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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9-06 16:19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是道，道的体悟核心在自觉亲证。中华文化的学修不仅是纯学理的东西，更是社会实践问题。把中华文化精华转变为百姓日用之学，是当前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任务。以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建设观为理论指导，以王艮的百姓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是道，道的体悟核心在自觉亲证。中华文化的学修不仅是纯学理的东西，更是社会实践问题。把中华文化精华转变为“百姓日用之学”，是当前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任务。以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建设观为理论指导，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作为行动指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中华文化大学堂的学修实践是对以大众亲证为基点的中华文化传播方式的积极尝试。
[关键词]大众亲证,中华文化,传播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1]这表明，新时代的进步需要文化的进步，新时代的文化创造需要文化的实践。早在1930年，张岱年先生提出了文化创造主义的主张，这一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以中华文化大众亲证为基点，在张岱年“综合创新”文化建设观理论指导下，吸收泰州学派王艮的文化传播方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中华文化大学探寻将中华文化精华转化为百姓日用之学的传播路径就是一个文化传播实践的范例。
一、关于中华文化的核心要义与大众亲证
“文化”一词的内涵从古至今发生着演变。《说文解字》中文和化是分开使用的，“文，错画也，象交叉”。意即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化，“变也”，引申“教行也”，即本意为改变，同时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2]537-538《易·贲卦·象传》“文”与“化”联合使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也就是说，观测天文，来察知四季的变化，观察人文，用文明手段教化天下。“人文”与“化成天下”连在一起，表达了“以文教化”的含义。“文”与“化”合成一词在《说苑·指武》里出现过，“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4]
这里“以文教化”的意味就更为浓厚了。现在“文化”已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文化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指文学艺术，广义的文化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等。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张岱年将广义的文化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哲学、宗教，这个是社会的最高指导思想。其次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第三个层次是社会心理，其中包括风俗习惯以及一般人的思想意识。”[5]
张岱年先生将哲学放置于最高层次，第二层的文艺科技等是在哲学的指导之下，同时也是哲学的基础和表现。但是无论何种划分，在中国还是西方，哲学在文化的核心地位仍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哲学的核心是道。从中西哲学的原生点来看，道和逻各斯是中西文化分道扬镳的起点。曹顺庆称，“尽管道与逻各斯二者相似之处很多，都是‘永恒’(常)的，都有‘言谈’、‘道说’之意，都与规律或理性相关。但是他们‘有与无’‘可言与不可言’‘分析与体悟’的差异，最终让他们走向了不同的方向”。[6]
所以，如果说逻各斯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那么道就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金岳霖先生也把“道”放置于一个至高的地位。他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7]把中华文化的核心锁定为道，是非常精准的，也利于理解中华文化的核心要义。“道”是规律、本源之意。许慎称，“所行道也。从辵从。一达谓之道。”[2]
111道的含义是行之而成，这个行就有做、实践的意思。今天对道的理解也不尽一致，大凡一提到“道”，多数人认为它是一种规律。葛荣晋认为，“道”是标志宇宙本原(或本体)及其过程、规律的哲学范畴。[8]有关“道”的解说，大家熟悉的古代学者当中莫过于老子，他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9]105这里解释“道”的时候，认为“道”是宇宙之源，从“道”开始宇宙完成了“一生二”“二生三”的演化历程。
由于古代科学技术的限制，人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推断无可厚非。但是就中华文化的角度来谈“道”的时候，在今天我们的眼光不能仅仅局限于此。“道”具有更广阔的包容性，“道”所指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物质世界，更是心灵对宇宙的感悟所达到的境界。当一个人站在广袤大地上，面对无限苍穹，“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体验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哲学里，“道”更有境界的内涵，“道”的核心是自觉亲证。中华文化的“道”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宇宙本源，称为本体;二是指心灵认知，称为境界。在中华文化中，两者是互为关联的一个整体。本体是境界感悟的本体;境界是追求本体的境界。古人对本体的认识，不是用形式逻辑分析和科学实验求证的方法，而是物我合一的体认方法，说到底，本体乃是一种境界体验。联系“道”的境界之义，“道”的核心是自觉亲证。“亲证”一词来自印度哲学家泰戈尔的《人生的亲证》，印度代表东方文化将核心聚焦在人生的自觉和亲证上。
他说：“源于伟大心灵体验的有生命的语言，其意义永远不会被某一逻辑阐释体系详尽无遗地阐释清楚，只有通过个别生活的经历不断予以说明并在各自新的发现中增加它们的神奇。”[10]中国哲学的功能“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精神的境界”[11]。这都表明理解东方文化的精髓，不是知识的多少，而在于心灵的领悟。这种心灵体验类似于马斯洛的高峰体验，也有将“这种最令人满意的体验”称作“涌流(flow)”[12]。
因为境界的“道”是“通过对事物的整体领悟，而在实践上达到的境界”;作为中华文化总追求的“道”，是指通过对宇宙人生的整体领悟，而在实践上达到的境界。[13]中华文化之道，不是看或听就能直接领会，需要在实践中亲身体验。中华文化具有大众亲证的内涵。中华文化的大众亲证一方面体现了亲证性，意是指学习中华文化的人研读文化经典的同时，更要注重身临其境的实践体验和亲身领悟。另一方面体现了大众性，是指领悟学习中华文化之道的先觉者。在张岱年的文化建设观的理论指导之下，结合明代学者王艮及其泰州学派的文化传播的体验，能够让更多的大众领悟中华文化的境界之道。
二、大众亲证的中华文化传播方式溯源
(一)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建设观
文化建设要做好三项工作。19世纪30年代，张岱年提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至少包括三项工作：文化整理及其批判工作;学术创建工作;普及的文化革命工作。文化整理及批判工作，这里张先生对待原有落后的文化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包括过去的、世界的文化，同时兼顾中国新文化的创建和普及，他认为新文化的创建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他说：“文化建设或者创造新文化的工作……应有坚定的信仰，不挫的勇气，精进不息的精神。”[14]
234文化建设工作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当我们面临困难时，一定要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能完成文化建设的大业。文化建设的实质是文化创造主义。张岱年称，中国的文化建设，可以说是“文化的创造主义”。只有相信文化创造主义并付诸实践，“中国民族的文化才能再生”;只有如此，“中国民族才能复兴”。“创造新的中国本位的文化，无疑的是中国文化之唯一的出路。”[14]
235-236文化的创造主义是指兼取东西文化优点，“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这种融合不是调和，而是创造的综合。他用文化创造主义的理念来达到复兴中华民族的目标，无论在民族存亡的时代还是文化繁荣的今天，都具有发人深省的意义。由“综合创造论”发展为“综合创新论”。“综合创新论”是张岱年先生80年代的提法，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创新的中国文化”。[15]
1其中融入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用开放、兼容的态度，分析筛选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15]326文化建设是大众普及的、人之再造的工作。张岱年先生称，“文化建设是不可不顾及民众的”，使得民众的一般物质生活、心理状态、风俗习惯“应有一番根本的革新”。“人之再造”是文化建设根本目的。也就是造就新人，让人民的目的、兴趣、行为，都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改变，“使一般人民都能过着新的文化生活”。[14]326张岱年先生这一思想与大学之道“在新民”宗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
“百姓日用即道”是王艮的重要思想之一。王艮一共有过六次“百姓日用”的表述。他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形成深受王阳明的深刻影响。嘉靖三年(1524)，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四面八方而来，云集会稽，请王阳明讲学，“(阳明)多指百姓日用以发良知之学”，其意思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16]71-72很快，王阳明只让王艮侍奉身边，传道授业给他。嘉靖七年(1528)，王艮正式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他聚集同门在书院讲学，“先生(王艮)言百姓日用是道。”[16]71-72“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主要内容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百姓日用之道即良知。良知是伦理道德，人人生而知之。“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16]31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本能，不用思考就懂得，不用学习而获得。王艮的后辈王栋也延续了这样“良知”说。“孩提赤子无不爱亲敬兄，则是不由学虑而知仁义之良，故谓之良知。”[16]190
二是百姓日用之道和圣人之道具有相同的地位。王艮称“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16]90。圣人之道与百姓之道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需要先知者带动后知者，使得后知者有所觉悟。
三是百姓日用之道存在日常生活的知与行之中。他在《咏天》诗中写道，“都道苍苍者是天，岂知天只在身边。果能会得如斯语，无处无时不是天。”[16]57这里的“天”所指就是“道”，意思是“道”并非高高在上，而是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只要用心领悟，它就无处不在。他称，“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则知性矣。”[16]6他身体力行自己的学术思想，让百姓能知道行道。基于“百姓日用之道”的思想，王艮创立了泰州学派，这一学派具有大众性特征，通过通俗化、民间化的方式传播他们的儒学思想。王艮用“诸如‘百姓日用之道’‘明哲保身’‘不乐不是学’等通俗话的语言，让儒家精神以利于百姓把握，深受启发，很有感触”。[17]
同时他通过儒家民间化的方式推行着“百姓日用即是道”的思想，让更多的大众受益。“儒学民间化是他们实现儒学世俗化所特意推行的外在运动，而他们的行动纲领就是‘百姓日用即是道’。”[18]王艮及其泰州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百姓日用之学，他们的文化传播方式是平民讲会。通过讲会的方式，他向平民大众宣传他的儒家思想，可以将平民大众聚集起来。这样的讲学方式，不同于今天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演讲类似。“泰州心斋讲堂，则实近与讲会。
盖次脱离书院性质。而近于社会演讲矣。”[19]这类讲会特征是：其一，成员大众化。泰州学派的创始人及其核心代表人多来自社会下层，他们发扬了孔子和先秦儒家“有教无类”的传统，讲学的对象十分广泛。王艮讲学，在自家门上写到，“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16]69这种不以年纪大小、身份贵贱来区分传授对象，说明他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大众性。
其二，儒学经典通俗化。为了便于内容为平民大众掌握，王艮将章句儒学转换为普通百姓的日用之学。他称，“天下之学，唯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有无边快乐。”[16]5在他眼中，宣讲圣人之学，就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使得人人方便易学，才有无边乐趣。
为此他创立一首通俗的《乐学歌》，诗词中称，人心有时因为私欲的束缚，不能获得其中的真乐。而要超脱功名利禄私欲的困扰，发觉良知，就得靠学习。从而达到“乐是学，学是乐，于乎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15]54的境界。他用朗朗上口的诗句，勉励学生既要好好学习，有免于功利所困，让学习成为一种乐事。
其三，传播方式简易化。表现在仪式、内容、场所的简易。古代世俗化的礼仪比较繁琐，凡是涉及到社会生活各种应酬都涉及到礼仪。王艮对礼仪的看法是提倡简易，在他的讲会上，有人讲究坐让之礼，他提出，随便就坐，不要因为礼仪耽误时间。内容上他主张以孔子的简易为宗旨，他批评邵雍论忽略了孔子之学的简易特征，说“康节极称孔子，然知论得孔子玄微处，至其易、简宗旨，却不曾言”。[16]4其场所的选择上也很简易，除了书院、寺庙，家中、甚至打谷场的宽敞平坦的地方都可以作为讲习之所。此外，讲会具有制度化特征。
他们制定了组织的章程、拥有固定的经费来源、设立了常设机构和做好相关人事安排，具有良好的组织性、计划性。[20]王艮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是泰州学派创立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王艮泰州学派做的文化传播工作，追求传道对象大众化、儒学经典通俗化、传播方式简易化，做到圣人之道与大众生活紧密联系，让儒家之学不再是玄远之学，让平民发现圣人之道就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王艮是百姓日用之学的理论开创者，他创立的泰州学派是深入平民百姓文化传播实践的先行者。虽然自明代以后平民化儒学没有进一步发展，但他在平民中率先传播文化的实践仍是当今中华文化传播方式的典范。
三、中国科技大学中华文化大众亲证实践示例
在贯通古今，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为百姓日用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着积极的实践探索。2010年开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安徽省图书馆等多家单位，创办了以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目的的中华文化大学，开辟了大学与社会积极良性互动、师生与市民同修中华文化的文化传播大众亲证新路径。为了对中华文化大学大众文化亲证实践路径有深入的了解，笔者在中华文化大学第13和14期活动期间，做了问卷调查与现场访谈。问卷调查共计发放调查问卷130份，回收有效问卷117份。通过细致地分析与梳理，总结归纳出大学堂大众文化亲证的实践经验。
(一)中华文化大学研修主体的大众化
大学文化亲证的主体在职业、年龄、学历等方面都呈现出大众化的特征。在117位问卷调查被访者中，学生48人、离退休人员21人、在职教师16人、企业员工16人、公务员5人、其他事业单位职工2人、其他人群8人。从年龄上看，既有18岁以下的，也有70岁以上的参与者，其中以18到30岁的年轻人居多，说明青年一代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关注与渴求。
从学历背景上看，参与主体既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市民，也有在读博士研究生，其中以在读大学生与研究生居多，占据参与主体的半数之多，大专及以下学历被访者占28%，基本上形成了研究生、大学生、大专生及以下参与者各占三分之一的格局。据主办方介绍，大学堂学员是从数百名经历了较长时间中华文化学修的各界人士中评选出来的，其中校内学子与社会人员各占一半。学员职业、年龄分布和知识背景等情况与问卷调查情况相符。
(二)中华文化大学传播内容的综合性
中华文化大学传播的内容在古代传统哲学流派思想中融入了“创”的思想，强调中华文化的大众创造实践的亲证。问及中华文化主要学派，117位被访者中有103人次选择了儒家，93人次选择道家，56人次选择释家，易家、创家和其他诸家依次被选49、32、30人次。其中，儒家和道家被选中的概率各占到88%和79%，占被访者的绝大多数，释家和易家被选中的概率分别是49%与42%，而创家与其他诸家分别为27%和26%。排在前三的依次是儒家、道家、释家。
儒家以“仁”挂帅，以“善”为中心，重点揭示人与社会(伦理)的关系，是一种泛伦理化的思想;道家是以“自然”挂帅，以“静”为中心，是一种泛自然化的思想;释家是以“涅槃”挂帅，以“静”为中心，是一种泛灭寂化的思想。[21]这三家是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派别。传统哲学流派各有所长，但都忽视了人的创造性。在当前社会各行各业都亟需创新，将“创”的思想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抛弃，而正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与一些国学班不同，作为中华文化大学堂的正式学员，都要完成一项学修任务：通过具体事例谈谈学修者对中华文化之道的感悟。大学堂强调的是学员的亲身体悟，目的是使所有学员在日用之事的亲身体验中亲证中华文化的核心要义——“道”的领悟。从收集到的430份关于悟道的学生文章来看，选题就有77种之多，大致都与日常生活、学习工作、运动休闲相关，体现了百姓日用之学的核心内涵。其中，运动休闲类文章最多，占总数的46.5%，学习工作类占23.9%，日常生活类占21.4%。这些学生所属的专业不同，悟道的切入点各异，但是体会确有强烈的共鸣。[22]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各家之道都是不可言说的默会知识。中华文化的传播既要综合博览诸家所长，又要大众亲证百姓日用，必然要落到身临其境的日常实践体验中，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口耳相授就能发现其中的奥秘和精髓的。
(三)中华文化大学研修方式的亲证性
从中华文化大学学修的方式看，大学不仅仅着重传统文化的知识性传授，更强调传统默会知识的整体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修与现代分科大学的学习方式完全不同。现代大学的各种学科是外学，以主客二分的方式研究自然与社会，着重强调的是书本知识的传承，是口耳相授的言传知识，传递的是自然、社会或思维规律;而中华文化大学则是一种内学，是一种默会知识，不仅突出形而下的技艺能力的培养，更讲究形而上的境界之道。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9]
117言传知识与默会知识的区别正在于此。中华传统文化擅长对默会知识的整体把握，这正是现代科学所缺失和忽视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修实际上应该依靠两种知识的结合，二者偏废其一都不可能真正参透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二者结合的关键又在于社会的实践，在于文化的传播和大众的亲证。学修中华传统文化，不能仅靠知识的积累，更需要的是人生境界的提升。汤一介先生说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23]的境界正是中华文化大众亲证所要达到的人生境界。中华文化的学修也是如此。刘仲林先生把中华文化的人生亲证简要地概括为“二入四进”。“二入”即是“行入”和“理入”。
所谓“行入”就是要从身边的实践入手，中华文化大众亲证是从百姓日用开始的，亲切易行。但往往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因为从“技”到“道”的进升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参悟的过程。所谓“理入”就是从知识理解入手，从言传知识开始，这符合科学理性教育理念，但易于形成对知识的依赖。正所谓“为学日益”易，“为道日损”难。“四进”分别是由“技”、“仁”、“定”、“创”向“道”的进升。
“二入四进”的概括给学修者提供了中华文化学修的思路指导。中华文化大学堂的文化传播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在中华文化之学的大众亲证当中必须将文化理论化为百姓日用之实践，其难点不在于理论，而是如何才能找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契合点，更好地将传统优秀文化与百姓日用结合起来。这不仅仅需要理论学仁坚持不懈的理论创新、文化传播工作者孜孜不倦的言传推广，更需要更多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加入其中，共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大众亲证，共建我们美好的精神家园，为民族文化复兴贡献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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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学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创刊于1986年，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刊登文史哲方面的研究论文，兼及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本刊尤其欢迎实证性、理论与方法以及中西对比、跨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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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亲证基础上论述中华文化传播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