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咨询服务正当时学报期刊咨询网是专业的学术咨询服务平台！
发布时间：2021-03-18 16:36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本文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04-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而实证检验土地资源错配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效率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地方政府以低价协议出让工业用地的行为对绿
摘要本文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04-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而实证检验土地资源错配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效率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地方政府以低价协议出让工业用地的行为对绿色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土地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相对较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弱，其中，对大中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大，而对超大城市的正向影响则开始显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抑制效应将呈现逐步减弱的趋势。
关键词土地资源错配;绿色经济发展;超效率SBM模型
一、引言
土地作为最基本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活动、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空间载体。无论是制造业的发展，还是服务业的发展，亦或是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都极大受益于不同产业和地区间土地资源的配置。
在这一过程中，土地资源的配置不仅直接参与生态系统的碳排放过程，也间接影响到区域碳排放水平，在绿色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土地要素市场发育较为滞后，使得土地资源配置的扭曲现象突出，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低价协议大量出让工业用地、高价限制性出让商住用地，住宅用地的比重偏低，难以有效化解城市住宅用地的供需矛盾。2017年，我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中，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的占比分别为20.4%、14%和5.1%，其中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区域内制造业较为发达城市的工业用地占比普遍超过40%，而发达国家城市的工业用地占比一般低于10%①。很显然，土地供应结构和供应价格的扭曲，降低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加剧了生态系统的失衡，进而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深度调整和加速转型阶段，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绿色经济发展成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统一的理性发展方式，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众所周知，经济发展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这三大生产要素，要推动绿色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充分发挥土地资源在其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能否高效合理地利用土地、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关系到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乃至于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基于此，本文系统探讨了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实证检验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为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充分发挥土地在绿色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快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二、文献综述
绿色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其发展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学术界关于绿色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差异等方面。学者们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Pittman(1983)在测度企业生产效率时，将污染治理成本纳入评价模型，首次构建绿色生产效率评价模型。之后，Chung(1997)进一步指出传统的Malmquist指数在测度绿色生产效率中的缺陷，他构建了包括环境因素在内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绿色经济效率。此后，国内学者开始采用这一模型测度我国绿色经济效率(聂玉立和温湖炜，2015)。钱争鸣和刘晓晨(2014)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我国各省区绿色经济效率的静态水平和动态变动。
王晓云等(2017)研究发现2004-2013年我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整体绿色经济效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生产效率值年均提高5.8%。吴传清和周西一敏(2020)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2005-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甄别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是提高绿色经济效率、促进绿色发展的关键，这一问题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学术界在研究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认为，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环境规制、经济集聚等(钱争鸣和刘晓晨，2014;张治栋和秦淑悦，2017;巩灿娟和张晓青，2020)。
聂玉立和温湖炜(2015)利用2005-2011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发现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U型相互关系。林伯强和谭睿鹏(2019)研究发现，经济集聚度大小合理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是正向的;而当经济集聚程度大于临界值时影响是负向的。王竹君等(2020)研究发现，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双向FDI会降低中国绿色经济效率;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较高时，双向FDI合力则可以通过结构优化途径促进中国绿色经济效率提升。除了探寻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外，部分学者也研究了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性。
钱争鸣和刘晓晨(2014)利用中国省级层面数据研究发现，我国绿色经济效率从整体上呈现先降后升的倒U型演化过程;研究还发现，我国东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水平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聂玉立和温湖炜(2015)研究发现，沿海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最高，中部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最低。班斓和袁晓玲(2016)研究发现，南部和东部地区绿色效率水平最高，北部沿海、东北、长江中游次之，黄河中游、西南地区较低，而大西北地区最低且不断下降。胡博伟等(2020)对中国北方干旱区20个资源型城市2006-2016年静态效率、动态效率进行测度，发现干旱区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静态效率总体水平较低，其中吕梁、延安和庆阳等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大同、包头和白银等城市的动态效率值较高。
土地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利用效率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对于土地资源错配问题的研究则较少，多集中于土地资源错配的根源及其效应方面。Brandtetal.(2013)对土地资源错配问题进行了描述性分析。之后，Kimuraetal.(2011)研究发现，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导致中国土地资源错配的根源。Caietal.(2013)则指出，我国土地拍卖市场中的寻租行为是导致土地要素配置扭曲的重要因素。
而土地作为一种稀缺性要素，其配置的扭曲虽然加快了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陶然和汪晖，2010)，不仅导致制造业的超常规发展，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粗放式增长(黄忠华和杜雪君，2014)、总体经济效率损失(张雄等，2017)等。李力行等(2016)利用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层面土地出让数据，研究发现，对土地依赖程度越高的行业，受到土地资源错配的负面影响越大。同时，土地资源错配还会强化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刚性，阻碍产业结构升级(李勇刚和罗海艳，2017)。卢建新等(2018)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工业用地的协议出让招商引资，长期内会对经济、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土地资源错配和绿色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丰富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但客观来看，目前学术界尚无系统探讨土地资源错配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文献。基于此，本文利用2004-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测度各个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实证检验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影响的异质性。本文剩余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三部分是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分为进一步讨论;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及启示。
三、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与财政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的演变紧密关联。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2002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极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力，然而，分税制改革也使得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迫使其追求土地财政等预算外收入。同时，地方政府在围绕经济建设推进工作的过程中，将经济绩效作为职务晋升的核心指标，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为增长而竞争(张军，2005)。
而土地作为地方政府掌握的一种稀缺资源，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缓解财政压力和获得更多政绩，地方政府官员将土地等资源片面投入到那些对GDP贡献较大、且能够带来更多财税收入的制造业、房地产业等行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影响到绿色经济发展。由此可知，土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而作用于绿色经济发展。在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推动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重要工具。为缓解财政等压力，以在有限任期内获得更多寻租收益、政治支持和晋升机会，地方政府官员的决策行为呈现出功利化和短视化特征。
除了提供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奖励等优惠政策之外，地方政府利用其在土地一级市场中的垄断地位，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和招商引资质量，通过低价甚至“零地价”出让工业用地，以吸引到那些可以带来立竿见影效果和丰厚财税收入的制造业项目尤其是重工业项目落户(刘胜等，2016)，从而获得制造业、建筑业等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持续税收现金流，但这也使得我国重工业化趋势更为明显，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压力。
同时，在短暂任期内地方政府官员偏爱一些建设周期短、投资强度小的项目，“偏好”引进容易形成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的项目，进而导致土地资源的隐性闲置和浪费，降低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不利于高端产业的集聚发展。因此，这种低价协议大规模出让工业用地的底线竞争行为，极易造成制造业过快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加大环境污染治理难度。由上述分析可知，土地的供应结构和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乃至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重要影响。
虽然土地资源配置加快了中国工业化进程，成为地区发展的“福祉”，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在土地供应中降低引资质量的底线竞争行为，也造成土地资源在产业和地区间的错配，产生中低端制造业的高度集聚，使得大量低质量工业投资项目入驻，容易形成工艺落后、装备简陋、产业发展前景黯淡且具有重复建设性质的产能(杨其静等，2014)。很显然，土地资源的错配促进了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快速发展，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并未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反而形成污染严重、排放较大的产业集群，导致能耗和污染排放量居高不下，加剧了生态环境污染，进而抑制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
四、研究设计
1.被解释变量。
绿色经济发展(GEE)。本文采用绿色经济效率作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并构建测度绿色经济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②，指标说明如下：
(1)投入指标。本文设置的投入指标主要有资源性投入指标和非资源性投入指标，其中，资源性指标包括能源、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分别选取全社会用电量和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表示能源投入、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面积表示土地资源投入以及全社会用水量表示水资源投入。非资源性投入指标包括资本和劳动投入，本文选取城镇就业人数代表劳动投入，采用年末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之和衡量城镇就业人数;关于资本存量，本文借鉴张军等(2004)的做法，以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得到的物质资本存量表示资本要素投入。
(2)产出指标。产出指标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指标，其中，期望产出由经济效应产出、社会效益产出构成，分别采用地区生产总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经济效应产出与社会效益产出。非期望产出使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来衡量。基于以上指标设置，结合现有相关研究，本文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利用MaxDEA软件测度绿色经济效率。
2.解释变量。
土地资源错配(LSM)。本文采用工业用地供应面积与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面积的比值衡量土地资源错配程度。由于现有统计年鉴并没有直接给出省级和市级层面的工业用地供应面积数据，仅在2010年之后的《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开始提供国有建设用地各种供应类型数据，本文参考杨其静等(2014)的方法，采用协议出让土地面积作为工业用地供应面积的代理变量。
同时，考虑到2006年8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之后，地方政府更多地选择“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工业用地，使得工业用地的低价协议出让比例大幅下降，从2006年的96%以上下降为2008年的20%左右(杨其静等，2014)，这意味着从2008年开始协议出让土地面积已不能有效衡量工业用地供应面积。基于此，本文采用协议出让土地面积与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面积的比值衡量2004-2008年间土地要素配置的扭曲程度。同时，参考李力行等(2016)的方法，鉴于工矿仓储用地主要以工业生产及其相应附属设施用地为主，我们采用工矿仓储用地面积与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面积的比值衡量2009-2016年土地资源错配程度。
3.控制变量。
(1)经济发展水平(PGDP)。按照一般文献做法，本文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经济发展水平。(2)对外开放程度(OPD)。本文采用按当年美元和人民币中间价计算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衡量对外开放程度。(3)产业结构(INS)。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程度。(4)政府干预程度(GTD)。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采用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政府干预程度。(5)科技创新水平(SCT)。本文采用人均财政科技支出衡量科技创新水平。(6)金融发展水平(FDL)。本文采用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衡量金融发展水平。(7)环境规制强度(ERL)。基于数据可得性及实证需要，选择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生活污水处理率三个指标，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到环境治理综合指数，用于衡量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水平。
五、实证结果分析
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原因是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将更多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用于环境治理，从而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对外开放程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对外开放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多年来我国大力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更侧重于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对能源消耗极大，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我国大力扶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负面影响，不利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
产业结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原因是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产业发展中的能源消费比重逐步降低，从而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效率，进而带来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进一步考察其他控制变量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政府干预程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府干预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还处于转型期和换挡期，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获得更多政绩，将资源投入到能够带来更多GDP和财税收入的中低端制造业，造成不同产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不利于绿色经济发展的提高。科技创新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科技创新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随着我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逐年提高，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极大增强，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进而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金融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提高绿色经济发展水平。金融业的发展能够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有助于推动环境保护技术的进步，进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强度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我国政府的环境规制并未达到大幅减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理想效果。
六、进一步讨论: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一)不同规模城市分析
考虑到我国城市在功能定位、资源集聚、辐射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且不同规模城市的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也不同，结合《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对城市规模的认定标准，按照2016年各个城市城区常住人口规模，且考虑到常住人口在50万以下的地级市数量很少，我们将样本城市划分4种类型: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以下的划为中小城市，常住人口在100万至500万人口之间的划为大城市，常住人口在500万至1000万之间的划为特大城市，常住人口在1000万以上划为超大城市。其中，考虑到大城市数量较多，将大城市进一步细分为两类:常住人口在300万至500万之间的列入Ⅰ型大城市，常住人口在100万至300万之间的列入Ⅱ型大城市。基于以上划分，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回归分析。
土地资源错配对超大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接近显著为正，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则显著为负，对中小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从估计系数大小判断，土地资源错配对Ⅱ型大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大，对超大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小，这表明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与城市规模紧密相关，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负向作用程度逐渐递减，当达到超大城市规模时，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出来。
原因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土地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大量出让工业用地进行招商引资的偏好相对较弱，土地供应结构的扭曲程度较低;加之这两类城市的土地资源更为稀缺，工业用地出让行为更加规范，使得土地供应价格的扭曲程度也较低，因此，超大和特大城市的土地资源错配对当地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更小。同时，随着一部分超大城市通过集聚顶尖科技人才、资本、研发机构等高端创新资源，创新优势和集聚效应越发明显，土地要素在高端产业发展和绿色经济发展中开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土地资源错配对中小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不显著，表明中小城市的土地资源错配程度较低，尚未对当地绿色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七、结论与启示
基于2004-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样本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而实证检验了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效应，得到如下结论: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地方政府对工业用地的偏向性配置加剧了生态环境污染，进而阻碍了绿色经济发展。
进一步分析发现，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和时序异质性，其中，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与城市规模紧密相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负向作用程度逐渐递减;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化特征，且2009年以来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抑制效应明显减弱。
土地资源论文范例：土地资源动态监测研究进展与展望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可以进一步推断，地方政府低价协议出让工业用地助推了高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但土地资源配置的扭曲也极大抑制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给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阻碍了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本文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一是持续优化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牢牢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二是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着力探索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共赢新路，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三是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布局，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用地需求。
参考文献：
〔1〕班斓、袁晓玲:《中国八大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差异与空间影响机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2〕黄忠华、杜雪君:《土地资源错配研究综述》，《中国土地科学》2014年第8期。
〔3〕巩灿娟、张晓青:《中国区域间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其分解》，《现代经济探讨》2020年第4期。
〔4〕胡博伟、周亮、王中辉、车磊、张梦瑶:《干旱区资源型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时空分异特征》，《资源科学》2020年第2期。
〔5〕李力行、黄佩媛、马光荣:《土地资源错配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差异》，《管理世界》2016年第8期。
〔6〕李勇刚、罗海艳:《土地资源错配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吗?———来自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经验证据》，《财经研究》2017年第9期。
作者：李勇刚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xuebaoqk.com/xblw/6315.html
《中国土地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发展影响机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