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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12-16 17:18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应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所面对的重大问题尤其是价值共识危机而提出的[2]。当今中西方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展开了深层次的交流，然而在频繁交往的同时，西方社会的思维日益影响着中国社会。这股社会思潮正在渗透到我们平时的生活中，改变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应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所面对的重大问题尤其是价值共识危机而提出的[2]。当今中西方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展开了深层次的交流，然而在频繁交往的同时，西方社会的思维日益影响着中国社会。这股社会思潮正在渗透到我们平时的生活中，改变着我们原本的道德文化。如果任由其发展，中国的道德文化将会被改造进而价值共识就被消解，从而社会赖以存在的心理基础也就会被摧毁，社会内聚力因此溃散，最终导致社会面临道德危机。
摘要：中国道德文化植根于集体主义文化，是集体本位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而西方道德文化源于个人主义文化，是个人本位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这种差异导致了西方道德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会对中国道德文化产生冲击。西方道德文化中的多元主义会削弱社会的价值共识，直接造成社会内聚力的降低，从而使中国社会面临由于异质文化的侵蚀而导致价值共识消失的道德危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为社会指明了基本的价值共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向下，中国社会形成了高度认同的共同理想，社会内聚力得以巩固。只有依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才能够有效应对这场道德危机。
关键词：价值共识,道德危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离不开作为价值共识的核心价值观，只有在核心价值观指向下社会才能形成凝聚力，从而全体成员才可以结合成一个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国家或者组织。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p.29)。
一、社会转型期价值共识危机的根源
布坎南在分析各国的传统文化时提出，关于道德文化的抽象模式具有三种形态：道德社会、道德秩序、道德的无政府状态。首先，“凡团体成员中个人成员认为与一个集体单位、一个社会是一致的，而不认为他们是孤立的个人，道德社会就存在于这批人中间”[3](p.110)。其次，“当社会相互作用的参加者彼此之间以对等的道德相待时道德秩序就存在了，但是参加者在这样做时并不意识到共同对一个团体或社会的忠诚”[3](p.111)。最后，“在一个社会里，个人不考虑他人是在他们的道德社会之中，同时个人又不接受道德秩序行为的最低要求，这样，道德的无政府状态就出现了”[3](p.112)。
在道德社会中每个人对国家有着共识与忠诚，每个人自我感觉都属于较大集体中的一份子，每个人在道德上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在普遍承认所有人相互合作的前提下，个人都以追求更大的集体利益作为自我实现的目标，从而在这种思维模式下社会具有高度的内聚力。因此，道德社会具有集体的意识，它所奉行的就是集体主义。而在道德秩序下，每个人都具有不同于他人的价值思维，个人之间不具有共识，社会也就不存在一个共同得到承认的价值目标，因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只遵守互不干涉的行为准则，从而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松散的关系中，所以这样的社会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个人组成。因而道德秩序带有个人主义的色彩，个人主义是道德秩序的根基。通过比较发现，道德秩序是推崇个人本位的价值观，而道德社会是以集体为中心的价值观。两者的区别就在于道德秩序的实体是个人，而道德社会的实体是集体。
两者源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自逐渐形成了自我的特质。一方面，道德秩序应归属于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逐渐重视人文精神、倡导自我个性的解放，直到启蒙运动的兴起，这种彰显个人价值的道德观开始深入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并且经过资产阶级的理论宣传，逐步形成了一套抽象的思维模式，同时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所带来的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确立，又从所有制层面进一步奠定了个人主义的现实基础。个人主义在西欧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积淀，道德秩序就是在西方社会的传统文化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哈耶克认为，西方人非常缓慢地发展成为他自己也不懂的坚持抽象规则的种种模式，即道德秩序规则[4](pp.153176)。另一方面，道德社会更加接近中国社会。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素来就是将国家放在首位，强调个人对于集体的忠诚，集体意识逐渐成为中国人价值思维的核心。从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社会主义的集体意识在中国找到了合适生长的土壤，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与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传统中国文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集体主义一直就是中国社会所坚持的价值观。虽然道德社会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但在强调集体主义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因而从集体抑或是个人的区分上讲，可以将中国近似看作是道德社会。
在道德秩序与道德社会的中间地带存在着的道德形态，可以称为道德无政府状态，它是当一种道德文化受到另一种道德文化影响时可能发生的状况：一个社会的道德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进而效仿对方而改变自身时，就必然突破自身所能维持其在社会文化心理上存在的限度，进而社会的价值根基就会遭到破坏。外来道德文化通过对原先道德文化的质疑与否定以试图构建自身的存在，但这种改造的手段并不具备构建性而只具有破坏性：作为一种取代的力量，它无法在另一个社会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也就不能够完全建立起另一种道德文化。这时社会便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自身的道德文化已经受到冲击、遭到抛弃;另一方面作为替代者的道德文化却无法创立有效的统治。于是，社会就处于难以完全恢复原先道德文化、同时又无法过渡到另一种道德文化的困境。
困境会造成价值真空(即在原先道德文化遭到侵蚀，而另一种道德文化没能替代成功时，社会出现的道德大滑坡、信仰失落所导致主导价值空白的暂时现象)的局面出现。不久之后，各种多样化的价值观就会占领价值领域的真空地带：在道德文化被否定后，作为价值领域的核心――普遍认同的价值共识就会被消蚀，人们的思想缺乏一个统一的中心，社会中每个人都会形成一套基于自身的价值理念，但这种个体价值缺乏与其他个人价值的一致性，因而个体之间互相都得不到对方的认同。为了争夺处于真空状态的价值领域，互不相认的个人价值就会发生对抗，从而价值领域成了价值冲突的战场，但谁也无法在价值的战争中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进而纷纷出现的个体价值只能各自占据价值领域的小块地方，将原本在价值共识引领下的价值领域由完整变得支离破碎。如此以价值共识为中心支撑起来的道德文化体系也就随之崩坍，社会处于无秩序的混乱状态。因此，道德无政府状态下价值共识的缺失与价值真空的出现以及价值战争的发生，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是一场灾难性的道德危机。 二、转型期价值共识危机对社会内聚力及道德多元化困境的影响
道德无政府状态是两种异质的道德文化在受到对方影响后，试图改变自我形态却又无法完成过渡的状态，转变的失败导致价值领域的核心被摧毁，从而出现价值观念的混乱与冲突，这也就意味着社会缺乏一个可以得到普遍认同的、可以主导价值领域的价值共识。因此，道德无政府状态实质上就是在缺失价值共识之下所引起的道德危机。价值共识危机将社会的共同理念割裂成众多碎片化的价值观念，直接导致凭借着价值共识而将社会凝结成一个整体的社会内聚力的溃散，从而使社会陷入分裂与解体的道德多元化困境。
(一)价值共识危机对社会内聚力的影响
一个社会在历史发展中缓慢地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道德文化，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共识则能将社会中每个人凝聚在一起，从而结合成社会的内聚力。社会内聚力可以使社会结构变得紧密从而维持稳定。但道德危机摧毁了原先的价值共识，社会大众失去了可以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理念，这种价值共识的危机就是从心理上直接粉碎了社会结合的聚集核心，也就降低了社会的内聚力。
许多人因信奉一套抽象的道德法则或准则而集合在一起，它规范着每个人在经济生产与社会交往时的行为。在道德规范的影响下，每个人的实践行动与思维认识都具有某种相似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由普遍的价值认同形成的，又在互相交往的过程中强化与扩大。价值认同的一致性(即价值共识)抵御着源于个人价值的多元化对社会共同价值的侵袭与干扰，使每个人都有同质性的认知。思维的同质使个人与他人之间存在相近的亲切感，从而个人更加愿意通过行动使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密起来，社会内聚力从而形成。但是，如果价值共识消失，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堕入道德危机的深渊。多元化是价值共识最大的敌人，它试图分解以价值共识为中心建立起来的道德文化，试图以价值的多元取代价值共识的一元，试图以多元价值的混乱对抗改变价值共识的稳定和谐。多元价值通过分化使个人价值逐渐远离价值共识，进而创造价值理念的多样化。因为缺乏价值共识，个人价值之间变得不可通约、不可协调，每个人都在否定对方，从而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愈加疏远，社会内聚力也就呈现出溃散的态势。所以，价值共识有助于社会内聚力的形成，而多元价值则在削弱社会内聚力。
集体主义远比个人主义在社会内聚力的维持方面所起的作用明显。在集体主义的道德社会，人们彼此之间由于有着共同的一致性、共同的阶级与思想意识而联系在一起。与他人共同组成的集体就是个人价值实现的对象，每个人对于集体有着高度的认同与共同的忠诚。以这种全体普遍的认同所聚拢起来的社会，很少发生个人违背集体共同的目标，因而强大的价值共识可以有力地维持社会内聚力的形成。而在个人主义的道德秩序中，每个人都有着自我单独的意识，个人之间只是不去强迫对方去认同自己的价值，但同时每个人也都处于互不承认的状态，从而社会就由一个个孤立的、静止的、原子式的个人组成。由于互不干涉原则的存在，才勉强维持着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与经济活动，这样社会也就处在了实现结合的最低限度，因而社会内聚力往往弱于集体主义的道德社会。
以道德秩序结合起来的社会常常面临着社会解体的危险。究其原因，在于道德秩序的根基――个人主义会消解价值共识进而阻碍社会内聚力的形成。个人主义倡导自我个性的实现，主张价值的多元而反对共同价值的一元，从而个人从不认为自我属于共同集体中的一部分，自我意识往往凌驾于集体意识之上。虽然道德秩序存在价值共识，但这种价值共识――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个性，这种与他人迥异的个人价值必须得到承认，从而由众多个人价值组成的多元价值的存在是合理的――在防止多元价值冲突进而维持社会的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微弱。个人时常突破这个最低的价值共识的底线，由于每个人过度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不关心他人或集体，从而激化了个体价值之间的矛盾。不具有有效价值共识的个人主义，加深了个体成员间的不理解与不信任，整个社会无法形成强大的内聚力，从而个人主义的社会时常发生解体的危险。
(二)价值共识危机对道德多元化困境的影响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逐步融入到了全球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这将不可避免地使我们接触到西方文化。然而中西方的道德文化不是同质的，在西方道德文化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中国的道德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冲击，而这种冲击其实就是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侵蚀中国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过程。当一个社会的道德文化受到外来道德文化的改造进而消逝，这个社会就有可能陷入既失去自身道德文化，又无法建立新的道德文化的道德无政府状态，因而中国社会将面临这种道德危机。
中国社会不是由一个个充满个人主义意识的个体所组成的。中国的历史传统表明，这个社会之所以有活力是由于每个人在行为上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中国存在国家为先、以身报国的文化传统，存在个人服从集体的行为规范，存在恪守社会主义集体意识的先进理论作风，即使是面对最难以完成的目标，每个人都会在对于集体拥有同一性认识的前提下，结合成强大的社会内聚力以此共同实现目的。因此不服从集体的个人主义并不属于中国的道德文化，它与中国社会历来所倡导的观念格格不入。如果任由西方个人主义肆意地消蚀中国集体主义的价值观，那么中国的道德文化根基就会遭到摧毁，而个人主义在中国缺乏深厚的历史积淀，因此，个人主义并不会建立起有如西方社会的道德秩序。这就必然导致中国道德文化的破坏与无法重建，从而社会也就处于无秩序的混乱之中。
西方道德文化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倡导个体价值的多元、强调任何一种价值都无法主导对方，多元的价值互相处于独立状态。而西方社会的价值共识无法从根本上弥合多元价值之间相互分离的裂痕，因此社会随时都会面临被多元价值分解的危险，随之社会无法形成强大的内聚力进而溃散。由此可见，西方道德文化中由于存在自我不能克服的缺陷，在不受外来道德文化的影响下，其自身更容易面临道德无政府状态的道德危机。所以，西方个人主义的道德文化是不能取代集体主义在中国的价值地位的，这种试图同化的过程必然是不成功的，且对社会安定来说是灾难性的。 西方将自身的道德文化推销给中国，试图使我们接受西方价值模式，进而达到影响与改造中国道德文化的目的，同时也将道德危机传入中国社会。虽然西方道德文化中也带有合理性的成分，诸如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尊重他人行为与意志的自由等，但西方过分夸大合理性的一面，从而掩盖其内部隐藏着分裂社会的多元主义危机。现在中国某些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大学生，盲目地全盘接受西方道德文化，质疑与批判中国道德文化，错误地认为若要自由地实现个人价值就要突破集体对个人的限制，这样做的后果将导致集体主义道德文化的坍塌。他们可能并未意识到，在集体本位的道德体系被颠覆以后，自身也将失去在心理文化上的安身立命之所，个体无法通过认知来确认自我的真实存在，而他们寄予厚望的个人主义道德文化将不会带给社会在价值层面的重建，所带来的不过是连西方自己都难以解决的道德多元化困境。
道德多元主义似乎为个人创造了价值选择的自由，在个人面前似乎开启了许多可供选择的道路，然而这是虚假的幻象。个人自以为获得了选择的主动权因而能够主宰自己，然而恰恰在面对这么多可供“自由”打开的门之前个人开始彷徨，自我开始迷茫在多元选择的分岔路口，无法去进行选择与辨认。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去思考，而是因为自我成长与生活的文化环境已被摧毁，个人失去了可供依托的空间，自身继而与现实的环境发生了脱离，随之来到了自我都难以确认的超空间。在超空间中个人无法找到自己的具体定位，自我被面前重重多样的道路与大门围困在其中，失去思考与实践的行动能力。因此，个人成了一个无法体认自我存在、不断消解自我认知的破碎化的抽象个体。抽象的个体无法逃脱多元主义所塑造的超空间，在不断地否定与消解认知的过程中难以形成价值共识，因而社会的共同价值信念被众多抽象的个体逐渐分解，进而价值体系崩坏造成的碎片化状态撕裂了社会的关系结构，导致社会内聚力的迅速溃散。
一方面，集体主义的道德文化由于强调对于集体与国家的高度认同，因而比较容易形成普遍的价值共识，在一致性的价值认同的推动下社会内聚力得以强化;而个人主义的道德文化由于注重自我的个性，从而使得个人之间缺乏一致性，因此难以形成对于某一价值理念的普遍认同，这种缺乏价值共识的状况导致社会成为一个个由独立的个人所组成的松散整体，社会内聚力因而容易发生溃散。另一方面，在面对个人主义的道德文化冲击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西方道德文化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道德多元化困境。道德多元化困境发端于价值共识的缺乏，其自身充满着对于价值共识的否定。道德多元主义破坏着人们普遍对于价值共识的敬仰，分解着由社会内聚力结成的社会结构，而随着社会的价值共识被消解，社会也就难以避免地失去支撑起社会结构的内聚力，从而被肢解为众多独立的碎片，最终社会就会由于缺乏价值共识从而陷入道德多元化困境的道德危机之中。
三、破解转型期价值共识危机之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西方道德文化分别立足于集体、个人，同时由于所有制的不同，道德文化也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西方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中国则是以集体为本位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文化不断涌入中国，试图改变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文化，妄想在侵蚀中国价值思维的基础上，将一致认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分解成多元的、孤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从而造成社会价值观的混乱、道德与信仰的大滑坡，以此使社会内聚力溃散，最终导致中国陷入多元主义的道德危机。为此，我们需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积极应对这场由西方道德文化侵略所带来的多元化困境(实质是价值共识危机)的道德危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明确了应得到社会一致认同的价值理念，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社会的价值共识”[5]。面对多元主义所造成的价值共识缺失的道德危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共识重塑提供了相对统一的准则，并且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成员的思想共识”[6]。这样也就对形形色色的价值观进行了整合，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从而也就抵制住了价值共识危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文化、强调具体环境下现实的个人、增强社会内聚力三个方面，对中国面临的道德危机提出了解决的方法。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中国道德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相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继承了中国传统集体主义的精髓，同时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性质。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集体为本位构建中国道德文化，实际上也就发扬了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的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集体主义文化是中国经过一代代人的历史积淀而缓慢形成的，它已经融入了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成了国人心理层面稳固的价值形态。中国传统价值观是当代价值观的历史源泉，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的源泉之一[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的根基联系在一起，从而带有民族发展的历史痕迹。从浓厚的民族传统中所产生的熟悉感，使得人们更愿意主动地去接近与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而作为价值共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在面对西方个人主义道德文化的影响时，以集体主义的传统理念巩固中国道德文化，通过结合每个人的信念从而汇聚成共同的价值理念，以此防止个人主义思维对集体主义精神的改造，从而也就避免了外来道德文化可能造成的道德无政府状态的道德危机。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因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构建的中国道德文化，在坚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又被赋予了新的突破与发展，它就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文化。对于资本主义的道德文化来说，它是一种更为先进、更为积极的价值形态，代表着人类道德文化的进化方向，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中国道德文化，必然是对落后的、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道德文化进行完善化改造后的价值状态，从而自身对由于西方价值文化的缺陷而导致的道德危机有着免疫调节的能力。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并为个人创造具体的环境 西方道德文化立足于个人，但个人的概念表现得十分抽象。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体可以不受具体条件的限制而做出多元的选择，从而个人的自我价值似乎得到无限大的实现。然而，这种个人是不真实的，个人突破了环境对人的限制以此将自身从具体中抽象出来，从而来到一个似乎不受限制的绝对空间。在绝对空间中个人看似无所不为，其实自我早已被围困在超时间的、超空间的绝对领域。由于脱离了现实世界，个体无法自我辨认从而成了抽象的存在，最终成为一个被绝对空间分解的个体。西方道德文化就是这样为个人营造了一个看似可以自由选择的抽象空间，其逻辑起点就是绝对空间中抽象的个人。但人并不能突破环境的限制，不能寻求一种连自我都无法把握的抽象，“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8](p.452)，“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p.60)。“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9](p.405)。因而现实的个人非抽象的个人，而是生活在现实世界、受环境制约的真实的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方向创造了一个现实的、具体的、可以辨认的环境：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所确立的物质条件上，个人依据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构建关于个人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网络中每个人对于共产主义信念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有着高度的价值认同，每个人自身的价值通过实现集体的目标而得以彰显，从而个人也就回到了具体而现实的环境之中。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中，个人是作为社会主义大集体中的一份子而存在的，这样个人就将自我与国家、集体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寻找到了自身最终的归宿。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共同的价值认识并以此强化社会内聚力
西方道德文化倡导多元价值的共存，不刻意追求一个全体都能高度认同的价值理念，所以在缺乏有效共识的指向下，众多个人价值时常突破伦理底线并发生冲突。这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没有共同的道德理想的，价值共识的缺乏使得社会成员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从而引发西方社会的动荡与混乱，社会内聚力面临溃散的危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是社会公认的价值共识，代表着全体人民共同的道德标准。邓小平指出，“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与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10](p.167)。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中国拥有统一的道德理念与基本的价值共识，拥有凝聚着中国道德文化精髓的核心价值观，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道德文化相比具有优越性。这种优越性表现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每个人不再是孤立的、静止的个体，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处于互相敌视的状态。每个人都将自己的价值理念结合成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从而也就将自我与集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个体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协调下得以缓解，众多的个体价值围绕在它的周围和谐共存。多元价值冲突的解决以及社会共同的价值目标的建立，使得社会重新汇聚成一个整体，社会内聚力得以强化。所以，在聚合社会内聚力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共识的中国道德文化的确比西方资本主义道德文化具有优越性。
综上所述，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坚持中国传统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为自身特点，从而抵制住了西方道德文化中个人主义的同化与落后的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造了一个关于现实个人生活的具体环境，从而帮助个人从西方道德文化所塑造的绝对空间中摆脱出来，由抽象的自我复归到了现实的自我。个人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通过与他人分享共同的价值理念从而确认自我真实的存在，最终找到了自我的价值归宿。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强化自身作为社会的价值共识，从而统一了社会多元的价值，进而结合成共同的价值信仰[11]。这有助于消弭人与人之间价值观的差别，进而解决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使每个人团结成了一个整体，最终强化在西方道德多元化困境中早已溃散的社会内聚力。
四、结语
由于西方道德文化对中国道德文化的冲击与影响，进而将西方社会的道德多元主义困境传入了中国，使中国面临缺失价值共识、社会内聚力溃散的道德危机。而正是在中国面对价值共识危机之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运而生。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作为中国道德文化的价值核心，就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价值共识。只有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才有可能在面临由西方道德文化所引起的缺失价值共识的道德危机时，继续维持中国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保持社会思想的统一以及社会内聚力的巩固，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够继续推进，中国社会的安定与团结得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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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型期价值共识危机的根源及其破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