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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3-06 16:12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 要：唐代以后，《丧服》制度及其礼文诠释进入一个集成式发展阶段，颇具超越前代、重构新局的宏大气概，孔颖达《礼记正义》便极具代表性。 考察《曾子问》《丧服小记》诸篇相关诠释可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继承并发展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丧服》学诠释的众
摘 要：唐代以后，《丧服》制度及其礼文诠释进入一个集成式发展阶段，颇具超越前代、重构新局的宏大气概，孔颖达《礼记正义》便极具代表性。 考察《曾子问》《丧服小记》诸篇相关诠释可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继承并发展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丧服》学诠释的众多成就，无论是诠释涉略面、诠释理路、诠释体式的选择，还是对此前各家经文诠释纷争见解的选择，都彰显出礼文诠释的独到之处。 在《丧服》制度及其礼文的诠释过程中，孔颖达持有自己的诠释出发点和《丧服》制度弘旨观; 在疏通申解《丧服》制度礼文及其郑《注》的过程中，他又继承延续并创新性地发展了前人诠释焦点、诠释方法等方面成果，形成一整套独具个性化的诠释理念、诠释方法与诠释特色，对唐代乃至此后《丧服》学的诠释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键词：孔颖达; 《礼记正义》; 《丧服》制度; 礼文; 诠释
在唐初众多儒家经师鸿儒当中，孔颖达因为奉诏主持编纂《五经正义》而享誉当时。 唐初统治者为适应国家科举取士和维护全国社会统一的需要，尽快结束南北朝以来儒学内部宗派纷争，解决经学文献典籍散佚、文理乖错、章句杂乱、师说多门的现状，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云”，最终完成《五经正义》这一部集大成的经学义疏结集著作。 在孔颖达毕生的治经实践当中，他除了编撰《礼记正义》等著作外，还“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 贞观十一年(637)，孔颖达修成《大唐仪礼》(又名《大唐新礼》)一书，凡一百卷。 该书乃是孔颖达与房玄龄、魏征、颜师古等人奉唐太宗敕参与纂修之作，亦即历史上颇为著名的唐“贞观礼”。
据此可见，孔颖达对于礼经之学颇为精通娴熟。 在礼经之学当中，《丧服》制度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 孔颖达虽然没有为《仪礼·丧服》进行专门的著述，但是他对《礼记》49篇当中与“丧服”制度密切相关的篇目，如《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大记》《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等篇的礼文诠释中，都贯注了他于“丧服”制度的诠释见解和创见。 这些见解且贯穿于《礼记正义》诸篇礼文的诠释当中。 为充分发覆孔颖达的诠释成就，本文拟就其关于《丧服》篇礼文弘旨之认知状况，疏解《曾子问》诸篇礼文之诠释焦点，疏解礼文及郑《注》之诠释方法及诠释特色等内容，逐一董理分析如下。
作者：邓 声 国
一、《丧服》篇礼文弘旨之认知
孔颖达关于《丧服》篇礼文弘旨之认知，散见于《礼记正义》诸篇礼文的诠释话语当中。 今抽绎整理为如下数方面：
其一，关于“五服”服制原则及其“服术”的诠释。 对于《丧服》礼文及其具体服制的诠释，必然要涉及到对于其中蕴含的服制原则及其“服术”的阐释剖析。 如《礼记·大传》：“上治祖祢，尊尊也。 下治子孙，亲亲也。 ”孔氏《疏》云：“上主尊敬，故云‘尊尊’，下主恩爱，故云‘亲亲’。 ”又同篇“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 ”郑《注》：“亲亲，父母为首; 尊尊，君为首; 名，世母叔母之属也; 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 长幼，成人及殇也; 从服，若夫为妻之父母，妻为夫之党服。 ”孔氏《疏》云：
此经明服术之制也。 “一曰亲亲”者，父母为首，次以妻、子、伯、叔。 “二曰尊尊”者，君为首，次以公卿、大夫。 “三曰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妇并弟妇兄嫂之属也。 “四曰出入”者，若女子子在室为入，適人为出，及出继为人后者也。 “五曰长幼”者，长谓成人，幼谓诸殇。 “六曰从服”者，即下“从服”有六等是也。
相比较郑玄关于制服原则“亲亲，父母为首; 尊尊，君为首”的解释，孔颖达《正义》的疏解更加具体直观。 另外，孔颖达还对“从服”做过一次详细的剖析：
“从服”者，按服术有六。 其一是“徒从”者。 徒，空也，与彼非亲属，空从此而服彼。 徒中有四：一是妾为女君之党，二是子从母服于母之君母，三是妾子为君母之党，四是臣从君而服君之党。 就此四徒之中，而一徒所从虽亡，则犹服。 如女君虽没，妾犹服女君之党，其余三徒，则所从亡而已，谓君母死，则妾子不复服君母之党，及母亡，则子不复服母之君母; 又君亡，则臣不复服君党亲也。 其中又有妾摄女君，为女君党，各有义故也。
凡此种种，通过列举法进行阐释，皆呈现更为具象化的特点。
其二，关于“五服”义例的认知。 “五服”义例，是《丧服》篇及其《曾子问》《丧服小记》所反映的丧服制度的核心理论内容，孔颖达《正义》对此也颇有发覆，不过，在其《曾子问》诸篇的礼文阐释当中，并没有出现“五服”义例的概念，而更多是对服制条文的正、降、义例情况，从情、义、理等角度进行具体的阐释。 例如《丧服小记》：“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为妻也，与大夫之適子同。 ”孔氏《正义》解释说：“《丧服》若举世子为妻，嫌大夫以下有降，《丧服》若举士子为妻，其士既职卑，本无降理，大夫是尊降之首，恐其为適妇而降，故特显之。 ”孔氏结合《丧服》的降服情况，对《丧服小记》的相类似服制情况进行补充说明。
其三，提出了“礼是郑学”的学术论断。 在《礼记正义》当中，孔颖达多次提出了“礼是郑学”的学术论断，如孔氏言：“《礼》是郑学，故具言之耳，贤者裁焉”“礼既是郑学，故具详焉”“礼是郑学，今申郑义”等等。 事实上，在对《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等篇礼文的诠释当中，也是以申解疏通郑氏《注》文为主导诠释，或者是据本书前后文郑《注》文相互发明补充，或者是据《仪礼》一书《注》文诠释《曾子问》《丧服小记》诸篇，等等。 孔颖达提出的“礼是郑学”论断，得到了后世诸多学者的认同，如清人陈澧就曾深入发覆说：“郑君尽注《三礼》，发挥旁通，遂使《三礼》之书，合为一家之学，故直断之曰‘礼是郑学’也。 ……然则郑君礼学，非但注解，可为朝廷定制也。 ……然则郑君礼学，非但注解，实能履而行之也。 ”可谓是对孔氏“礼是郑学”学术论断的进一步申说。
二、疏解《曾子问》诸篇礼文之诠释焦点
孔颖达对《曾子问》《丧服小记》诸篇当中与丧服制度密切关联礼文的疏解串讲，大致与《礼记》其他篇目的训释一致，但也有其独特视角，其中更多的诠释焦点集中在以下诸方面：
其一，重视《曾子问》《丧服小记》等篇目的解题。 从《正义》相关卷册情况来看，孔颖达对《曾子问》《丧服小记》等篇目的解题，大都是通过援引郑玄的《三礼目录》来进行诠释的，仅有少数几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援据他人之见加以补充解说。 例如《丧大记》篇，孔氏《正义》解释说：“案郑《目录》云：‘名曰《丧大记》者，以其记人君以下始死、小敛、大敛、殡葬之事，此于《别录》属“丧服”。 ’《丧大记》者，刘元云‘记谓之大者，言其委曲、详备、繁多，故云大’。 ”又如《丧服四制》篇，孔氏《正义》解释说：“案郑《目录》云：‘名曰《丧服四制》者，以其记丧服之制，取于仁、义、礼、知也。 此于《别录》旧说属“丧服”。 ’郑云‘旧说’，案《别录》无‘丧服四制’之文，唯旧说称此丧服之篇属‘丧服’。 然以上诸篇，每篇言‘义’，此不云‘丧义’，而云‘丧服四制’者，但以上诸篇皆记《仪礼》当篇之义，故每篇言‘义’也。 此则记者别记丧服之四制，非记《仪礼·丧服》之篇，故不云‘丧服之义’也。 ”这则训释例，孔氏在援引郑氏《目录》之文外，还进一步考证分析了《丧服四制》不称《丧服义》之由。
其二，强调通过分章段的方式为《曾子问》《丧服小记》等礼文进行宏观诠释。 仍以《丧服四制》篇《正义》的诠释为例，孔氏《疏》文先后云：“此一篇总论丧之大体，有四种之制。 初明恩制，次明理制，次明节制，次明权制。 既明四制事毕，又明三年丧自古而行之，故引高宗之事。 又明斩衰以下，节制之差，结成仁义之事，各随文解之。 ”“此一节覆说前文礼‘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之事。 ”“此一经明四制之中恩制也。 以父最深恩，故特举父而言之。 其实门内诸亲为之著服，皆是恩制也。 ”“此一经明门外之治，四制之中义制也。 ”“此一节明四制之中节制也。 ”凡此种种，对于明了各个章段之大旨及其全篇之要旨，起到了很好的诠释效果。
其三，注重从制服原则角度阐释古代丧服规制的深层内涵。 例如《间传》：“齐衰之丧，既虞、卒哭，遭大功之丧，麻、葛兼服之。 ”郑《注》：“兼，犹两也。 不言‘包’‘特’而两言者，‘包’‘特’著其义，‘兼’者，明有绖有带耳。 ”郑玄仅仅只是说明不言“包”“特”而言“兼”者的服制情况，而孔颖达则从服制背后的义理角度，进一步展开阐释说明：“以卑者可包尊，须特著其尊卑之义，故于斩衰重服言之。 ‘兼’者不取其义，直云绖带麻、葛兼有，故于齐衰轻服言之。 于男子而论，其实同也。 ”又如《三年问》：“三年之丧，何也? 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故曰‘无易之道’也。 创钜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 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 斩衰苴杖，居倚庐，食粥，寝苫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 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送死有已、复生有节也哉! ”郑《注》并没有从义理角度解释，孔氏则从义理角度深入剖析：“记者欲释三年之义，故假设其问，云三年丧者，意有何义理? 谓称人之情而立礼之节文。 ”“‘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者，既痛甚差迟，故称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是至痛极者也。 ”“‘哀痛未尽，思慕未忘’者，言贤人君子于此二十五月之时，悲哀摧痛，犹未能尽，忧思哀慕，犹未能忘，故心之哀慕于时未尽，而外貌丧服以是断割者。 ”这为统治者及士族阶层制定礼俗层面的丧服制度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礼记正义》当中，有如是一段关于礼经《丧服》服制的推衍行文，孔氏从“亲亲”的服制原则入手，通过“上杀”“下杀”“旁杀”的方式，对于了解古代丧服服制建构情况具有极大的帮助：
“上杀”者，据己上服父祖而减杀，故服父三年，服祖减杀至期，以次减之，应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俱齐衰三月者，但父祖及于己，是同体之亲，故依次减杀。 曾祖、高祖非己同体，其恩已疏，故略从齐衰三月。 ……“下杀”者，谓下于子孙而减杀。 子服父三年，父亦宜报服，而父子首足，不宜等衰，故父服子期也。 若正適传重，便得遂情，故《丧服》云“不敢降”是也。 父服子期，孙卑，理不得祖报，故为九月。 若传重者，亦服期也。 为孙既大功，则曾孙宜五月，但曾孙服曾祖正三月，故曾祖报亦一时也。 而曾祖是正尊，自加齐衰服，而曾孙正卑，故正服缌麻。 曾孙既缌麻三月，玄孙理不容异。 且曾孙非己同体，故服不依次，减杀略同三月。 ……“旁杀”者，世叔之属是也。 父是至尊，故以三年。 若据祖期年，则世叔宜九月，而世叔是父一体，故加至期也; 从世叔既疏，加所不及，据期而杀，是以五月; 族世叔又疏一等，故宜缌麻; 此外无服也。 此是发父而旁渐至轻也。 又祖是父一体，故加至期，而祖之兄弟非己一体，故加亦不及，据于期之断杀，便正五月; 族祖又疏一等，故宜缌麻; 此外无服。 是发祖而旁渐杀也。 又曾祖据期本应五月，曾祖之兄弟谓族曾祖，既疏一等，故宜三月也。 自此以外，及高祖之兄弟悉无服矣。
这样一来，礼经《丧服》篇具体服制条文的逻辑关系就在在得以彰显明晰。
不过，有的时候，孔颖达《正义》对丧服制服原则的解释却有不甚周到之处。 例如《丧服小记》：“从服者，所从亡则已。 ”孔氏《正义》：“‘从服’者，按服术有六，其一是‘徒从’者，徒，空也，与彼非亲属，空从此而服彼。 徒中有四：一是妾为女君之党，二是子从母服于母之君母，三是妾子为君母之党，四是臣从君而服君之党。 就此四徒之中，而一徒所从虽亡，则犹服。 如女君虽没，妾犹服女君之党，其余三徒，则所从亡而已，谓君母死，则妾子不复服君母之党，及母亡，则子不复服母之君母; 又君亡，则臣不复服君党亲也。 其中又有妾摄女君，为女君党，各有义故也。 ”又解释说：“‘属从’者，所从虽没也，服此，明属从也。 属者骨血连续，以为亲也，亦有三：一是子从母服母之党，二是妻从夫服夫之党，三是夫从妻服妻之党。 此三从，虽没犹从之，服其亲也。 ”另如《礼记·大传》篇：“从服有六，有属从，有徒从，有从有服而无服，有从无服而有服，有从重而轻，有从轻而重。 ”孔氏《正义》又有解释说：“属，谓亲属，以其亲属为其友党，郑云‘子为母之党’是也。 郑举一条耳，妻从夫、夫从妻并是也。 ……徒，空也。 与彼无亲，空服彼之支党，郑云‘臣为君之党’。 郑亦略举一条，妻为夫之君、妾为女君之党、庶子为君母之亲、子为母之君母并是也。 ”
笔者按：“从服”本是“丧服”的制服原则之一，汉唐时期并未作为丧服义例的一种。 考上述孔氏《正义》的解释，“属从”之服属于服丧者和服丧对象具有间接亲属关系的从服，《丧服小记》《大传》篇孔氏均将其分为子从母服母之党、妻从夫服夫之党、夫从妻服妻之党“三从”，并无不同。 “徒从”之服则属于服丧者和服丧对象并不具备任何亲属关系的从服，《丧服小记》篇孔氏将其分为妾为女君之党、子从母服于母之君母、妾子为君母之党、臣从君而服君之党四者，而《大传》篇孔氏将其分为臣为君之党、妻为夫之君、妾为女君之党、庶子为君母之亲、子为母之君母五者，前后的服制分类范畴颇有差异。 另外，《大传》篇六“从服”当中，如果说“属从”之服与“徒从”之服在逻辑关系上处于并列层次的话，那么后四者“有从有服而无服，有从无服而有服，有从重而轻，有从轻而重”则与此二者并不在同一层面上，而且服丧者和服丧对象都存在间接亲属关系。 清人孙希旦的说法是：“从服有六，实不外乎属从、徒从而已，其下四者皆属从之别者也。 ”换言之，后四者只不过是“属从”的四种分支类型而已。 对此，孔颖达的诠释失于考证。
其四，强调《曾子问》诸篇相关“丧服变除”之发覆。 服丧时由成服到释服的过程和仪节，亦即“丧服变除”情况的发覆，是孔颖达诠释《曾子问》诸篇的又一重点。 例如《间传》：“斩衰之葛，与齐衰之麻同; 齐衰之葛，与大功之麻同; 大功之葛，与小功之麻同; 小功之葛，与缌之麻同。 麻同则兼服之。 兼服之服重者，则易轻者也。 ”郑《注》：“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带，妇人反其故葛绖，其上服除，则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 ”孔氏《正义》：“云‘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带，妇人反其故葛绖’者，此明遭后服初丧，男子妇人虽易前服之轻，至后服既葬之后，还须反服其前丧，故云‘男子反服其故葛带，妇人反服其故葛绖’。 但经文据其后丧初死，得易前丧之轻，《注》意明也。 后既易以满，还反服前丧轻服，故文、《注》稍异也。 ”又如《曾子问》：“男不入，改服于外次。 女入，改服于内次，然后即位而哭。 ”关于男女亲迎途中遭遇丧事改服丧服的具体情况，《丧服》篇没有记载，郑《注》亦仅云：“不闻丧即改服者，昏礼重于齐衰以下。 ”孔氏《正义》则曰：“女既未至，闻婿家有齐衰大功之丧，则废其昏礼，男女变服就位哭。 男谓婿也，不入大门，改其亲迎之服，服深衣于门外之次。 女谓妇也，入大门，改其嫁服，亦深衣于门内之次。 男女俱改服毕，然后就丧位而哭，谓于婿家为位也。 ”
其五，强调与《仪礼·丧服》篇服制的异同比较。 例如《丧服小记》：“庶子不为长子斩，不继祖与祢故也。 ”孔氏《正义》：“此亦尊宗之义也。 然此所明，与《丧服》中义同而语异也。 《丧服》明父是適，为长子斩，此明父是庶子，不得为长子服斩者也，是互相明也。 ”按：同样是父亲为长子服丧服，由于“父”在家族中身份差异而呈现出服制异同，如《丧服》篇云“父为长子”服斩衰三年，父亲属于“適长子”身份，需要“继祖与祢”; 而此篇中，父亲属于“庶子”身份，不能够“继祖与祢”。 故父亲为长子服丧存在服制的鲜明差异，孔颖达为此而特意进行二者经文的异同，要皆属于“尊宗之义”的结果。
其六，重视广泛征引前贤训释成说并合理加以取舍和是非论证。 根据焦桂美统计，孔颖达撰写《正义》时，合理参考和吸收了此前学者训释成果; 其中有明确姓氏称谓的撰者及著作，主要包括庾蔚之《礼记略解》、何胤《礼记隐义》、贺瑒《礼记新义疏》、皇侃《礼记义疏》、熊安生《礼记义疏》等。 此外，“《正义》中频繁出现‘师说’‘先师’‘先儒’‘旧说’‘释者’‘南师’等，这些名词有着不同的含义。 这些词语的使用,可以反映出《正义》大量吸收、利用了前人的成果,包括南北朝时期的义疏”。 这些征引语段中，不少条目涉及到《曾子问》《丧服小记》等9篇丧服制度的诠释内容。 例如《丧服小记》：“久而不葬者，唯主丧者不除。 其余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则已。 ”孔氏《正义》解释“除丧则已”说：“谓月足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 然此皆藏之，至葬则反服之也，故下云‘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也。 然虽缌亦藏服，以其未经葬故也。 ”不仅如此，孔氏《正义》还广泛征引各家诠释成说：
卢曰：“其下子孙皆不除也，以主丧为正耳，余亲者以麻，各终其月数除矣。 ”庾云：“谓昔主，《要记》按《服问》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妇’，故谓此在不除之例，定更思详，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无缘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长服衰绖也。 且前儒说‘主丧不除，无为下流’之义，是知主丧不除，唯于承重之身为其祖曾。 若子之为父，臣之为君，妻之为夫，此之不除也，不俟言而明矣。 ’卢植云：‘下子孙皆不除。 ’萧望之又云：‘独谓子。 ’皆未善也，谓庾言为是。 ”
这一段《疏》文，孔氏先后征引了卢植、庾蔚之、萧望之以及“前儒”等诸家之说，既保留了较为珍贵的众家之说，又据此作出了客观评判，是非臧否，一任读者体悟取舍。
其七，注重从行文义例角度阐释礼篇丧服规制的相关情况。 例如《丧服小记》：“礼，不王不禘。 ”孔氏《正义》申解说：“此经上下皆论服制，记者乱录不禘之事厕在其间，无义例也。 以承上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知谓郊天也，非祭昊天之禘也。 ”按：孔颖达考查发现，此条礼文与《丧服小记》篇上下行文“皆论服制”不类，推测其为记事者“乱录不禘之事厕在其间”，其间并没有行文“义例”的存在，故对此进行发覆。 事实上，《大传》篇开头同样有一句“礼，不王不禘”之文，孔《疏》云“此‘禘’谓郊祭天也，然郊天之祭，唯王者得行，故云‘不王不禘’也”，与此段《疏》文从行文义例角度的阐释颇具对比性。
三、疏解《曾子问》诸篇及郑《注》之诠释方法
孔颖达疏解《曾子问》诸篇礼文，无论是对各篇经文所涉及的丧服制度及其丧服变除情况的诠释，还是对郑玄《注》有关丧服制度训释语的申解发覆，其间无不蕴含着孔氏等人特有的诠释方法。 这些诠释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后世学者的《丧服》经传记文的诠释与研究。 在孔氏《正义》众多方法当中，最为显著的诠释方法当属于文献互证法，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据《仪礼·丧服》篇经《传》之文诠释《曾子问》《丧服小记》等篇经文及郑《注》释语。 例如《丧服小记》：“庶子不为长子斩，不继祖与祢故也。 ”孔氏《正义》：“此亦尊宗之义也。 然此所明，与《丧服》中义同而语异也。 《丧服》明父是適，为长子斩，此明父是庶子，不得为长子服斩者也，是互相明也。 ”又如《杂记上》：“未服麻而奔丧，及主人之未成绖也，疏者与主人皆成之，亲者终其麻带绖之日数。 ”郑《注》：“疏者，谓小功以下也。 ”孔氏《正义》：“知‘疏者，谓小功以下’者，《丧服传》云大功以上，同居为同财，故知‘疏者’谓小功以下。 ”按：以上二例，前例将《丧服小记》和《丧服》经文对比，考察二者异同以申解经义; 后例通过连通《丧服传》以比对申解说明郑《注》之所以然。
二是据《礼记》各篇礼文来诠释互证《曾子问》《丧服小记》等篇经文及其郑《注》释语。 例如《杂记上》：“有父母之丧，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殇，则练冠附于殇，称‘阳童某甫’，不名，神也。 ”郑《注》：“阳童，谓庶殇也。 宗子则曰阴童。 童，未成人之称也。 某甫，且字也。 ”孔氏《正义》：“云‘阳童谓庶殇也，宗子则曰阴童，童，未成人之称也’者，《曾子问》：‘庶子之殇，祭于室白，故曰阳童。 宗子殇死，祭于室奥，则曰阴童。 ’云‘某甫，且字也’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 二十之时曰某甫，是且字，言且为之立字。 ”又同篇“子冯之踊，夫人东面坐冯之，兴踊”，孔氏《正义》：“此一经是《丧大记》君丧之节，于此重记之。 但《大记》云‘夫人东面亦如之’，此云‘夫人东面坐冯，兴踊’，惟此四字别，义皆同也。 ”按：以上二例，前一例是孔氏《正义》据《曾子问》与《檀弓》之文来诠释申解郑《注》之意，后一例是孔氏《正义》据《丧大记》来诠释说明《杂记上》礼文之意。 凡此种种，要皆《正义》强调通过引证与诠释话语关联性较强的材料，达成对礼文及其郑《注》释语的疏解。
孔颖达《正义》运用文献引证法，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还有其他情况，如借助其他儒家典籍和各种先秦两汉文献佐证礼制，借助本经其他位次的郑《注》及其他经典文献的郑《注》诠释语来证成《曾子问》等篇经文服制及郑《注》释语。 凡此种种，在此前部分的论述当中已有不少例证，此不重复举证说明。
除了文献互证法之外，孔颖达还特别重视依据服制“尊尊”“亲亲”原则来推理申解诠释《曾子问》《丧服小记》等篇经文及其郑《注》释语的服制规定，这是对汉魏南北朝学者治礼方法的延续。 例如《丧服小记》：“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 ”对于这一服制规定，郑《注》解释说：“不敢以己私废父所传重之祭祀。 ”虽然涉及到“尊尊”的制服原则，但其诠释仍有不足，如从“亲亲”的角度而言，又将如何呢? 或者说，父在与父没又有何差别之处? 凡此种种，《注》文并不清晰，故孔氏《正义》申解说：“出母，谓母犯七出，为父所遣。 而母子至亲，义不可绝。 父若犹在，子皆为出母期。 若父没后，则適子一人不复为母服，所以然者，己系嗣烝尝，不敢以私亲废先祖之祀，故无服。 ”较之郑《注》释语，孔颖达的解释更趋完整，更为兼顾了“尊尊”“亲亲”两重制服原则。
四、疏解《曾子问》诸篇及郑《注》之诠释特色
如前所述，在《礼记正义》当中，孔颖达多次提出了“礼是郑学”的学术论断，所谓“《礼》是郑学，故具言之耳，贤者裁焉”“礼既是郑学，故具详焉”，等等。 既然“礼是郑学”，那么孔氏撰述《礼记正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申解郑《注》之意义。 和其他各篇一样，孔颖达对《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诸篇礼文的诠释，基本上是以申解疏通郑氏《注》文为诠释主导。 透过这些申解郑《注》的诠释话语，大致可以发见，孔氏疏解《曾子问》诸篇郑《注》，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的诠释特色。
其一，尽管孔氏《正义》大量征引此前诠释成说，但大多根据郑玄《注》文批驳各家之说。 有学者称：“孔疏于唐前《礼记》学成果，几乎皆有所征引，然诸说凡有不同于郑注、而又无明文可据者，多以郑《注》为解经标准，或以诸说为非、或不取诸说。 ”从《曾子问》诸篇《疏》文的诠释来看，大都如此。 例如《杂记上》“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 士为其父母兄弟之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 郑《注》曰：“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 ”孔氏《正义》则云：
以经唯云父母兄弟，士与大夫之异，不云大功以下有殊，是大功以下与大夫同。 所以然者，以重服情深，故使士有抑屈，使之勉励。 大功以下，轻服情杀，故上下俱申也。 按《圣证论》王肃云：“丧礼自天子以下无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达。 ’且大国之卿与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 晋士起大国上卿，当天子之士也。 平仲之言，唯卿为大夫，谓诸侯之卿，当天子之大夫，非谦辞也。 春秋之时，尊者尚轻简，丧服礼制遂坏，群卿专政，晏子恶之，故服粗衰枕草，于当时为重。 是以平仲云：‘唯卿为大夫。 ’逊辞以辟害也。 又《孟子》云：‘诸侯之礼，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又此《记》云：‘端衰丧车皆无等。 ’又《家语》云：‘孔子曰：平仲可为能远于害矣。
不以己之是駮人之非，逊辞以辟咎也。 ’ ”王肃谓大夫与士异者，大夫以上，在丧敛时弁绖，士冠素委貌。 马昭答王肃曰：“《杂记》云：‘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是大夫与士丧服不同者。 而肃云无等，则是背经说也。 ”郑与言礼，张融评云：“士与大夫异者，皆是乱世尚轻凉，非王者之达礼。 小功轻重，不达于礼。 郑言谦者，不异于远害。 ”融意以王肃与郑其义略同。 如融之说，是周公制礼之时，则上下同，当丧制无等。 至后世以来，士与大夫有异，故记者载之，郑因而解之。 礼是郑学，今申郑义。 云“端衰丧车无等”者，端，正也，正为衰之制度上下无等，其服精粗卿与大夫有异也。 又，曾子云“齐斩之情”，据其情为一等，无妨服有殊异耳。 若王肃之意，大夫以上弁绖，士唯素冠，此亦得施于父母。 此经云为昆弟，岂亦弁绖素冠之异乎? 此是肃之不通也。 杜元凯注《左传》，说与王肃同。 服虔注《左传》，与端衰丧车无等，其老之问，晏子之答，皆为非礼，并与郑违，今所不用也。
以上一段诠释话语中，孔颖达先后援引了王肃、马昭、杜预、服虔等人的观点，且皆与郑玄的解释不同; 而孔氏则依据郑氏的解释来批驳他们的观点，并且指出他们的说法“皆为非礼，并与郑违，今所不用”，彰显郑学极其鲜明。
另外还要指出，倘若郑玄《注》文有阙漏之处，孔氏则折衷于此前其他学者成说，选择较为合理的说法，借以补充完善郑氏《注》文。 例如《杂记上》：“有三年之练冠，则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屦不易。 ”为什么要“大功之麻易之”，郑玄《注》文并没有任何说明，故孔氏《正义》为之诠释说：
先师解此，凡有三义。 按《圣证论》云：“范宣子之意，以母丧既练，遭降服大功则易衰。 以母之既练，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升，故得易之，其余则否。 贺玚之意，以三等大功，皆得易三年练衰。 其三等大功，衰虽七升、八升、九升之布，有细于三年之练衰，以其新丧之重，故皆易之。 ”皇氏云：“或不易。 ”庾氏之说，唯谓“降服大功，衰得易三年之练，其余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则不得易三年之练”。 今依庾说。 此大功者，时据降服大功也。 故下文云“而祔兄弟之殇”，虽论小功之兄弟，而云降服，则知此大功之麻易，据殇也。
按：孔颖达根据自身目力所及，指出此前学者对此礼文有三种不同的诠释意见，认为当依庾氏之说较为可信，并据此进一步申解经文“以大功之麻易之”之意。 这种诠释之法，实际上也是补足郑《注》训义的一种方式。
其二，注重对郑玄《注》文训释疏略处作进一步训释。 倘若郑氏的《注》文不能完全阐发经文之意，或者郑氏的《注》文虽然已经包含有某种意思，但并未明确说出，孔氏《正义》往往作进一步疏解，将郑氏隐含之意挖掘出来，从而使得读者更好地理解经文及郑《注》之意。 例如《杂记下》：“有殡，闻外丧，哭之他室。 ”郑《注》：“明所哭者异也，哭之为位。 ”孔氏《正义》：“有殡谓父母丧未葬，丧柩在殡宫者也。 外丧谓兄弟丧在远者也。 他室，别室也。 若闻外丧，犹哭于殡宫，然则嫌是哭殡，则于别室哭之，明所哭者为新丧也。 ”
按：郑玄的释文并未对礼文中“有殡”“外丧”“他室”等词语及其整句话加以解释串讲，故孔颖达《疏》为此另加诠释。 再如，《曾子问》：“士则朋友奠。 不足则取于大功以下者，不足则反之。 ”郑《注》：“服齐衰者不奠，辟大夫也。 言不足者，谓殷奠时。 ”孔氏《正义》：“殷奠，谓月朔之奠，以其有牲牢黍稷，用人多也。 殷，盛也，以月朔之奠，盛于常奠，非月半之殷奠也，以士月半不暇殷奠故也。 ”郑玄《注》语云“谓殷奠时”，“殷奠”一词意义不甚明晰，故孔氏为之申解诠释，并进一步辨明“月朔之奠”与“月半之殷奠”二者之差异所在。
其三，注重对郑玄《注》文援引文句出处及征引目的进行分析。 例如《大传》：“礼，不王不禘。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郑《注》：“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盖特尊焉。 《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泛配五帝也。 ”孔氏《正义》曰：
云“苍则灵威仰”至“汁光纪”者，《春秋纬·文耀钩》文。 云“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者，案《易纬·乾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云“盖特尊焉”者，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是特尊焉。 《注》引《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者，证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又引“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者，证文王不特配感生之帝，而泛配五帝矣。
按：此则孔氏《疏》文，不仅指出了二则隐性引语的出处，同时也分析说明了二则显性引语的援引目的，申解郑《注》的效果极佳。
其四，重视征引各类先秦两汉典籍来证成郑《注》的诠释。 众所周知，郑玄注释各类儒家经典的一个重要做法，便是征引各类文献典籍之语料来引证自己的诠释说法。 孔颖达疏解郑《注》，同样强调通过广泛征引各类文献典籍之语料，据此证明郑玄训释之有所据，而不是空为之言。 例如《曾子问》：“诸侯相诔，非礼也。 ”郑《注》：“礼当请诔于天子也。 天子乃使大史赐之谥。 ”孔氏《正义》：
按《白虎通》云：“君薨请谥，世子赴告于天子。 天子唯遣大夫会葬而谥之。 ”又《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 ’”大夫当请诔于君，则诸侯理当言诔于天子。 云“天子乃使大史赐之谥”者，按《大史职》云：“小丧，赐谥。 ”郑云：“小丧，卿大夫也。 ”卿大夫言“赐之谥”明谥，明诸侯之丧亦然。
按：孔颖达《正义》通过征引《白虎通》及《礼记·檀弓》之文，比例而类推之，说明“诸侯理当言诔于天子”。 同样地，孔氏又通过征引《周礼·大史职》之文比例类推，说明“天子乃使大史赐之谥”之理。
其五，注重对郑《注》诠释依据进行发覆分析与说明。 郑玄诠释《曾子问》诸篇经文，并不说明自身训释的依据所在，故孔颖达作《正义》时，十分重视对郑玄诠释结论的依据进行申述说明。 例如《曾子问》：“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郑《注》：“此指谓国君之子也。 ”孔氏《正义》：“郑知经指国君之子者，以经云‘君命所使教子’，故知谓国君之子也。 ”郑玄《注》谓“君命所使教子”的“子” 指国君之子，而不言依据所在，故孔氏指出可据上下文而得知也。
有时候，孔颖达也指出郑玄根据其他相关材料(诸如文献材料、世俗风尚等)作出训释，例如《丧大记》：“既祥，黝垩。 祥而外无哭者，禫而内无哭者，乐作矣故也。 ”郑《注》：“地谓之黝，墙谓之垩。 外无哭者，于门外不哭也。 内无哭者，入门不哭也。 祥逾月而可作乐，作无哭者。 ”孔氏《正义》：“云‘地谓之黝，墙谓之垩’者，《释宫》文。 云‘祥逾月而可作乐’者，《檀弓》云‘鲁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孔子曰‘逾月则其善也’，是祥逾月而可作乐也。 ”此则疏文，指出郑玄的诠释先后来自于《尔雅·释宫》和《礼记·檀弓》等，充分佐证并提升了郑玄《注》诠释结论的可信度。
其六，注意对郑《注》诠释语中相关语词的意义发覆。 郑玄《礼记注》中的注释语言，到了唐代孔氏生活年代，有些语词已经不太通行，颇有晦涩之嫌，需要后人对这些疑难词语加以诠释。 孔颖达作《礼记正义》时，亦不例外。 例如《丧服小记》：“君虽未知丧，臣服已。 ”郑《注》：“从服者，所从虽在外，自若服也。 ”孔氏《正义》云：“若，如也，谓自如寻常，依限著服也。 凡从服者，悉然也。 ”郑氏注语称“自若服”不易明了，故孔氏《正义》为之训释称“若，如也，谓自如寻常，依限著服也”，后人方可了然郑氏之义。
又如《丧服小记》：“养有疾者不丧服，遂以主其丧。 非养者入主人之丧，则不易己之丧服。 ”郑《注》：“其为主之服，如素无丧服。 ……谓养者无亲于死者，不得为主，其有亲来为主者，素有丧服而来为主，与素无服者异。 ”郑《注》中的“素无丧服”“素有丧服”到底何意，易于引起歧义，故孔氏《正义》为之申解诠释说：“云‘素有丧服而来为主’者，素，犹本也，本有丧，谓有前丧之服也，已服前丧之服而来主之，不易服也。 云‘与素无服者异’者，本无服，谓若来为丧主者，身本吉，无丧服。 既来为主，则为此死者服始死之服。 ”“素”字的意义本颇多，不易理解，通过孔氏《正义》的解释“素，犹本也”，郑氏的训释意义大明，“素无丧服”亦即“本无丧服”，“素有丧服”亦即“本有丧服”。
其七，注重通过不同典籍不同位次郑《注》的训释进行相互参证融通与是非辨别。 郑玄注释群经有先有后，“故以著述而言，先注《周官》，次《礼记》，次《礼经》，次《古文尚书》，次《论语》，次《毛诗》，最后乃注《易》”。 显然，诠释《礼记》诸篇要比诠释《仪礼·丧服》经文更早，其中容有相同相异之处，故孔颖达撰《正义》时，往往从融贯群经郑《注》的高度进行综合体认与解读。 例如《大传》：“谓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 ”郑《注》：“复谓嫂为母，则令昭穆不明，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为服，不成其亲也。 男女无亲，则远于相见。 ”孔氏《正义》：“云‘复谓嫂为母，则令昭穆不明’者，既以子妻之名名弟妻为妇，若又以诸父之妻名名兄妻为母，则上下全乱，昭穆不明，故不可也。 郑注《丧服》亦云：‘弟之妻为妇者，卑远之，故谓之妇。 嫂者，尊严之，是嫂亦可谓之母乎? ’言其不可也。 故言‘乎’以疑之，是弟妻可借妇名，是兄妻不可借母名，与此《注》正合，无相违也。 ”孔氏云“与此《注》正合，无相违也”，显见《正义》此例训释，基本上属于将二处《注》文相互参证为训的情况。
其八，和疏解《曾子问》诸篇礼文一样，孔氏申解郑《注》时，同样征引不少汉代以来前贤的训释成说，借以疏通郑氏之意。 例如《丧服小记》：“为慈母后者，为庶母可也，为祖庶母可也。 ”郑《注》：“谓父命之为子母者也，即庶子为后，此皆子也，传重而已。 不先命之与適妻，使为母子也，缘为慈母后之义。 父之妾无子者，亦可命己庶子为后。 ”孔氏《正义》：
“谓父命之为子母”者也，皇氏云：“此郑《注》总解经‘慈母’‘庶母’‘祖庶母’三条也，皆是庶子父命之使事妾母也，故云‘父命为子母’也。 ”云“即庶子为后，此皆子也，传重而已。 不先命之与適妻，使为母子也”者，庾氏云：“郑注此一经，明庶子为適母后者，故云即庶子为后，谓为適母后。 此皆子者，此庶子皆適母之子。 今命之为后，但命之传重而已。 母道旧定，不须假父命之与適妻使为母子也。 ”
按：这一段诠释话语当中，孔氏先后征引了前人皇侃《礼记义疏》和庾蔚之《礼记略解》的训释成说。 这种诠释举措，不仅为后世学者保留下来了大量可靠的汉魏南北朝礼经诠释旧说，同时也打破了汉代以来说经的师法家法窠臼，完全以各家说解是否有经文及郑注之根据来作为取舍评判的标准，使得《正义》的疏解更加广博宏通。 当然，孔氏《礼记正义》遵循“疏不破注”的诠释原则，并不是一味完全依从郑玄训释《曾子问》《丧服小记》等篇经文的诠释见解，有时也对郑玄的某些不当诠释提出质疑。 孔氏《正义》疑郑《注》与驳郑《注》的相关情况，陶广学先生颇有说明，此不重述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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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从孔颖达关于《丧服》篇礼文弘旨之认知情况到《礼记正义》疏解《曾子问》诸篇礼文之诠释焦点、诠释特色乃至孔颖达疏解《曾子问》诸篇郑《注》之诠释方法与诠释特色等情况的发覆中，可以看出，《礼记正义》虽然是在南北朝各类旧疏基础上增删损益而成，孔颖达等人在尊崇经典、宗主郑《注》大原则和审慎摘录态度之下，面对此前纷繁的各种诠释成说，采取了兼收并蓄、诸说并存方式，举凡可信者援据以疏解经、注，其不可信者则保存之; 并通过“今删定”“师说”或者“先师”“先儒”之说等一类言辞，表明自身的谨慎选择态度。
换言之，孔颖达《礼记正义》关于《丧服》制度礼文的诠释，是一种集成式文献诠释，和当时儒学研究整体风貌基本一致，颇具超越前代、重构新局的宏大气概。 因而，黄侃先生评价孔氏《礼记正义》说：“孔《疏》虽依傍皇《疏》，然亦时用弹正，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故清世诸经悉有新疏，独《礼记》阙如者，亦以襄驾其上之难也。 ”即便是单就《曾子问》诸篇丧服规制诠释情况而言，此亦可谓颇为允当，诚属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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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颖达的《丧服》制度礼文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