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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1-24 14:55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清末民初作为封建制度结束，新民族构建的过渡时期，新的政权以理性，科学和现代性为特点，这对传统的封建思想是巨大的冲击，这也严厉打击了传统的封建迷信思想。随着科学的传入和广泛传播，迷信思想观念也逐渐不被人们认可，在新的民族国家构建中，引起的西
清末民初作为封建制度结束，新民族构建的过渡时期，新的政权以理性，科学和现代性为特点，这对传统的封建思想是巨大的冲击，这也严厉打击了传统的封建迷信思想。随着科学的传入和广泛传播，迷信思想观念也逐渐不被人们认可，在新的民族国家构建中，引起的西方科学思想也推动了中国迷信思想的瓦解。
【关键词】清末民初,民族国家,迷信观念
一、引言
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的封建帝制开始解体，而具有民族、民主主义的中华民国正在顺应历史趋势而构建。中华民国的建立受西方影响很大，尤其是对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有了很大的认同感，因此，为构建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巩固新政权，科学与迷信对立统一的关系越来越明显。科学从开始被中国人认识到传入再到广泛传播，使得传统迷信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有关这一研究的文章主要有陈玉芳《迷信观念于清末民初之变迁》，潘淑华《建构政权解构迷信》，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等。下面将对这些文章提出的理念、思想进行概况分析，以便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
二、清末民初时期民族国家与迷信观念文献研究
陈玉芳在《迷信观念于清末民初之变迁》中指出: 清末民初中国人的论证模式主要有两点依据，一是人们的常识，二是所谓的人之常情。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常识，故而对迷信是有所反对和排斥的。因此，在没有一种新的东西代替儒家思想成为常识之前，迷信是很少被提及的。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作为常识理性的儒家思想与科学呈现二元分立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儒家思想不被西方科学所震撼的原因所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科学的传入并广泛传播，逐渐取代了儒家思想成为常识，因而迷信一词也随着被热议起来。然而，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科学代替了儒家思想成为最主要的常识，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科学之力盛，则迷信之力日衰; 自由之界日张，则神权之界日缩; 主张科学破除迷信，科学战胜神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前一直被倡导的儒家思想现在却成了阻碍中国向科学和文明进步的拦路虎，之所以这样，才产生了不少有关迷信与儒家思想相关连的大讨论。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转变到运用科学民主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开始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思考。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共同态度。"[2]陈玉芳在其文章中将迷信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变化作为一个考察线索，从而探讨了以新文化运动为分界点的中国意识形态的变化情况。
根据陈玉芳在《迷信观念于清末民初之变迁》中的论述，可以了解到，1900 年之前，由于儒家思想在传统社会中占统治地位，而它本身又具有取代宗教的功能，迷信与宗教有连带关系，因此，迷信被提及和使用的次数自然而然就很少。在这一时期，迷信的内涵比较简单，所指的也不外乎是神仙鬼怪信仰和宗教这两大块。但是，从 1902 年开始，中国半殖民地化更加严重，受西方科学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表现在西方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中国不得不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之中，科学的概念也由此而传入中国，而与科学对立的迷信随之而起。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因为宗教与科学呈现对立统一关系的原因，迷信一词不仅被提及而且甚为流行，其被使用的次数比起1900 年之前有明显上升趋势。
迷信的使用出现了两个高峰期。一是1902 至 1905 年，二是 1915 年到 1921 年。除了使用次数呈上升趋势之外，有关迷信的内容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其主要内涵包括神仙鬼怪信仰、宗教和其他盲目的信仰崇拜。
关于民国初期国家政权与迷信的关系，潘淑华在《"建构"政权，解构"迷信"》一文中有详细论述: 潘淑华认为中华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主要强调的是科学、理性和现代性。在这种观念支撑下，宗教活动自然而然就被看成是一种妨碍国家富强的"迷信"行为。因此，这一时期有很多革命党员和知识分子认为"解构"迷信是"建构"新型政权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正如沈洁所说: "反对迷信作为一种同一性的态度，将改造民间信仰整体性地纳入到了创建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以及社会开展过程当中"。
清末民初的中国，是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重要时期。过去的一些迷信行为由于与新型民族国家提倡的科学、理性和现代性相悖而驰，因此，反对迷信在这一时期很是盛行。例如 1929 年到 1930 年在广州出现的风俗改革委员会，他的任务就是反对迷信，巩固新政权，于是兴起了"谁敢烧衣拜仙即拿公安局究办; 禁止七夕拜仙烧衣告市民书"的扫除宗教迷信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地方干部开展的反迷信运动越来越普遍，这些干部反迷信的积极性远胜于政府官员，但在这些运动中由于盲目性，一些行为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因而激化了政权中两种势力的矛盾，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管理。
例如: 风改会在 1929 年广州七夕时，禁止拜仙求神，如有违规者将受处罚，更甚者即内政部颁布了"神祠存废标准"。"日本学者三谷孝认为这套神祠存废标准的出现显示了国民党政权中党与政府的矛盾。"[4]从他们的这些行动中不难看出国民党政权在地方上，有关党政两者之间的权责和从属关系问题存在含糊不清的情况，正是由于这种含糊不清的因素使破除宗教迷信活动对民众的影响效果不明显，使得破除迷信的思想观念没有深入地扩展到民间生活中去。
潘淑华在《"构建"政权，"解构"迷信》中给了人们很多启示：
第一，研究视角新颖。从过去的很多文章可以看出，有关国民党的研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说其贪污腐败，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国民党在风俗革新方面曾作过很多努力。潘淑华抓住这一历史线索，给人们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历史事实。
第二，打破传统，更正观点。在提出新视角的同时，潘淑华对一些有待改善的见解也作了一些更正。例如，在讨论国民党是否具有革命性问题时，潘淑华认为国民党并不缺乏革命性。因为 1928 ~1929 年间国民党就积极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迷信运动，作者明确指出，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权中各个部分与迷信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时刻变化着的。
第三，方法论的指导。潘淑华通过广州风改会的实例告诉人们，研究民国初期国家政权与迷信的关系时，不能把国家简单化，因为一个国家政权中尤其是党与政府，在地方上的关系是复杂多变的，只有注重并搞清楚这些关系，才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
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文中也谈到了科学与迷信这一问题，但他主要概况性地总结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在复线历史中，"它是一种在现代的标识下试图利用散失于民间宗教世界的意义、习俗及理想的世界的尝试，即: 自觉的时代及偶然性终结的时代。"[5]迷信观念是传统社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贵的是杜赞奇运用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即将与传统决裂表达成利用传统。这一新的表达在杜赞奇看来，人们现在不可能实现与传统一刀两断的，现在的发展进步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的，因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发现并继承传统中有益的成分，然后将其纳入现代的话语体系中，变成日常话语的一部分。
根据这样的提法，笔者认为，现在不要错误地把儒家思想笼统地归结于不适合现代化的传统体系。因为不同时期的习俗、制度等等都是从过去继承发展而来的，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是会发生变化的，而不是停留在过去。第二，杜赞奇不仅看清了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和斗争，而且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只是负责立法，而政府负责掌握行政权的实行，但这种绝对化的划分和分工只具有分析上的理论意义，而在面临实际的社会生活时就会发生复杂多变的矛盾。比如在清末民初，尤其是在民初时期地方干部开展的反迷信运动中，两者之间就出现盲目性，含糊不清的现象时有发生，而这些交叉、混杂问题的涌现，使得国民党努力革新的反迷信工作没有多大的渗透力，这使得反迷信运动把国民、政府与知识分子等人群密切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三角关系。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期，首先在 1900 年之前，迷信一词很少被运用和提及，到1902 年，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西方科学的传入，迷信一词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讨论并出现了两次高峰期。但到民国建立后，由于新型政权提倡科学、理性等，故而一部分人把反对迷信作为巩固政权的必要环节，这样一来，国民党政府尤其是地方干部开始了大规模的反迷信运动，但可惜的是这些运动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加深了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削弱了政府对地方的管治。
正如杜赞奇所说，民族获得作为历史主体的特权和主权，具体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它既穿越了历史的本质，又游离于历史的控制之外，但同时也在其终结之处; 民族国家不同于其他群体，它具有自我意志，因为它需要在其进步之中生产出启蒙历史，一旦获得自我意识，他就站在了历史的终结之处。不管什么样的迷信和科学，它们都处在历史过程之中，它们都反映着特定时期的历史，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盲目的反迷信不仅牵连到国民、知识分子等人群，而且与政府也密切相关，这是一种暗藏的三角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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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淑华。 建构政权解构迷信[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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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西方科学思想对传统迷信思想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