萧红短促的一生，正反映了中国的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压迫摧残之下的广大的知识界的新女性所共有的命运。
她的经历充满了不屈和勤奋的斗争，是有典型的意义的。 自然，也带着不可摆脱的属于历史的烙印和伤痕。 恐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内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们，特别喜欢选择萧红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了。 ”[3]这可以作为多年来他对萧红认知态度矢志不移且不断深化的集中表现，而这种基于女性立场的认知视角，恰恰是解读萧红人生和作品的秘密所在，同样也是后来许多“萧红传”常常忽视、无法企及的关键点。
鉴于《萧红小传》独特的地位和意义，其字里行间传达出的著者立场也对后来的萧红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40年代出版的《萧红小传》在描述萧红“抗婚”时写道：“她有着自己的憧憬，精神上的追求”; 在描述萧红去世时用了“她掷下了求解放的大旗”的标题。
1981年的修订版中在《筑成了家》一章的结尾处添写上“显然这是‘普罗’文学的影响”的字样，其实都反映了骆宾基渴望从“反封建”“追寻自由”“革命”“左倾”等角度认识、概括萧红一生的思想。 这一点，从传记作者本人的经历来看，也无可厚非。 然而，真实的萧红显然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个体，而其文学创作也远非上述几个词语就能简单概括。 所以，对于《萧红小传》中秉持的立场特别是对萧红的历史定位，也需要在不断适应今天语境的过程中以发展的眼光予以对待。
当然，《萧红小传》还产生了另一个后果，这就是无论是初版本还是修订版，都对端木蕻良的评价产生了负面影响。 对于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的感情纠葛，骆宾基用了“在人生的进途上，和一个相遇和另一个分开手”为题，其表述平静、基本客观。 然而，对于萧红离世前端木蕻良的书写，则明显表露出端木蕻良在萧红生命垂危之际，有弃之而去的行为，这一记述大致是后来端木蕻良屡遭人诟病的重要依据的源头。 至80年代的修订版时期，骆宾基已与端木蕻良交恶近四十载。
在“修订版自序”中，他不仅将端木蕻良视为萧红的“同居者”，还着意强调端木对临终前萧红的遗弃。 对于萧红去世前与端木蕻良、骆宾基三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一些穿凿附会的传言，叶君在《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一书的“绪论”中，先是结合同时期作家孙陵的著述以及端木蕻良之妻钟耀群的说法等材料加以分析，后又在论述萧红与端木蕻良的关系时进行了充分的补述，这种带有考证式的述析及结论，事实上已经告诉我们对于《萧红小传》，在汲取其有价值的部分之余，对于其争议之处，则需要多方取证、审慎采信。
二
随着20世纪80年代萧红的创作越来越受到研究界的重视，“萧红传”的写作也掀开新的一页。 除上述提到的两种修订版的《萧红小传》之外，80年代在国内外出版的“萧红传”有10多种。 在这些传记中，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撰写的《萧红评传》堪称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对萧红研究与萧红作品的世界性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推动作用。
葛浩文的《萧红评传》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自问世至今已有多个版本。 《萧红评传》的出现，不仅使萧红走向了世界，而且也在传播的过程中促进了萧红的本土研究和世界性研究。 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学术方式进行萧红研究的海外第一人，葛浩文的《萧红评传》首次以“评传结合”的形式，即“‘传’指萧红的生平，而‘评’则指对其文学作品的评论”[4]，实现了对萧红生平和创作的系统学理性研究。 “在萧红生平和传记研究上，葛浩文的开创之功，得到一致公认。 直至今日，对于萧红的学术性探究，仍无可规避地从这本书开始。 ”[5]
《萧红评传》首先体现了西方学者特有的学术理路和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表现出的良好的学术素养和严谨的学术态度。 在材料掌握并不完整的背景下，著者对于一些存疑的问题，多采用大篇幅的注释、将各种不同的观点罗列出来，然后经过一番分析后“弹性作结”[6]。
应当说，《萧红评传》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在汲取最新研究成果和发现新材料的同时修正已有的结论。 1985年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萧红评传》系美洲、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版之后的“第四种版本”，在此版中，我们可以看到葛浩文曾访问过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黄源、周海婴、丁玲等亲历者，走访过萧凤、陈、铁峰、丁言昭等萧红的研究者并参考过他们的观点，他曾亲自造访过哈尔滨……正是秉持这样严谨的学术态度，才保证了《萧红评传》的学术含金量。
其次，《萧红评传》不仅开创了从性格和心理审视萧红命运的认知方式，而且还深刻体现了葛浩文对于萧红作品的艺术评判尺度与独特的价值判断。 “在这些年来的艰苦岁月中，萧红的心里产生了三种变化：一是强烈的女权思想的倾向; 二是显著的自怜情绪; 三是性情的更加内向。
不可否认萧红自己的性格是她那时期或日后一切忧愁不幸的源泉。 ”[7]葛浩文这段关于萧红性格与命运之间的关系分析，显然比只是表面陈述萧红的悲苦一生要深刻得多。 同样，他的这种深入传主内心后得出的结论，也有助于对于萧红文学作品的分析。 他在《萧红评传》中以“女权主义”为理论武器分析《马伯乐》等作品就是一个明证。 由此对照80年代末期之后，国内许多研究者借助女性主义理论分析萧红的作品，得出许多新的富有启示性的结论，葛浩文显然可以作为一个先行者。
在对萧红作品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由于葛浩文持有“艺术分析多于社会性的演绎”“因为我相信萧红的作品如以‘艺术品’处理自会比当作‘社会文件’处理来得有效”[8]的立场，所以他也能够对萧红的作品从容地进行去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解读。 葛浩文曾深入、细致地分析萧红的作品，对其《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等作品的艺术成就予以高度肯定，其独到的发现、新颖的见解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最后，葛浩文的《萧红评传》也为后来的“萧红传”写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再版序”中，著者曾总结自己写传的心得。 葛浩文的经验之谈，已涉及包括萧红在内所有优秀传记写作应有的相对性和渴望达到的理想化层面，而他的努力不仅激起人们对于萧红“生平、文学创作，和她在现代中国文学上所扮演角色的兴趣”，而且也对未来的“萧红传”书写起到了指引的作用。
三
90年代的“萧红传”呈持续发展态势，共计有19种。 其突出特点是出现了由他者编撰的、形式独特的《萧红自传》; “关系式”的萧红传记，如萧凤的《萧红传》、钟耀群的《端木与萧红》、秋石的《萧红与萧军》和《两个倔强的灵魂》等开始出现; 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作为传记小说的出现则使“萧红传”的写作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元的态势; 而由季红真撰写的，起笔于90年代、最终于2000年出版的《萧红传》，则代表了这一阶段“萧红传”写作的最高成就。
作为一个有着扎实基本功的学者，季红真一开始并不真正理解萧红，她是在结婚生子之后才逐渐体会到萧红的伟大。 这使其在谈论萧红时可以融入一个成熟女性特有的生命体验，且怀有真正用心灵去理解、把握，进而刻画一个真实的、生动的萧红的渴望。 对于萧红生平的许多疑点，如其未婚夫的下落、萧红和萧军的孩子、萧红在香港求医的经过、萧红骨灰的下落等堪称萧红人生之旅的难解之谜，季红真采取了“存疑待考”[9]的策略。 就《萧红传》当时成书的情况来看，虽然一些史实存有问题，如将萧红许配的人说成是呼兰游击帮统王廷兰的次子“王恩甲”、将带萧红去北京的人记成“陆振舜”……但出于女性特有的感悟、理解与客观考察，季红真在叙述萧红生平某些节点时仍超越此前许多研究者的结论。
在具体阐述萧红的文学创作时，季红真强调“萧红无疑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作家”，“她由幼稚到成熟，由投身到左翼文艺思潮到逐渐独立，有意识地疏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思想经历了明显的前后两个发展阶段”[10]。 季红真充分肯定《生死场》的巨大成功，但也指出其影响、限制了人们对萧红后期思想的全面理解。 “近年出版的一些萧红传记中，对她的评价基本停留在抗日作家这一结论上，这显然是不全面的。 ”[11]
结合萧红的言论即“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季红真认为这不仅“使她和同时代人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分歧”，而且也使其“游离在主流的政治思潮与意识形态话语之外，并因此受到同时代人的质疑，乃至于批评和谴责”[12]。 季红真还据此进一步分析了萧红为何不去延安的复杂原因，进而结合萧红的政治态度和女权思想，将其早期创作和晚期作品贯穿起来。 而对“她只能行进在布满荆棘的不归路上……萧红的思想是深邃的，她的目光穿透了漫长的世纪，望着人类的未来。 她属于那种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的作家”[13]的看法，既体现了季红真对于萧红的饱含深情、发自心灵深处的理解，也升华、超越了以往研究的结论。
与此同时，季红真还全面分析了萧红在艺术方面的才华，她不仅指出萧红在小说创作上的艺术成就，还指出萧红关于小说创作理论见解的意义。 她认为：“萧红具有诗人的天赋。 这不仅表现在她写作的诗歌中，也浸透在她的小说里。 ”[14]至于对萧红讽刺才能的肯定，更使萧红接续了鲁迅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这些反复于《萧红传》字里行间出现的论断，可视为在一个世纪行将结束时，一位女性学者对本世纪最杰出女作家文学创作价值最为全面、准确的评估和历史定位。
《萧红传》奠定了季红真作为萧红研究著名学者的地位，此后，季红真对于萧红的研究也从未停止。 2011年时值萧红诞辰100周年，季红真在对萧红生平重新进行详细考察和结合最新研究成果的前提下，由现代出版社出版《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全传》，2012年再版。 2016年，季红真又在现代出版社出版了《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全传》的修订版。 修订版《萧红全传》更新了大量文献资料，修改了初版本一些史料方面的不足与错误，体现了作者对萧红生平及其创作的最新思考。 修订版《萧红全传》图文并茂，计有500余页、50万字，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为丰富的“萧红传”，堪称“萧红传”写作的标志性成果，预示了“萧红传”在历史化和经典化道路上的成熟。
四
当作者林贤治在“后记”中写下自己撰写《萧红传》的经验，我们大致可以感受到“萧红传”写作在21世纪初呈现的变化：兼作家、诗人及文化学者于一身的林贤治涉足“萧红传”，首先可视为萧红阅读、接受和受关注度的扩大。 其次，就“萧红传”写作本身而言，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及其修订版的出现，标志着“萧红传”在写法上的突破：“心理分析”和“内心独白”等方法的融入，与传主保持一致的“诗性的风格”，正是“萧红传”创新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文本表征。
阅读《漂泊者萧红》，可以深刻感受到林贤治对于萧红的独特理解及诗性表达。 对于萧红离家出走，林贤治解读为“除了自由的追求者，无人可以定义自由的价值”[15]。 对于二萧的关系，林贤治则毫不留情地剖析：“关于他们两人的关系，人们不是拿爱的、也即平等的眼光看，而是一开始就从萧红的困境出发，把萧军定位为一个施与者、拯救者、解放者，于是，在一个共同体里，他们不是对等的，不是相对的自由个体，而是一个成了债权人，另一个是债务人。 可悲的是，萧红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上这种传统道德的眼光，其实是男性的眼光看。
”萧红与萧军相爱时，萧军成为拯救者和萧红已是孕妇的身份，带给萧红一种“严重的自卑感”，而“在对待女性方面，萧军是轻浮的，庸俗的”[16]。 相对于以往许多传记在写作过程中对于萧军颇为欣赏的“匪气”，林贤治的解读是对萧军自高自大、强大占有欲的最为彻底的“祛魅”[17]。 对于萧红与端木的结合以及朋友的质疑，林贤治从“萧红是喜欢特异性和弱质性的”、端木对萧红的欣赏和两者在小说上“有更多相通的地方”，以及“在他这里，萧红获得了一种知己之感，多年来不断遭到伤害的自尊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18]等原因去分析萧红的选择，这些饱含情感的解读对于重新认识萧红无疑是注入了新的元素。
《漂泊者萧红》对萧红文学创作的分析也时有闪光之处。 林贤治始终将萧红视为“一个本来意义上的自由战士”，这使其从文学与人生“两条交叉的线索”角度看待萧红的创作。 对于萧红的创作，林贤治认为：萧红的“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于她的记忆，情感经验，心灵对日常性生活的接纳与融合，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诉求。
所以，她的写作，是自然地属于诗性的; 在发生的意义上说，简直是‘自动写作’”[19]。 以此为前提，林贤治结合《生死场》的创作，认为：“对于农民和妇女的奴性及其他‘劣根性’的描写，确实可以看作萧红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权力社会的隐匿的谴责; 但是，对于描写对象本身，她的用意又往往不是批判的，而是同情的，哀怜的。
这是她不同于鲁迅借揭露国民的病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启蒙主义者的地方。 ”[20]林贤治的看法显然有助于深化萧红作为鲁迅弟子、在创作上继承鲁迅传统的结论。 同样，关于茅盾对《呼兰河传》的评价，林贤治认为茅盾“忽视了萧红的底层生活经验，和她与底层大众的固有的精神联系; 忽视了作品对底层人物，尤其是女性日常事件的悲剧意义的挖掘”[21]。 对于萧红研究过程中已奉为权威评价的茅盾观点的质疑，显示了林贤治对于萧红的个性化解读，对于今天人们重新理解萧红的《呼兰河传》具有启示意义。 而在此基础上，林贤治的“在文学史上，萧红的作品中女性与穷人的双重视角，以及自由的风格是被忽略了的，作为‘弱势文学’的实际成就被严重低估”[22]的看法也为萧红的文学史评价带来了新的评判视角。
新世纪以来，出版的“萧红传”计有70余种。 在这些传记中，除上文提到的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之外，来自萧红故乡的青年学者叶君所撰写的几种“萧红传”也因其内容和涉及面多与全而引人瞩目。 叶君，1971年出生，长期致力于萧红研究，先后出版《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2009、2014年台湾版)、《萧红图传》(2010)、《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2015)和传记体小说《我本一无所恋》(2016)等。
其对“萧红传”的写作与研究充分结合最新研究成果，不仅能够为萧红作传，还能够在具体作传过程中进行多样化的实践，正传、图传、关系式评传写作均得心应手，而其积十年之功、以第一人称萧红的口吻书写的传记小说《我本一无所恋》，更可作为萧红“一个人的信史”来阅读。 他的《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和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季红真的《对着人类的愚昧》同获首届萧红文学研究奖，他是当之无愧的萧红研究专家。 同时，他又因为实践样式多、成果新而堪称“萧红传”写作与研究的集大成者。
叶君对于“萧红传”的写作情况是十分了解而熟悉的，这一点从其《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的“绪论”和书后“附录”可以清楚地看到。 鉴于叶君在“萧红传”写作方面进行了多次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仅以《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为例。 《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属于一部以萧红生平事迹为核心展开的平行及网状结构相结合的“关系式传记”。
在这部传记中，叶君结合萧红研究的成果和自己的考证，对于萧红的生日、身世之谜、姓名的几经更改、笔名等问题，都在列举种种有代表性结论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判断，提出诸多富有独到见地的观点，进而丰富了“萧红传”的写作实践。 除此之外，叶君以萧红“拯救者自居”及“永葆一份道德的优越”分析萧军的“自我局限”，进而深度辨析二萧关系[23]; 结合余杰的《鲁迅和萧红：另一种情怀》和牛汉的口述辨析萧红和鲁迅关系的传闻[24]，均对“萧红传”的书写和研究做到了进一步的深入与拓展。
对于《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叶君曾自言：“基于自身接受的学术训练，我利用所掌握的材料，来梳理一个民国女作家的情爱往事，力图触摸心灵，澄清讹误，解开迷案。 ”“多年来，我所追求的学术境界，似乎在这本书里初步达成。 因之，我心怀敬畏与喜悦。 ”[25]多年的思索与锤炼，显然使叶君的“萧红传”书写与研究呈现出相当的深度与厚度。 他关于萧红收放自如的学术境界，确立了其“萧红传”书写与研究的新高度。
五
从以上四部分论述，我们大致可以清楚地看到“萧红传”写作的历史化过程，同时也基本了解了“萧红传”写作的经典化过程。 “萧红传”的历史化有助于人们全面把握其写作史、数量与形式等问题; “萧红传”的经典化则有助于人们了解其中的优秀之作或曰“善本”。
二者的结合不仅有益于“萧红传”的阅读、传播与使用，还会促进包括“萧红传”在内的萧红研究。 在“萧红传”写作已形成一定规模、不断诞生优秀之作的前提下，“萧红传”的意义和价值不应被人为忽视。 作为文学和历史的结合体，“萧红传”并不应当仅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读物，“萧红传”应作为萧红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自成体系，其从生产到消费都为人们提出可供思考与研究的课题。
考察“萧红传”的历史化与经典化，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分析影响上述过程的内在原因，进而阐释“萧红传”写作本身的复杂性。 显然，萧红的文学史地位及其相关问题、时代语境及其评价标准和作传者的具体实践等，是影响“萧红传”历史化与经典化的重要因素。
其一，就萧红的文学史地位及其相关问题而言，从骆宾基《萧红小传》的诞生，到80年代“萧红传”写作的兴起、90年代“萧红传”写作的发展，“萧红传”的写作与出版始终与萧红文学史地位的提升以及与此相关的萧红研究程度、人们对于萧红关注等动态密不可分。 至于像2011年萧红百年诞辰、近些年关于萧红生平的影像叙述频繁登场，更是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人们对于萧红的关注度进而促进“萧红传”的写作与出版。 其二，就时代语境及其评价标准来看，“萧红传”的写作摆脱不了具体语境的限制并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
这一点，从“萧红传”历史化过程中对萧红的评价与定位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左翼作家”“革命作家”“抗日作家”与“女性作家”“自由作家”等称谓的变动中，我们不难发现“萧红传”中对于萧红的历史定位，离不开作传者所处的时代语境及语境本身为其提供的“当下标准”和“评价标准”。 不仅如此，这种“当下标准”和“评价标准”同样也影响到萧红生平、情感等多方面都发生不同于以往叙述的变化。 其三，就作传者的具体实践来说，“萧红传”的价值高低离不开作传者在传主生平资料搜集和关于传主研究动态等基础工作方面付出的努力。
除此之外，传记作者的立场、见识和写作方面的素养也会影响到传记本身的成败。 前文提到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萧红传”，都堪称在其写作的年代里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作传者应有的有效实践。 值得补充的是，2010年之后的部分“萧红传”体现了消费时代的文化逻辑，已成为不折不扣的消费品，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在客观上对读者素养、阅读需求、甄别与鉴赏能力，提出新的要求，而且也从研究上为包括“萧红传”在内的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其次，就具体考察角度而言，“萧红传”的历史化特别是其经典化问题，应当使用动态和发展的眼光予以考察。 从“萧红传”历史化而得出的经典化，既与“萧红传”的文本价值和艺术水准的不断提升有关，同时也离不开具体言说过程中的写作年代和年代之间的相互比较。 “萧红传”历史化及其经典化的进程，客观上需要读者不断参与其中，并最终使“萧红传”在共时性考察的同时呈现出价值上的高低和形式上的多元性等特征。
“萧红传”的历史化为其经典化提供了时间、空间和数量上的资本，“萧红传”的经典化代表其历史化进程中的波峰且并不完全遵循线性进化论的逻辑。 正如结合前文所述可以看到：“萧红传”的经典之作和经典化可以通过具体写作的不断丰富、修改而实现自我的建构与重构; 也可以通过形式的实验产生新的优秀之作、进而实现新一轮的经典……“萧红传”的经典化由于传主本身业已固定等客观原因，只能是一个具体的、相对的、通过应用而得出结论的话题，这显然也是我们用动态和发展眼光去考察它的起点与终点的原因。
最后，对于“萧红传”的历史化和经典化还需不断扩大视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萧红传”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中，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港台地区和海外萧红传记一直有一定程度的“空白”：尽管这些传记后来基本都在内地出版，但或是源于语言的限制、翻译的问题，或是源于观念的不同、初版与现有版本之间内容的差异，“萧红传”在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存在的限度，既影响“萧红传”的整体研究，同时也影响着“跨版本比较”以及若干事实的具体研究。
从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选择萧红为研究对象、持续推出不同版本的“萧红传”，我们不难看出萧红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 正因为如此，对于萧红的创作、人生选择、历史定位等，才会有多元认知、不同结论的可能，这种从“萧红传”中来、可以丰富萧红研究甚至会影响“萧红传”历史化与经典化之格局的内容，自是需要研究者关注并最终回归到“萧红传”的层面上来的。
总之，通过回顾“萧红传”的历史化过程、初步确认“萧红传”的经典化格局，我们可以看到“萧红传”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呈现的若干问题。 “萧红传”可以引申的话题当然还有很多，比如从区域文学视野看，萧红立传与其他东北现代作家立传的比较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同为东北籍的研究者与东北之外研究者关于萧红传书写之间地域性差异问题; 消费型萧红传记的生产机制和认知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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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限于篇幅，此处无法一一涉及。 结合近年来已公认为“萧红传”的代表作不断重出、消费形态“萧红传”过度生产的现象，笔者以为：“萧红传”就其实绩上已实现了高端部分的经典化，而其整体数量上的增加则为“萧红传”和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提供了新的问题域，“萧红传”由此呈现了不同的层次且在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比照、相互对话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上说，“萧红传”的历史化与经典化只是凸显、强调了上述关系，而作为一次初探，其意义和价值必将要指向未来。
注释：
[1]“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指叶君的《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中的“附录——萧红传记目录”，该目录由多年致力于萧红研究的章海宁提供，从1947年至2014年，共66种。 见该书第281—2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笔者在此基础上重新核实并将下限定于2019年10月。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所言的“萧红传”主要指由他者所著的“萧红他传”，不包括“萧红自传”。 至于其原因是在于萧红生前并未写有自传，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由后人编辑的、取名为“萧红自传”“萧红自述”式的“传记”，其实已和本文所言的传记和“萧红传”不属于同一层次的问题。
[2][5][6][17]叶君著：《〈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7页、8页、37页。
[3]骆宾基著：《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4][8]【美】葛浩文著：《〈萧红评传〉再版序》，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7]【美】葛浩文著：《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9][10][11][12][13][14] 季红真著：《叛逆者的不归之路》，季红真著：《〈萧红传〉自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6页、7—8页、8—9页、10—11页、13页。
[15][16][18][19][20][21][22]林贤治著：《漂泊者萧红(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70—75页、224页、107页、108页、282页、305页。
[23][24]叶君著：《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7页、210—223页。
[25]叶君著：《〈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0页。
作者：张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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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传”的历史化与经典化问题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