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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1-21 15:15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 要：陶渊明在对道与物的体认中，用他的文化艺术修养、人生经历与园田生活系统生成出豁达的生死态度、与物化迁的人的确证和乐夫天命的思想认知，三者又系统生成了陶渊明的精神生态整体观。 其中，所蕴含的人在道中，道在人中，人与物因道而互生的生态和谐
摘 要：陶渊明在对“道”与“物”的体认中，用他的文化艺术修养、人生经历与园田生活系统生成出豁达的生死态度、与物化迁的人的确证和“乐夫天命”的思想认知，三者又系统生成了陶渊明的精神生态整体观。 其中，所蕴含的人在“道”中，“道”在人中，人与物因“道”而互生的生态和谐思想，使得人在与自然生态及社会生态相处的过程中，始终要融为“道”的一部分，从而实现物我相互体认的生命方式，以安放人的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态。
关键词：陶渊明; “道”; “物”; 生态和谐
生态需求是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的内在尺度要求，人的发展需求与生态系统的发展共同构成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 正如袁鼎生所说：“生态和谐是指生态对象特别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协调与统一、有机与有序、自由与自然。 ”[1]生态对象不但是生态系统本身，还有影响与发展生态系统结构的人的因素。 只有人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发展，才能形成协调与统一的行为方式与规范，人的发展才能自觉地限制并内在于生态系统之内，而不是走向生态系统的对立面，以妄自尊大的利欲手段去破坏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结构。
生态文明论文范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伦理意蕴
所以，也可以说：“生态和谐是人类、其他物种、天人生态系统的内在需要，是人类行为的目的，也是其他物种存在和发展的目的，更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大自然生态系统整体生存与发展的目的，是一种系统的生态善。 ”[1]生态和谐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反省人的不合理发展手段与目的，将人的一切生存需求与生态系统的整体结构绑定在一起，从而让人形成一种内省的、系统的与协调的整体生态观，并用它观照自然生态的价值，从审美的层面剔除掉“艺术美”优于“自然美”的、自然艺术低人一等的不合理审美观念。
先秦哲人认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只是处在性、依附性的，而不是占有性、掠夺性的。 因此人与天、地、道的互生互存，才能产生出人的最高价值。 如《老子·二十五章》：“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道”“天”“地”“人”系统地构成宇宙空间，人只居其一。 道，是最高的规律。 人作为宇宙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只占据一个生存空间; 而且人是最需要依赖其他三个空间的。 人生处在天地之间，是内在于宇宙的系统结构之中的。 人在与天、地、道的相互协调发展中，最终才实现人在自然中的自我价值确证。 这种万物并举共生、人居其间的生存理念，虽尚未上升到现代生态整体主义的层面，但仍为现代生态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理论渊源、思维方式与实践范型。
陶渊明痴爱老庄，诗歌中化用老庄的句子甚多，其引用《庄子》典故达70次之多，不得不说他受老庄思想影响之深。 同时老庄的“道”，具有超越现实经验走向人道互通的艺术审美精神的一面，正如徐复观所言：“老庄的所谓道，尤其是说庄子的所谓道，本质上是最高的艺术精神。 ”[3]“最高的艺术精神”，也就是《庄子·齐物论》中所说：“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
其分也，成也; 其成也，毁也。 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 ”[4]“道通为一”与“复通为一”，其中所言的就是人对事物的认知与命名往往来自主观的观察，并未完全认识到整个事物的全部理路。 因而“最高的艺术精神”也就是要人超越表层的经验，转向对事物的整体认知与审美观照。 这其中所含有的不以事物的差别与对立而去做结论的思想，可谓是整体论认知的最具哲学意味的表达了。
但是从艺术传统来看，庄子擅长寓言的写作方式，物只是作为他的思考对象，并未真正成为一个审美对象。 自然与物只是庄子思想的一部分，而“到了陶渊明那里，已自觉成为其生活和诗歌的一部分”[5]。 所以，一方面陶渊明诗文中“道”与“物”、“道”与“自然”互相自由生发整生出他的隐逸思维，使得艺术与思想完美融合，也呈现出“道”与“物”的生态和谐思想; 另一方面，陶渊明诗文中的“道”又与儒家“道”的“德行”观相互融合，以此整生出人在物或自然生态中的生存方式，体现其多维共生的隐逸思维，也蕴含着“人法道”和与“物”和谐共生的生态整体思想。
一、“感物愿及时”与“死去何所道”的生死豁达
近不惑之年的陶渊明才下定决心归居田园，并以《归去来兮辞》作为自己归隐的明志之作。 其前时期的诗作，已开始显现他在稼穑生活中的艰辛(从“酒”与“节”的生态需求分析中可看出)，这一切虽是他自愿的抉择，但也含有隐隐的无奈与不甘心之感。 可是作为哲人的他，反倒在早期的耕作生活中，不仅安放了自己崇尚自然的天性，还使他更加领略了田园风光的美景与生存之间的巨大不同。 这种巨大不同是他对生命在“物”的流变中所体认到的，这样的体认含有一种对生的“豁达”之感。
其诗作《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显露了他对稼穑之苦的体味，也有豁达生命观的显现：“蕤宾五月中，清朝起南飔。 不驶亦不迟，飘飘吹我衣。 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 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 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 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 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 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 ”[6]168“南飔”“白日”“紫葵”与“雨”作为自然风物系统地构成了一个外在景观片段。 “南飔”与“白日”一个吹走了遮蔽另一个的障碍，“雨”有了自己的另一种“闲”适的自然体现，它们构成了阴而不颓废的自然景观。 另外，“紫葵花”在“闲雨”轻洒的园田中，盛开得光耀灿烂充满生机。
这些鲜活的“物”构成了生物生死变化的自然生态系统，并与“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的人的世界整生出了物我共情的生态整体感，最终陶渊明在难以抑制的超逸志向中，安放了自己略带悲凉的生存境遇。 陶渊明在此诗中，以“闲”字激活了整个自然的“闲淡”生命情态，又以“衰”字显现了自然物象短暂的生命。 “闲”与“衰”一种悠然状态和一种物哀情态，它们彼此自由地显现在自然生态中，并不以人的情感意志为转移，而陶渊明用独特的内心体认与它们相互感应，完美实现了“物”与言、心三者的融合，构筑出他及时安乐、超脱与豁达的整体“乐生”观。
另外，“生”得豁达也要“死”得豁达。 陶渊明的豁达“死”观，成熟于晚年：“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6]417(《拟挽歌辞》其三)“荒草”“白杨”“严霜”“高坟”“马”“风”等外在景观，分别对应“茫茫”“萧萧”“九月”“嶕峣”“仰天鸣”“萧条”等人的内心体认，它们系统地构合成了一幅萧索、凌厉的死亡意境图。 送葬的人在归来后，依然欢歌自娱，悲伤只有自己的亲人或许能感知得到。 陶渊明假想了一个生死离别的场景，并将其以诗的言说形式展现了出来，外在景观萧索与悲凉的自然物象，以及他对生死感知的内心体认相互融合，生发出他对死后世界的叹惋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超越生死的豁达态度。
可以说，“感物愿及时”，要尊重与观察当下的事物，感知人与自然的合适尺度，为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的生态美去生活。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是回归人的原初状态，即回归到“物”的本初。 生在具有生态美的世界，又回归于此，是陶渊明对生死豁达的生态认知，不仅符合了庄子“齐物论”认识万物的思想，也为他隐逸的行为与貌似蔑视“死”的行为提供了思想基础。 同时贪图生而去求长生不死、羽化成仙的行为，本来就是与“道”相违的做法。 陶渊明以他内在超越生死的生命意识去体认世间万物，消解、升华与融合了与“道”相悖的惜生观，反归到乐生状态，求得人与物在现世的和谐共处。
二、“道丧向千载”与“同物既无虑”的人的确证
陶渊明豁达的生死观，表面看是对世俗社会的极大反叛，实则是他尊重“道”的自然性的一种呈现。 从现实层面讲，这是他保持“德行”的一种策略。 人的原初文化意识，在被人所生活的世界所击溃时，要回到保护自己的状态又去维系本性的时候，艺术的存在便会产生替补的作用。 魏晋的乱世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分离，“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三)，德行因此而丧失，人的真情被自己所隐藏，“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三)[6]230，只能凭借虚名，将自身寄托在乏味的社会间。 陶渊明将自己的本性坚守化于“酒”中，以一种积极的脱逃态度，体现他对丧失德行的世俗社会的警醒。 这种警醒，在他归隐的艰难之中并未消失。
“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读〈山海经〉》其十)，就是奋斗不止的斗争精神，旨在于践行自己的德行。 同时，陶渊明以“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读〈山海经〉》其十)，也就是人对生命的内心体认与万物运化看齐，便会没有什么可遗憾和痛惜的。 在陶渊明身上有两种看似矛盾相悖的生存模式：一是陶渊明对儒家文化的根本认同; 一是他对庄子“齐物”思想的解悟。 而两种方式得以和谐地处在一个言说方式中，也表现出他深受了魏晋玄学的影响。 所以，陶渊明在践行德行的基础上，将自己对乱世之局的不满上升到哲学的体认，让这种不满跟随万物化迁的规律而消融，以达到顺应大化的生命境界。
“道丧向千载”与“同物既无虑”的人的确证，有呼吁回归“德行”的一面，也有随物化迁的生命觉知。 其中，“道”与“物”的关系使陶渊明陷入了一个悖论的生存境地，一者他想超越现世虚假德行的制约，二者他又将自己内心的无奈化入对自然之物生命的体认中。 这两者互为因果，在陶渊明的艺术世界，他以与物和谐共生的体道认知，完美地化解了两者之间的裂痕，也实现了人在艺术化世界中的价值确证。
三、“形逐物迁”与“余得为人”的“善万物之得时”
陶渊明与周续之、刘遗民合称为“浔阳三隐”，但他却与周、刘有着不同的隐居生活。 周续之归于庐山后，继续跟释慧远学习，刘遗民(刘程之)则隐匿无踪。 陶渊明与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亲自躬耕并对生命有了独到理解。 归隐后的陶渊明除了农耕，就是以诗、书、酒与琴寄养心性，并历数历史上的高洁隐士来自况自己的隐居生活，感悟时事的变迁。 其《扇上画赞》《咏贫士》《读山海经》与《咏二疏》《咏三良》等作品就是对高洁隐士的赞誉与反思。
其中《扇上画赞》，历数“荷蓧丈人”“长沮桀溺”“於陵仲子”“张长公”“丙曼容”“郑次都”“薛孟尝”“周阳珪”等隐士的行为。 一者赞誉隐士的高洁情操，寄寓他归隐的心志，明示自己的归隐生涯并不孤独，历史上有很多高洁的隐士与他互相为伴; 再者其中显露的隐居缘由，显现了他对“道”与“物”关系的独特体认：“三五道邈，淳风日尽; 九流参差，互相推陨。 形逐物迁，心无常准; 是以达人，有时而隐。 ”[6]497陶渊明认为三皇五帝时代真淳的社会风气已经丧失殆尽，后世的各种学说流派相互彼此争执不下，且互相推诿排斥，可是人跟随世事变化而变化，就意味着会失去对事物的准确把握。 因而高洁的通达之士，就会选择归隐来保持自己对事物的看法。
陶渊明感慨三皇五帝之后的真淳社会风气的丧失，与《感士不遇赋并序》中对上古社会的认知是相互一致的; 而对“形逐物迁”的历史与人性的认知，又与《庄子·齐物论》中的整体认知事物的观念相同。 另一方面，陶渊明体认到了万物化育之理：“茫茫大块，悠悠高旻。 是生万物，余得为人。 自余为人，逢运之贫。 ”(《自祭文》)[6]545天地化育万物，人为其一，但陶渊明自己逢上了不好的时运，可他并未感觉到高贵与下贱的绝对不同，只是选择了以“闲心”的生活方式，保养自己性命于百年，且虽有“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7](《归去来兮辞》)，但他仍以“乐夫天命”而轻富贵的生命态度与行为去安养自己的本性。
陶渊明并没有对人只是天地化育万物的一部分，且化育后的形态与命运各不相同而感到十分的悲戚、或者十分的高傲。 他始终以“聊乘化以归尽”的“化迁”生命体认去完成“天育”的使命：那就是活回自己的本性，安放自己的形体于天地间而不违背“天命”。 可以说，“乐夫天命”是陶渊明所有生命整体认知的思想基础，贯穿于他的艺术作品间，也践行于他的现实生活中。 其思想虽有名教、老庄、玄学的影子，可陶渊明将它们都融入到了“乐夫天命”的思想中，且进行了哲学的思考，并贯穿在他的生命之中。 “道”与“物”和谐共处的生态整体思想，如果注入陶渊明“乐夫天命”的整体生命认知，人将会在遵道与追物之间求得比较优化的处理方式：人也不会只是贪图富贵而丢了性命，也不会因为惜命而违背自然生态的规律，继而转向对生态系统的疯狂破坏。
四、结语
陶渊明的思想是一个系统生成的过程，因为陶渊明对人的价值的独特思考与他精湛的艺术造诣之间是系统生成的关系，统观这个过程才有可能全面把握陶渊明其人及他作品的艺术价值。 陶渊明诗文中呈现的“生态和谐”思想以“道”与“物”的辩证之思为“红线”，且由外在景观与内心认知两部分构成：外在景观主要是诗文中的自然物象; 内心认知是由陶渊明的心性与艺术气质、文化修养所构成的精神气质，两者相互联系、系统地构成陶渊明思想的生态整体认知观。
参考文献：
[1]袁鼎生.生态和谐论[M].广西社会科学，2007(2)：40-46.
[2]老子著.老子[M].陈鼓应，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69.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
[4]庄子.庄子(上册)[M].陈鼓应，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75-76.
[5]李壮鹰，李春青.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73.
[6]陶渊明.陶渊明集笺注(上册)[M].袁行霈，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168.
[7陶渊明.陶渊明集[M].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161.
作者简介：吕旭阳，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2017级美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生态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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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物”的生态和谐——陶渊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