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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7-20 17:11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作家，其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表现出精湛的叙述技巧和深刻的主题意蕴，传达出毛姆本人终其一生所追求的自由意志观。 借助认知诗学的基础理论图形背景理论，从意向凸显、叙事技巧和人物性格特征等方面入手，可
【摘要】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作家，其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表现出精湛的叙述技巧和深刻的主题意蕴，传达出毛姆本人终其一生所追求的自由意志观。 借助认知诗学的基础理论“图形—背景”理论，从意向凸显、叙事技巧和人物性格特征等方面入手，可以更好地解读《月亮与六便士》的深刻主题，发掘更多美学意蕴。
【关键词】《月亮与六便士》; 图形—背景理论; 毛姆
《月亮与六便士》是毛姆最为著名也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其主人公查理斯·斯特里克兰德以高更为原型，人到中年却抛弃世俗意义上稳定的生活，甚至忘恩负义、背弃伦理，只因为他“必须画画，就像掉进水里的人，不游泳就会送命”[1]。 作品中处处渗透了作者的“自由意志观”，毛姆孤独的童年、严重的口吃和忧郁的性格使得他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专注于自己内部的意识，一直力求摆脱外界附加于自身的枷锁并寻求欲望的解脱。 这种终其一生的追寻，在《人性的枷锁》中初现端倪，而在毛姆晚年的作品《刀锋》中达到了顶峰。
本文尝试在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视角下，从意象凸显、人物形象和叙事技巧三个方面解答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如何感受到《月亮与六便士》显露出“追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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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知诗学与“图形—背景”理论
当代认知诗学的基础理论“图形—背景”理论最早起源于心理学，后来格式塔心理学家将理论应用于研究人类的知觉，以及描写空间组织的方式，他们详细解释了人类的视觉和听觉是如何根据突显原则来认知周围的世界：知觉场总是被分成图形和背景两部分，图形具有明确的结构继而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当图形被置于某个背景之下时，背景的细节则会相对模糊因而不容易引起注意。 之所以会产生图形与背景的知觉现象，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会不自觉地用一个物体或概念作为认知参照点，借以凸显所关注客体的形象。 心理学家鲁宾指出，人们观察事物的时候，所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其中的一部分，这部分突出于背景之外。 而后发展的认知诗学也借用“图形—背景”的概念，认为在文学文本分析时应该关注情景和语篇的焦点，探讨这一焦点的语料背景，分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如何从背景文本准确感知到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 借助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可以更好地探讨《月亮与六便士》如何凸显了毛姆的“自由意志观”。
二、意象凸显—— “月亮”与“六便士”
月亮和六便士这两个意象是本体，理想与现实作为月亮与六便士的象征体普遍为读者所接受，但是这两个意象在作品中到底是如何被凸显的则少有人解读。 事实上，月亮与六便士既彼此矛盾又相辅相成，它们正是以彼此为背景使得自己作为图形而变得清晰。
斯特里克兰德人生的前半部分是六便士，而后半部分则是月亮。 别人如此形容他：“他在城里做事，我想是个证券经纪人吧，非常无趣。 ”[2]“他不爱讲话，对文学艺术毫无兴趣。 ”[3]此时的斯特里克兰德只是世俗生活里最普通的那一个，他美满的家庭、贤惠的妻子和稳定的工作符合大多数人对于传统生活的认知图式。 但正因为对这种世俗生活的认知已经内化为人类生存的本能和目的，以至于后来斯特里克兰德性情大变而义无反顾地去追逐心中的月亮时，前半生的幸福生活反而变成了凸显理想的背景图。 对于月亮的推崇颠覆了以往对六便士的认知，六便士所代表的普通人成了月亮所代表的特立独行者的背景，如此强烈的对比使得理想凸显于现实之上。
与此同时，毛姆塑造了一个离经叛道的英雄，却给了他一个因为没有物质条件而患病走向毁灭的结局。 “他走过去，看到了一句骇人的、面目全非的、阴森森的东西。 那是斯特里克兰，他死了。 ”[4]在描绘斯特里克兰患麻风病时的情况时毛姆这样写道：“他们看见阿塔在小溪边洗衣服，就捡起石子扔她。 这事儿以后，村里杂货店的人就放出话来：如果他再用那条小溪的水，她的房子就会被烧掉。 ”[5]读者可以感受到即便是塔希提岛那样远离现代生活的地方也依然存在对某一群体的偏见和对疾病的恐惧。 当精神生活难以抵抗现实生活中疾病的袭击时，理想的美好反而突出了现实的残酷。 这一刻，理想只能作为现实的背景，将六便士的重要性凸显无疑。
毛姆显然认可斯特里克兰德，但是认可月亮的同时并没有将六便士踩进尘埃视为粪土。 到底是月亮重要还是六便士重要? 这两个意象的相互凸显，事实上是把答案交给了读者自身来解答。 毛姆一生都在追求自由意志，同时也尊重读者的自由意志，尊重每个人心中的自我追寻，不论他追寻的是月亮还是六便士。
三、叙事技巧——第一人称非全知视角
毛姆的很多小说经常使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甚至在《刀锋》中毛姆直接借用本人的作家身份以第一人称讲述整个故事。 在第一人称非全知视角下，读者既能感受到叙述者的情绪，也能感受到作者的情绪，这之间形成了叙述者和作者的潜在对话关系。 文学作品中，人物往往被视为经典的认知图形，而第一人称非全知叙述往往使得读者容易受到叙述者态度的影响，使得叙述者成为他们参照某一人物的背景。
《月亮与六便士》中的叙述者“我”是一位传记作家，这在无形中使读者相信故事的真实性。 “我”与主人公是偶然结识的，因此对于事件的发展不能完全了解和掌控。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跟随“我”的视角并不能窥见故事的全貌，只能跟随“我”的认知逐渐了解故事的发展。 如勃朗什服硫酸自尽后，小说中写道“我”去劝说斯特里克兰德时内心对他的评价：“他心肠冷酷到没有人性的地步，我气愤得要命，一点儿也不想给他留情面。 ”[6]再如：“你根本无法使他了解，他的冷酷、自私能叫人气得火冒三丈，我恨不得一下子刺穿他那副冷漠的甲胄。 ”[7]在这里，叙述者强烈的道德伦理观念和社会责任感成为读者认知斯特里克兰德的背景，“冷漠”“自私”“刺穿”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词成为读者认知中的图形，勾勒出主人公的反面形象。
可以看出小说的前半部分，叙述者与作者之间的价值观有所分歧。 到后半部分时，身为传记作家的“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引导读者继续以“我”为认知背景去思考斯特里克兰德。 小说中的叙述者有过这样一段内心活动：“作家更关心知悉人性，而非判断人性。 在我心里，斯特里克兰德的行为非常恐怖，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出于冷静的好奇，想找到他行为的动机。 ”[8]此时，叙述者又一次成了读者的参照背景，他影响了读者的判断，促使读者跟随叙述者去重新打量斯特里克兰德的行为。 “我”关于人性的探究成为读者认清斯特里克兰德的一条参照线，最终过渡到作者本人对斯特里克兰德的欣赏，逐渐理解为何作者在小说的最后把他放在精神的圣殿上宣告“自由”的无上荣光。
毛姆使用了一个虚构的叙述者，用“我”来把握小说的节奏与走向，必要的时候，“我”就成了读者在认知斯特里克兰德时所参照的背景。 第一人称非全知视角的作用在于，需要的时候，“我”就出现，当叙述者介入过多时，“我”就离开。 这种“作者—叙述者—主人公—读者”的多维关系所传递给读者的认知模式，要比毛姆本人直接跳出来宣扬斯特里克兰德的自由意志更加具有说服力。
四、人物形象——离经叛道的英雄主义
斯特里克兰德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无疑是既矛盾又清晰的。 这个中年男人抛妻弃子、诱拐朋友之妻、在社会最底层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小说前半部分的随便几句描写，就能引起读者对这一人物的厌恶。 主人公抛家弃子后，斯特洛夫问斯特里克兰德：“你难道就从来没后悔过给他们造成的不幸吗? ”[9]这时的斯特里克兰德咧嘴笑了一下，摇摇头，甚至说他从不怀念过去，唯一重要的是永恒的现在。 然而随着小说的发展，当斯特里克兰德在塔希提岛病逝并烧毁那幅旷世巨作时，读者惊讶地发现，天才之死带来了深深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最终带来了悲剧的崇高性，消散了之前对这个人物的所有憎恶——他终其一生在打破世俗限定的种种规则，离经叛道只是反抗的某种形式而已。
人物的矛盾性借助社会普世价值观的悲剧得以塑造——参照依靠伦理道德判断一个人好坏的这种认知图式，他以完全违背传统道德的方式成为大众认知中那一个清晰的图形。 毛姆颠覆了以往才能与美德并存的认知图式，站在伦理道德的背景里从反面塑造了一个“自由人”的形象。 在《月亮与六便士》出版的时代，这对读者的价值观和认知能力产生了巨大冲击，与其说毛姆透过这一人物形象传达了“道德和天赋相矛盾”的观点，不如说毛姆是在阐述叔本华的道德自由观。 叔本华认为，负责作为文明社会利益交换行为的一种，也是利己行为之一。
斯特里克兰德选择走出社会开始作画的那一刻，他就逃出了这个利益交换的锁链。 他抛妻弃子、诱拐朋友之妻，甚至不用再对道德伦理负责，是因为他已经不需要社会利益的回馈。 叔本华向来不看好群体的判断力与价值导向，提出了“要么庸俗，要么孤独”的命题。 斯特里克兰德的结局可以说是孤独无比，但他跳出了文明社会那张无形的网，完全受个体自由意志的驱使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生动的“人”。 与其说他孤立无援、被社会抛弃，不如说他主动抛弃了社会。
以“图形—背景”理论为视角，可以看出《月亮与六便士》的深刻主题隐藏在小说中图形和背景的相互印证里。 在形而上的层面，毛姆终其一生都探索自身，一直在追寻活着的真正意义，这也启发了读者作为“人”所要思考的真正问题。
参考文献:
[1][2][3][4][5][6][7][8][9]毛姆.月亮与六便士[M].徐淳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89,21,35,241,218,72,76，112,103.
作者简介：
文坤怿，女，汉族，硕士研究生，海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比较文学、20世纪西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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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背景”理论视角下《月亮与六便士》的主题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