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论文投稿论中国民间年画的大众传播功能

　　年画是农历新年时粘贴于门板上或室内墙壁上以祈福纳祥、驱灾避邪或装饰用的绘画，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美术论文投稿：探究中国民间年画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古代大众传播媒介的稀少、题材广泛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南北年画产地的形成等因素，使年画成为农耕社会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年画的伦理教化功能早已被人们所认识，不同题材类型的年画反映出不同层面的伦理教化功能，维系着农耕社会的传承秩序。

 

　　关键词：年画 农耕社会 大众传播功能

 

　　年画的起源与发展

 

　　年画是农历新年(春节)时粘贴于门板上或室内墙壁上以祈福纳祥、驱灾避邪或装饰用的绘画，因主要是在过年时购买、粘贴而被称为年画。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民间年画是指木版年画，不包括剪纸画和胶印画，即过去曾风行广大农村地区的最普遍、最常见的木版年画，而不是现今被当做高档礼品赠送的年画。“民间绘画负载下层民众的愿望，年画为其重要表现形式。”①既然年画承载着底层民众的愿望，我们便不能不重视年画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作用，尤其是民间信仰和道德规范的维系和教化作用，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年画的大众传播功能。

 

　　年画的肇始可以追溯到汉代，最先是驱邪的门画和种种神像。《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谓之神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桃符在后来的演化中，逐渐分化为春联及门神画，春联向文字方向发展，门神画向绘画方向发展，慢慢变为岁时专用的张贴于门上或室内的各类图画，这就是年画的起源。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兴起，在技术上为年画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年画逐渐进入历史上的繁盛期。明末清初之际，南北年画各个产地全部形成。河南开封朱仙镇年画、江苏苏州桃花坞年画、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四川绵竹年画、河北武强年画等主要年画产地地域特色明显，各领风骚数百年。流传至今的一句顺口溜对南北画风做了精辟的概括：“南桃北柳论画庄，农家年画看武强。”“南桃”即指苏州桃花坞，“北柳”即是天津杨柳青，“南桃北柳”的年画以市民生活为表现重点，而河北武强的年画则更多地带着乡土的淳朴与率真。

 

　　我们以武强年画为例来看年画的兴盛过程。武强地处燕赵腹地，地势低洼，春旱秋涝，土壤乏力，百姓的生活历来很艰难。清光绪年间出版的《深州风土记》说：“武强地瘠人贫，物力稍绌，民往往画古今人物，刻版杂印五色纸，入市鬻售。”这段记载非常有趣，靠耕种土地不能维持生活，武强人倒发明了一门手工技艺，让这块贫瘠之地散发出民间艺术的芬芳气息，似乎与晋中票号业的勃兴有异曲同工之妙。武强年画在清康熙至嘉庆年间发展至巅峰期，武强的年画印制与集散地――南关有画店144家，县内68个村庄内有年画作坊1587个，全国各地建立业务关系的批发店近200个，年产量最高达到1亿对开张。②一个小小的县城，能吞吐如此之大量的节庆用品，那景象也真够壮观的!“山东六府半边天，比不上四川半个川。都说天津人马厚，不如武强一南关。一天唱了千台戏，找不到戏台在哪边。”这是前清时期流传于武强一带的歌谣，“戏”是指武强的戏曲年画，“千台戏”是说戏曲年画的品种和印制数量之多。

 

　　年画是农耕社会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

 

　　自宋代到明清时期，农耕时代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播方式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最稳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年画在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凸显其大众传播功能，成为农耕社会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大众传播媒体。而且，年画不仅于岁末腊月大量出现在乡村集市和城镇街巷，就是在平时的喜庆节日、婚丧风俗中，也可见到各种不同题材形式的年画。年画之所以能成为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古代大众传播媒介的稀少，导致年画大众传播功能的凸显。古代没有广播电影电视，也没有报纸杂志，更没有网络，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享受不到基本的文化娱乐生活，缺乏可靠、有效的消息来源。虽然书籍、《邸报》早在唐、宋已雕版印刷，但受众必须具备基本的文字阅读能力才能接受，而绝大多数农人是文盲，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书籍和《邸报》的受众群体。年画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乡村普通民众的生活，绘画素材既取自乡间关注的内容，作品样式又能为农民所接受，且浅显易懂，售价低廉，自然销量就大。晏阳初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即从识字教育入手，极好地说明了广大农民识字水平低下的现实;而上个世纪头几年彭翼仲在京畿地区提倡改良年画，也正是看中了年画的巨大宣传价值。

 

　　第二，年画的题材广泛，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能够满足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人群的审美需求。综观各产地的年画，吉祥均是唯一的表现主题，蓬勃的生命活力和乐观主义精神充盈其间，符合中华民族朴素的情感诉求。但是，在表现吉祥这一主题的艺术追求中，年画的题材却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佛仙神像、田园农耕等传统题材的作品一贯占据主流，明清两代出现了大量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演义小说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晚清以降还产生了以反映时事变革为主题的年画作品。在这顺次出现的题材形式序列中，来源于中国农村特定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集体审美意识不仅没有泯灭，反而更加得以彰显，并承载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自然和人文信息。

 

　　第三，南北年画产地的形成为年画的大量销售奠定了基础。农耕社会的交通运输能力低下，年画又非生活必需品，更不是官府和士绅人家必用之物，况且销售期相对集中，产地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就成为影响年画销售的关键因素。各年画产地的形成缩短了年画的运输距离，有力地扩大了年画的覆盖面。以往的研究多关心各产地年画的艺术风格，而忽视各年画产地形成的社会经济意义，不利于对年画的伦理教化功能进行深入揭示。由于缺乏相关实证资料，各个年画产地形成的社会机理未能完整剖析，影响了对年画历史价值的全面评估，但点状分布的年画生产格局确实促进了年画的市场占有量，这是不争的事实。

 

　　民间年画负载着伦理教化的功能

 

　　年画虽然出现得比较早，但是“年画”的名称却出现得比较晚，现在一般认为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李光庭撰写的《乡言解颐》一书中首用“年画”一词。在这本书中，李光庭还对年画的价值做了浅释：“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家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并配诗曰：“依旧葫芦样，春从画里归。手无寒惧碍，心与卧游归。赚得儿童喜，能生蓬荜辉。耕桑图最好，仿佛一家肥。”③

 

　　李光庭把贴年画视为“稚子之戏”，所以他把年画的伦理教化价值解释为蒙养之一途，未免使年画的价值大为缩水。在那个大部分农家子女享受不到基本启蒙教育的传统社会里，年画因其直观鲜活的形象而成为儿童发蒙的非正式教材，但年画的价值决不仅仅限于未成年人。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监察御史里行张戬奏：“切闻近日有奸佞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令下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④这则禁令一方面反映出北宋东京民间雕印坊铺和书肆的普遍，也反映出民间印刷品的繁盛，借助当时的记载可以看出另一方面的端倪：“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⑤年画产生后不久，便已经带上了道德教化和传播时事的功能，以至于引起了政府的恐慌，不能不说是其对成年人的大规模影响所致。

 

　　对年画的价值认识比较深入的最早是晚清著名报人彭翼仲。彭翼仲于1904年8月16日创刊《京话日报》，意在对民众进行启蒙。他不断发表社论，提倡改良旧俗，其中之一就是提倡改良年画，作为文化宣传教育的工具。他的主张引起了天津巡按使教育司的注意，设计用年画作为改良人们旧思想和旧道德伦理观念的工具，出版了《鸡能司晨》、《团结御侮》之类的改良年画，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但是，彭翼仲提倡的这种改良年画革新尚不够彻底，画工上有些不伦不类，画出来的女学生形象不够真实，削弱了宣传的效果。但由于年画的印数多、销路广，对那些穷乡僻壤的广大农村还是起到了增长见闻的作用，间接地推动了道德观念的变革。

 

　　流传于东北地区的一首民谣反映出民间对年画价值的不自觉认识：“今天二十二，明天二十三，辞灶在眼前。糖瓜称几两，黄面烙几盘，烧香供纸马。……想着请门神，画儿捎几联。先买对子纸，丹红砂绿全，花笺共黄表，锡箔不用言。蜡烛称几斤，鞭炮买几盘，要把新年过，衣服都齐全。旧岁既除走，迎接新一年。做事和求学，都要认真干;不良旧沾染，一一要改变。”⑥“辞灶”是指过去农村柴灶的墙壁上都贴有一张木刻的“灶王”神像，腊月二十三把它烧掉，叫做“辞灶”。“神马”同“灶王”性质相似，是用木版印刷的各种神佛和各行各业的祖师像(比如木工供的鲁班)，今天这些都已经绝迹了。“灶王”、“神马”都属于年画的范畴，是年画的早期形式，也是流传历史最久的年画题材形式。下面“想着请门神，画儿捎几联”的“画儿”就是晚近人们公认的年画，而“门神”也被看做年画的一种。供奉这些年画的目的只有一种，即民谣中所说的“做事和求学，都要认真干;不良旧沾染，一一要改变”。伦理教化的意图十分明显，可见民间对过新年的期盼之意义所在了。

 

　　郑振铎的描述从另一个侧面注意到了年画的人伦价值：“商贩们叫卖年画，总在岁尾年头。他们大量地流行于广大的人民之间，为他们喜爱喜见。山巅水涯无不到，穷乡僻壤无不入，是流传的最为普遍深入的东西。”“这样的艺术品，带回家后，常常引起了全家妇孺老人们的欢呼，拥挤在一块，欣赏着、批评着，家庭里顿时现出无限的生气与喜悦。那一年也过得十分的愉快、幸福。”⑦围绕着年画带来的欢乐表现出中国传统的阖家欢乐的观念，年的意义于此充分彰显无遗，年画对心灵的慰藉作用也彰显无遗。

 

　　注 释：

 

　　①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页。

 

　　②王长征、彭秀良：《年画：消失中的文化符号》，《中国社会导刊》，2008(2上)，第52页。

 

　　③李光庭：《乡言解颐(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6页。

 

　　④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3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76年版，第6512页。

 

　　⑤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10)》，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9页。

 

　　⑥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4)。

 

　　⑦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