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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04 14:29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 要：从建党初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全国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问题上经历了从萌芽、成长、深化到成熟、拓展的转变和升华。 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历程进行梳
摘 要：从建党初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全国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问题上经历了从萌芽、成长、深化到成熟、拓展的转变和升华。 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历程进行梳理，可以提炼出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基本经验，即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必须不断推进和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统一战线，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关键词：民主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 重大风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治党治国的实践中，把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摆在了极端重要的位置。 2015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要求领导干部“着力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 [1]833
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以“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2]12-13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明确提出要“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尤其要“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3]30重大风险问题，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党中央高度重视对重大风险的防范和化解，这为当下做好各项工作和党提升长期执政能力提供了坚实保障。
政工师论文范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
我们既要积极总结实践经验，同时也要善于从历史进程中找寻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有益经验。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就把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政权摆在了突出位置。 面对纷繁复杂的内外形势，尤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和艰苦创新，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风险防范和化解策略，为取得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积极总结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基本策略，进而提炼出有价值的历史经验，能够为新时代党提升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提供有益借鉴。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历史进程
风险(risk)，即相关主体遭受伤害或损失的可能性。 重大风险，指危险指数超过了一般风险的重大挑战和危机。 作为公共治理的范畴，重大风险不仅在时空格局上具有明显的全局性、根本性，同时亦在表现形态上体现出致命的破坏性和毁灭性。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不同时段的形势和革命任务，针对关涉党的生死存亡与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风险，提出了一系列防范和化解策略，为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和推进中国革命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基于党面临的环境和形势的变化，我们可大致将民主革命时期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萌芽阶段(1921—1924年)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她甫一成立就遭到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压迫。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关涉自身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风险问题便紧随而至了。 在党的初建阶段，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传播，中国工人阶级也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但中国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封建军阀的割据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也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严峻考验。 概而言之，从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从国内环境看，主要是封建军阀的联合绞杀。 当时，中国仍处在北洋政府统治下，军阀混战，民生凋敝。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工人阶级进行了广泛斗争。 从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到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再到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为工人阶级争取了合法权益，也迅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 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直接触动了封建军阀的利益，进而遭到了其疯狂的镇压。
1922年10月，面对开滦煤矿工人的罢工，军阀曹锟派出一个师的兵力前去镇压，有50多名工人被打死和打伤。 1923年2月，针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曹锟、吴佩孚又派出大批军警分别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对罢工工人展开血腥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在罢工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包括林祥谦、施洋等惨遭杀害。 封建军阀的联合绞杀，给中国工人运动蒙上了一层阴影，也给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重大威胁。
其二，从国际环境看，主要是帝国主义的压迫。 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 近代中国遭受的最大的压迫，说到底就是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发动了一系列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进入20世纪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全面和深入，不仅加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力度，而且通过培植代理人来攫取更多利益。 早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刚刚兴起时，帝国主义列强就电告北洋政府，给共产主义冠以“过激主义”等恶名，竭力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北洋军阀对共产主义运动采取了“严加防范，以遏乱萌”的政策，导致“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不得不处于非法的秘密状态，长期受到反动军警的严密搜捕和血腥镇压”。 [4]25京汉铁路大罢工开始后，也正是在帝国主义的怂恿和策划下，北洋军阀才向工人举起了屠刀，并最终造成了二七惨案。 其间，地处湖北的帝国主义海军陆战队更是全部登陆，伺机对罢工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屠杀。 可以说，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也在客观上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风险的根本来源。
通过领导工人运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要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在不断壮大自身力量的基础上推动革命走向成功，就必须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和对象等作出明确和深刻的判断。 为此，党着重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
其一，正式提出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基本方向。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作出了深刻分析，指出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实际上已沦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这又使“中国方兴的资产阶级的发达遭着非常的阻碍”，因此，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 [4]27
基于这样的形势分析，大会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是彻底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而党的最高纲领则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中共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纲领，标志着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化。 它为中国革命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
其二，明确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以不断壮大中国革命力量。 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仅仅依靠工人阶级自身的孤军奋战是难以战胜强大的敌人的。 党要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推动革命发展，就必须联合其他阶级，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其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前，应联络“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 [5]341之后，中共二大在民主革命纲领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党派组成“民主的联合战线”。
《议决案》特别强调“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努力工作的党”，“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5]345由此，中共二大还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的联合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包括联合对敌的原则、独立自主的原则以及将无产阶级长远利益和当前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原则等。 在中共二大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基础上，中共三大进一步确定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 可以说，“民主的联合战线”在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的基础上，推动了中国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
(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成长阶段(1924—1927年)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国共两党的合作，有效推进了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全国性的国民革命高潮亦逐渐形成。 此后，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风险也相应地发生改变。 具体而言，这期间党面临的重大风险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其一，从统一战线的角度看，主要是党的领导权不足引发的重大风险。 谁掌握了革命领导权，谁就从根本上掌控了统一战线的大局。 自确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方针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已担负起了领导革命的历史重任，但是党对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关系的认识，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 当时，党的领导人已注意到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 1924年，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便明确提到，中国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目前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 [6]
1011925年，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亦强调中国革命必须是“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7]333但遗憾的是，面对纷繁复杂的革命形势，当时党对此问题的认识在整体上是较为模糊的，党的领导人在实践中也存在态度摇摆不定的问题。 陈独秀就认为“凡属民主革命的分子”，“便应该集中在民主革命中的中国国民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若是大家都想别树一帜”，便是“出风头，不是真要革命”。 [8]220党一度形成在统一战线中以国民党为“国民革命之中心”和“领袖”的错误路线，而国民党右派则接连发动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使党的革命事业遭遇严重危机。
其二，从大革命过程的角度看，主要是武装斗争准备不充分带来的重大风险。 同对革命领导权的认识一样，大革命时期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亦不明确，这在大革命前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1924年，恽代英提出对工农的“宣传、组织、训练”，“是比军事运动十百倍重要的事”。 ①林育南也认为，“我们目前的急务不是在军事运动，而是在向被压迫的民众宣传”。 [9]150五卅运动的爆发，使一部分共产党人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瞿秋白就曾提到，中国对内对外的要求都须经过武装斗争，才能达到目的。 遗憾是的，在此期间，党始终未能真正领导武装斗争。
究其根源，一方面在于共产国际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独立组建武装。 自1922年至1926年，中共曾多次提出独立组建武装的要求，但几乎全部被共产国际否决。 ②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相关政策直接构成党创建革命武装的外部阻滞因素。 另一方面，随着国共合作的展开，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共在部分地域获得了合法地位。 但在国共合作整体框架内，国民党不允许中国共产党拥有革命武装，并多次向共产国际施压，以“破坏合作”为由阻止中共组建军队，使党“不得不继续主要从事宣传、组织民众等工作”。 [10]缺乏革命武装，是这一时期党面临的重大风险的直接根源。
其三，从党自身发展的角度看，主要是组织建设不足引发的重大风险。 大革命时期党面临一系列重大风险，既是外部形势所迫，也同当时的统一战线政策紧密关联，但根本而言还是在于党自身建设的不足。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党员数量虽较建党初期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依旧不多。 据统计，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全党党员人数为50多名，至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前，党员人数依然不足千人。 [11]
党员人数较少，意味着党组织力量的不足，这对党的政治领导力的提升是不利的。 面对统一战线内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疲于应付。 缺乏马列主义理论准备和对自身经验的深刻总结，加之党的制度体系尚未形成，这些都使党在建立革命武装等关键性问题上不得不作出妥协和让步。 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也“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 [12]610显然，自身建设的不足是这一时期党面临的重大风险的内在根源。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风险，随着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多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就有2000多人被捕杀。 [4]59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牺牲。
面对重大风险问题带来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逐步展开反思，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 一方面，把纠正党的错误路线摆在了突出位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对党内错误思潮展开了深刻批判，尤其对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清算。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强健我们的党，彻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等政治主张。 [13]527
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总方针。 早在1927年初，毛泽东在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就对武装斗争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14]17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对忽略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问题作出了批评，进而明确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 这一论断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反思以往错误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
在毛泽东等人的推动下，会议对武装斗争进行了系统规划，如在农民斗争方面，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明确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 [13]295在工人阶级斗争方面，会议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则要求“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以“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 [13]300-301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指明了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有了实质性提升。
(三)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深化阶段(1927—1937年)
八七会议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屠杀，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坚决斗争，通过发动秋收起义、黄麻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进行土地革命，逐渐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风险主要来自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和党的政策失误两方面。
其一，从革命形势的角度看，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是这一时期党面临的重大风险的首要来源。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壮大，国民党反动派加大了“围剿”的力度，妄图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力量彻底清除。 1930年12月，蒋介石下达了《第一号作战命令》，集结了近10万人的兵力，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战役，妄图对红军“包围而聚歼之”。 战争开始后，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连战连捷，胜利粉碎第一次“围剿”。 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又相继发动了四次“围剿”，且兵力投入不断增多。
如1931年春，国民党当局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投入兵力达到11个师共13万人。 1932年底，国民党当局更是调集了近40万兵力，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蒋介石甚至亲任“剿匪”军总司令参与指挥作战。 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多次“围剿”，在具体策略上有所不同，但目标是一致和明确的，即消灭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政权，以达到维持其独裁统治的目的。
其二，从党本身的角度看，党内错误思潮是这一时期党面临的重大风险的内在来源。 一方面，部分党员理论和政治水平低下，导致党内军内出现了流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甚至出现了雇佣军思想等不良倾向。 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党的领导人对马列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使得这一时期党内先后出现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和王明的冒险主义三次“左”倾错误思潮。
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危害尤甚。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策划下，王明取得中共中央领导地位。 此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各地贯彻开来。 在军事战略上，贯彻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不仅否认当时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而且在作战方针上推行“全线出击”和“先发制人”，强令红军打堡垒战、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以“御敌于国门之外”。 [15]
在农村地区，临时中央则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土地政策，极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威胁。 1933年9月，国民党当局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直接导致了反“围剿”的失败。 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伤亡5000余人。 此后，红军奉命坚持实行“短促突击”战术，连续作战数月，不仅未能有效击退敌军，反而因辗转于敌人主力之间，使自身陷入极端被动的境地。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30万人减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也降至4万人左右。
在土地革命时期面临的重大风险和遭受的重大挫折，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就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为此，党着重从两方面展开了重大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工作。
其一，创建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依靠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广泛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展开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1929年4月，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主持制定了《土地法》，之后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相继通过了《关于政治决议案》和《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等重要文件，满足群众的土地要求。
这在巩固党的社会根基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 在反“围剿”斗争中，苏区群众积极筹粮筹款，支援作战，仅吉水县与永丰县苏区就筹款6万元。 [16]这一时期，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文章，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了深刻剖析和论证。 党在不断强化政治影响力的过程中，逐渐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
其二，不断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着力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 面对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潮，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提出，“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必须“彻底纠正”。 [14]85他针对各种错误思潮，提出了具体的纠正方法。 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进一步对红军中一部分人存在的墨守成规、迷信“本本”和不愿进行实际调查的保守思想展开了批判，进而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14]1091935年1月，为彻底纠正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指出了博古、李德等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作出了充分肯定，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取消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的同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重大会议。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同时也表明党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问题上实现了深化发展。
(四)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成熟阶段(1937—1945年)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此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风险亦出现了新的变化。
其一，从整体形势看，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是中国共产党在此阶段面临的重大风险的根本来源。 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在东北和内蒙古的驻军人数达到90万。 此后随着战线的不断拉长，日本又不断从本土调遣军队在山东、江苏等地登陆。 至1941年末，直接与中国开战的军队人数已达到170万之巨。 日军在正面战场发起攻击的同时，更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反复“扫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从一开始就被日军视为心腹大患。
早在1937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方面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就将“讨伐”八路军列入作战计划。 1939年4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治安肃正要纲》，其中在第三期“肃正作战”计划中，将八路军列为了重点打击对象。 至同年9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有56%的兵力用于在敌后战场作战。 [17]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扫荡”，致使敌后抗日武装伤亡60余万人，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 [18]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威胁。
其二，从具体过程看，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活动是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风险的国内根源。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抗战政策上游移不定，为维持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掀起三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反共高潮爆发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主要针对陕甘宁边区及河北、山西地区，后在八路军的反击下被打退。 第二次反共高潮爆发于1940年底1941年初，主要针对皖南的新四军。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人员及部分部队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
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害。 第三次反共高潮爆发于1943年。 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大肆制造反共舆论，叫嚣“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并向陕甘宁边区挑衅，伺机突袭延安。 在此期间，国民党当局还颁布了多部“反共实施办法”，如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处理异党实施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军委政治部的《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等等。 这些“办法”名称各异，但目的都是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 [19]可以说，即便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反共依旧是国民党当局的一贯政策。
针对全国抗战爆发后面临的重大风险，中国共产党从两方面展开了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
其一，坚定抗战信念，消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个重大且根本的祸患。 早在1937年7月8日，即卢沟桥事变爆发次日，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20]275表明了积极抗日的坚定立场。 为了驳斥国民党内流行的“速胜论”“亡国论”等错误观点，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 他在分析中日双方矛盾的基础上，作出了中国一定胜利的正确结论。
在毛泽东抗战理论的指导下，到1940年底，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敌后建立起拥有近1亿人口的16块抗日根据地，以及50万正规军。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将敌人的后方变成抗日的前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高超的战略智慧和英勇的作战精神展开人民游击战争，彻底打破了日军以“速战速决”的方式灭亡中国的战略图谋。
其二，坚持独立自主，在统一战线中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坚决斗争。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的力量进行共同抗日。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采取了灵活的方针和原则。
一方面是强调独立自主，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 1937年11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全党“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一定要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 [12]395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共产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通过放手发动群众和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为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是在统一战线中实行争取多数和孤立少数的策略。 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 [12]783，748
由此，毛泽东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科学策略。 [12]745这一策略获得了全国进步人士的广泛支持和认同，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可以说，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军事力量上不断成熟和壮大，党对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认识亦趋向成熟。
(五)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拓展阶段(1945—1949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 中国人民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然而，战后国内局势并未向人民向往的和平方向发展。 为垄断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维持独裁统治，国民党统治集团妄图挑起国内战争。 早在1945年5月，蒋介石就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 “只有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4]183，184日本刚作了投降的表示，蒋介石便在8月11日急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为“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作准备。 [4]185内战的威胁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风险的主要来源。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当局加紧部署全面内战，将14个军总计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各地，以控制关内各大城市，并将进攻重点指向东北，至1946年5月，已控制松花江以南大部分地区。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同时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及海南岛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对于这一时期的重大风险，中国共产党着重从三个方面展开了防范应对工作。
其一，为尽可能避免战争以及争取实现和平建国，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代表团亲赴重庆，同国民党方面展开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等问题上多次作出让步，展现出了极大的诚意，在国统区和各民主党派中扩大了政治影响力，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之后，国民党当局违背“双十协定”，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完全暴露了其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而中国共产党则在政治上赢得了充分的主动权。
其二，为彻底结束内战，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积极展开全面应战工作。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前期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防御作战原则，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据统计，从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共计歼敌112万人，自身总兵力则壮大到190多万人。 [4]202随着力量的不断强大，解放军逐步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48年9月后，随着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基本被消灭，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坚实根基。
其三，为应对战争后期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后，党内腐败问题和错误思想可能带来的重大风险和挑战，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1]1438-1439总之，解放战争时期，随着理论建设的深化和整体实力的不断壮大，党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问题上实现了从以往的被动应付向主动把握的转变，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实现了全方位的拓展和提升。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基本经验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28年，也是党在历经革命洗礼后不断走向成熟的28年。 从建党初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引下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到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逐步走上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再到领导人民展开全面抗战和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28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中，经受住了一个又一个重大风险的考验，成功化解了一个又一个重大风险的冲击。 中国共产党由此实现了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壮大，进而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 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历史进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从中提炼出极具参考价值的历史性经验。 具体而言，可将其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从革命理论的角度看，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正如列宁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22]23党要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首先就要在理论建设上实现科学化。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但在如何对待马列主义的问题上，却走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
从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进行所谓的“无间断的革命”，到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力主集中力量“攻打中心城市”，再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这些都给党带来了重大的风险和危机，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伤害。 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就在于当时党的部分领导人奉行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缺乏科学认识，说到底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14]111-112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 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23]928正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亦在紧要关头实现了转危为安，进而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发展。 可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实现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是切实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前提。
其二，从革命本体的角度看，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不动摇。 领导权的问题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 毛泽东对此曾有明确阐释：“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14]262中国共产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认识，也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制定民主革命纲领时，就曾提出工人阶级是“革命领袖军”的重要理念。 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部分党的领导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陈独秀甚至提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24]353即将无产阶级置于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
这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党带来巨大损失。 基于这一深刻教训，此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坚持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有了更加明确和清晰的认识。 土地革命时期，随着党的社会基础的扩大，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也不断得到巩固。 正如毛泽东所言，“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 [14]184而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既是政治层面的，也是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层面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中央更是通过制定一系列正确战略，将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结合起来，推动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只有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革命才能不断走向成功; 反之，则必然给党带来危机和挑战。
其三，从革命主体的角度看，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必须把推进和强化党的建设摆在核心位置。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主体，要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就必须不断强化自身建设，形成坚强领导核心。 除上文提及的理论建设外，党还加大了相关层面的建设力度：1.高度重视政治建设。 从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再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正因为重视政治建设，党才能够不断提升政治领导力，在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时形成了坚实的主体力量。
2.高度重视组织建设。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党员人数直线下降。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明确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 [14]277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不断加强组织建设，强化组织功能。 党在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时，有了充分的组织保障。
3.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建设。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时特别提到，“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 [25]47此后，他又多次对此问题进行阐释。 他将民主和集中统一起来，将其视为党突破“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12]529这一制度设计，为此后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应对个人专断与官僚主义带来的重大风险提供了制度支撑。
其四，从革命过程的角度看，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保障。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领导人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拒绝任何劳动者联盟，强调“全线出击”，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使党和革命事业遭遇了严重危机。 对于建立统一战线，毛泽东很早就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
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进行了深刻剖析，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动力和对象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此后，积极推进工农联盟建设，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将他们纳入革命阵营，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壮大革命力量的重要取向。 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必须“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12]645抗战期间，党在推进统一战线的过程中高举正义旗帜，不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逐渐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进而获得了国内各进步阶层的普遍认同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可以说，通过不断推进统一战线建设，中国共产党提升了自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大大增强了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的能力。
其五，从革命保障的角度看，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将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根本归宿。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主体，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根本力量来源。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始终都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党遭遇重大危机但最终都能化险为夷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6]1031而“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26]10941944年，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26]1004为了人民必然就要依靠人民，毛泽东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号召“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14]136正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才有了坚实的依靠和根基，中国革命才得以不断发展。
三、结 语
着力增强忧患意识，切实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根基，也是党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 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长达近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始终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思索。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的。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27]当前，要切实做到以史为鉴，就要在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布局的基础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不断推进理论、制度、文化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由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必将不断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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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4]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党的创立时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邓中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作者：胡洪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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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历程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