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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3-12 16:22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利用不断加征关税等手段钳制中国、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中国,导致中美经贸摩擦一度呈现升级态势。对两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均造成很不利的影响。中美货物贸易逆差具有客观必然性与内生性。中美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中美两国只
摘要: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利用不断加征关税等手段钳制中国、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中国,导致中美经贸摩擦一度呈现升级态势。对两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均造成很不利的影响。中美货物贸易逆差具有客观必然性与内生性。中美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中美两国只要做到管控分歧、加强沟通、聚焦合作,就可以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均衡点、仍可能达成协议,从而为中国赢得宝贵的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中国还应保持清醒认识,中美之间今年即便达成经贸协议,并不能表明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及冲突就此彻底结束。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科技之争甚于贸易之争,中国需要做好长期应对的战略准备。
关键词:经贸摩擦;内生性;影响;认知;应对
经济方向论文范文: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摘要]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中国道路也愈加行稳致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开辟出来的民族复兴之路、国家富强之路、人民幸福之路。北京共识是对于中国道路的集中概括,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到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北京共识,中国道路的中国智慧与世界意义不断凸显。
一、中美经贸摩擦演变过程概述
以特朗普为首的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主张贯彻“美国优先”理念,在经贸领域奉行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2018年以来,对中国提出一系列不实指责,利用不断加征关税等手段威胁中国、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中国,导致中美经贸摩擦步步升级。2018年3月下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中国贸易实践的301条款调查»,对中国作出“不公平贸易”、“强迫外资进行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污名化的不实指责。2018年4月初,基于301调查报告结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将于2018年7月初开始加征25%关税的1300多种、总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清单。当天,中国迅速予以回击,宣布要对100多种、总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增25%的关税,其中包括大豆和波音飞机。同期,中国向美方提出WTO磋商请求,要求启动WTO贸易争端解决程序,并且中国也就301调查报告提出WTO磋商。
2018年4月中旬,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宣布对中国中兴通讯进行严厉制裁。同期,美国表示愿意与中国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下进行磋商。2018年5月,中美双方经过三轮磋商会谈之后,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出现一度缓和迹象,但好景不长,美国出尔反尔了。2018年6月中旬,美国政府宣布将于7月初执行对4月初清单上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的决定。同期,中国予以反击,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立即对原产于美国的650多项约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
中美贸易战无可避免地发生了。2018年9月中旬,美国政府宣布将于9月下旬起对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税率为10%,并将在2019年1月1日起上升至25%,还声称,如果中国针对美国农民或其他行业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将会立即启动“第三阶段”,对约2600多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同期,中国予以反击,对自美国进口的价值6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5%—25%不等关税。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对中美两国及全球经济均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基于此,在中国高层及各方力量积极呼吁斡旋下,特朗普及美国高层产生与中国元首及高层磋商和谈意向,以求缓解贸易紧张局势。2018年12月1日(阿根廷时间),中美两国元首借参加G20峰会之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若斯爱丽斯举行会晤,气氛友好,中美双方表示将展开谈判,缓解贸易紧张局势。随后美国政府表示将推迟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中美双方将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和农业等议题展开为期90天的谈判。中美双方按照约定,2019年3、4月份进行多轮磋商,未取得明显进展。
2019年5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自2019年5月10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为捍卫自身合法权益,中国随即采取反制措施,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调整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战对中美两国经济均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中美两国元首均表露欲借2019年6月G20峰会契机进行会晤、就关键问题交换意见缓解矛盾的意愿。2019年6月29日借G20峰会契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友好会晤。会晤取得积极进展,中美双方都愿意重启经贸磋商。为落实两国元首大阪会晤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牵头人于2019年7月30—31日在中国上海见面,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遗憾的是,磋商未取得进展。2019年8月1日,特朗普又宣布,将从9月1日起对中国出口美国余下的3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的关税,在此之前,美国已对中国价值大约2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这意味着对中国输美总额约5500亿美元的商品全部加征关税了。
中方对上述行为予以还击。应对中国的反制,2019年8月24日,美方宣布将提高对约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美方将从10月1日起,对于价值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25%关税提高到30%。并在预定日期,对于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的10%关税提高到15%。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双方磋商受挫。2019年9月中下旬,中美双方都开始向对方释放善意。期间,美方公布了三份对中国加征关税商品的排除清单,涉及400多项商品。中方予以积极回应,中方支持相关企业继续按照市场化原则和WTO规则,自美采购一定数量大豆、猪肉及制品等农产品,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继续对上述采购予以加征关税排除。中方有关部门表示,中国市场容量大,进口美国优质农产品前景广阔,希望美方继续与中方相向而行,为两国农业合作和其他领域合作创造有利条件。此外,中美双方达成基本共识,拟在2019年10月开启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谈判。美国近两年来主要以中美货物贸易逆差为借口,向中国挑起贸易战,却刻意回避中美货物逆差具有内生性与客观必然性的事实。
二、中美货物贸易逆差具有客观必然性与内生性
1.美国国民长期低储蓄,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内生性。
根据经济学原理,储蓄、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理论上存在如下均衡关系,储蓄(S)-投资(I)=出口(E)-进口(M)。美国国民习惯高消费、低储蓄,所以美国国民经济中储蓄与投资之间存在缺口,依据上述理论均衡公式,贸易逆差必然会存在。美国不仅仅对中国,对100多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因此,美国国民长期低储蓄,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必然性与内生性。
2.中美货物贸易逆差,是中美两国依据各自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后出现的客观必然结果。各国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都需遵循产业结构演进一般规律,以循序渐进方式依次发展。美国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社会即服务经济社会时期,而中国在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由工业化中期逐步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
产业发展阶段不同,造就中美两国不同比较优势产业,从而生成现阶段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美国的比较优势产业是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及现代农业,国际贸易中提供高端装备制成品、服务及农产品;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是中低端加工组装型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国际贸易中提供中低端工业资本品与大众消费品。不同于高端装备制成品及服务,大众消费品属易耗常规用品,在货物贸易中需要多频次地大量进口,所以货物贸易中,中国占据优势,美国处于劣势、出现逆差,是国际分工导致的客观必然结果。美国总是片面强调其货物贸易逆差,而对中美服务贸易顺差只字不提。事实上,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较之2007年,扩大30倍至402亿美元。目前,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逆差的20%,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旅行、运输和知识产权使用费三个领域。[1]
3.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霸主地位,导致美国对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美国名义货物贸易逆差,实质占尽便宜。美元在世界货币中居于霸主地位,是世界经济通行的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全球大宗商品贸易主要是用美元结算的,这意味着美国在对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美联储印制一百美元钞票,成本只需要几美分,而其它国家要获得这一百美元,却需要通过贸易实实在在地向美国交付价值一百美元的商品或服务。用股神巴菲特话说,美国靠印制几张纸(美元),就能轻松获得所需的诸多资源(商品与服务),对美国来说,又有何不好呢?
此外,美国不会担心因货币财政性发行(为弥补财政赤字而滥发行货币)而引发恶性通胀,也是因为美元是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全球多数国家都会把美元和美国国债作为本国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都想通过国际贸易中获取更多美元以增强本国国际储备尤其是外汇储备的实力,从而确保本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及本国的金融安全。综上所述,美国通过向全球输出美元,一方面借助国际贸易轻松获取其所需的诸多商品(导致其名义上的货物贸易赤字),另一方面可将因美元及美债滥发行而可能引发美国国内通胀压力输解出去,由全世界来买单,名义货物贸易逆差,实质占尽诸多便宜。
4.贸易差额方面,中美统计核算方式存在较大分歧,美国有刻意扩大逆差额之嫌。美国官方统计,2017年中美贸易逆差3700多亿美元,但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为2700多亿美元,两者差距近1000亿美元。[2]这主要是因为中美统计核算方式存在较大分歧,美国有刻意扩大逆差额之嫌:美国把经中国香港转口的贸易额统统算在中美贸易中,但实际有较大比例应归于中国之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通过香港转口的贸易金额;美国在计算对中国的进、出口金额时,出口金额刻意按离岸价格计算以减少出口收入、进口金额则按到岸价格计算以增加进口支出,确有刻意扩大中美货物贸易逆差额之嫌。
三、中美经贸摩擦对两国及世界经济均产生不利影响
(一)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毫无疑问,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造成非常不利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1.中国股市与汇市遭受较大打击。受贸易战可能愈演愈烈等不利因素影响,上证指数从2018年年初最高点3587点(1月29日)一路下滑,跌至2018年10月19日的2449点(2018年前10个月的最低点位),跌幅高达32%,不仅将2016年初至2018年初两年来累积的涨幅全部抹去,还创出2016年1月以来的新低(2016年1月的低点是2638点),中国股市可谓损失惨重!汇市虽没有股市惨重,但人民币汇率从2018年年初高点6.31跌至2018年10月末的6.96,跌幅超过10%(根据东方财富网上证指数、人民币汇率数据计算得出)。股市、汇市双杀,充分反映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担忧。
四、由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和谈取得进展获得的启示———纠正错误认知是正确决择的前提
上述事实表明,尽管中美经贸之间存在矛盾与分歧,但仍可以通过高级别磋商和谈,存异求同,尽可能找到双方均可接受的均衡点,仍可能达成协议。由此,得到重要启示———尽早纠正错误认知非常重要,错误认知会导致愚蠢而错误的决断,唯有尽早纠正错误认知,树立正确认知,方能作出正确决择,实现中美合作共赢,为中国赢取宝贵的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1.亟需纠正中美经贸之间矛盾与分歧很大、中美之间冲突对抗是主流而导致中美两国难以和谈、亦难以和平共赢相处的错误认知。尽管2018年中美两国在货物贸易逆差、技术转让、市场开放等经贸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和矛盾,但冲突与对抗并非中美之间的主流相处之道。因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已经高度交互融合,相互对抗和冲突只会导致两败俱伤,不符合中美两国的切身利益,贸易战开打数月以来,中美两国均在经贸各领域受挫即为例证。残酷的事实警示美国高层,在经贸领域长期与中国冲突与对抗,属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得不偿失行径,严重损害美国自身利益,与“美国优先”战略背道而驰。正因如此,才促成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友好会晤并达成基本共识以及之后三个月中美数轮高级别经贸磋商和谈逐步推进。
综上所述,我们当前首先要纠正的偏激认知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矛盾不可调和、中美之间冲突对抗是主流,此认知是偏激的、更是错误的,贻害无穷,亟需纠正!2019年以来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和谈取得实质性进展,大概率地可达成贸易协议表明,中美两国在放弃两国对抗冲突是主流错误认知的前提下,可以做到坦诚沟通交流、存异求同,可以做到尽最大诚意寻找两国均可接受的均衡点,从而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而大概率地达成协议、实现共赢!中美两国虽然存在矛盾和分歧,但和平相处、协商和谈、共赢互利才是主流,这才是正确的认知!中美两国合作空间还很大,和平共赢相处可以实现,“太平洋足够宽广,应该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兴存与合作”。
2.亟需纠正美国正在全面加速衰退、中国取代美国而全方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指日可待的错误认知。当下还有一错误认知,认为中国加速崛起、美国全面衰退,中国取代美国而全方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指日可待。诚然,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技、国防等领域亦成绩斐然。但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列世界100多位,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仍然较大,高科技领域也只是数项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在超高精度机床、工业机器人、顶尖精密仪器、半导体加工设备、芯片、半导体材料、光学等领域仍与日、美、德等领先国家差距较大。
正如国人所骄傲的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所言,华为公司在芯片等高科技领域,与美国顶尖公司的差距,已由百年缩短至几十年,但仍存在明显差距。诚然,中国正在崛起,但如美国一般,全方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还需较长时间。此外,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执掌全球经济秩序,制订国际经贸运行规则,即话语权与主动权较大程度握在美国手中,中国处于相对弱势,此种状况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我们需要客观认清局势与自身的优弱势,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偏激倨傲,与美国加强沟通、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与美国长期和平共处、共赢互利良好局势。
五、中国需要做好长期应对的战略准备
上文分析表明,即便中美双方今年达成贸易协议,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经贸摩擦与冲突就此彻底结束,中美之间经贸摩擦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中国需要做好长期应对的战略准备。
1.管控好分歧与冲突,本着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与美国展开对话与和谈,努力找寻中美双方都可接受的均衡点,争取达成协议、实现合作共赢,为中国赢取宝贵的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美经贸领域将展开全方位、长期的竞争,即便如此,我们也需要保持清醒认识,管控好经贸分歧与矛盾,不要将分歧与矛盾扩大化、剧烈化,偏激地认为对方“亡我之心不死”而制定、采取更加激化矛盾的政策举措。对于中国及全世界而言,和平发展的环境弥足珍贵,况且也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有“亡我之心”,中美之间没有必然爆发剧烈冲突甚至战争的理由:美国在把中国定位为重要竞争对手的同时,也表示“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不一定会导致冲突,在竞争中取得成功是避免冲突的最佳途径”。
因此,保持清醒认识,管控好经贸分歧与矛盾,不要将分歧与矛盾扩大化、剧烈化,显得尤为重要。[6]鉴于上述分析,中国今后如在经贸领域遇到较大分歧与矛盾时,应本着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积极与美国展开对话与和谈,努力找寻双方都可接受的均衡点,争取将经贸摩擦损失降至最低点。有理,通过政府、学术界、行业商会等多层面对话及舆论宣传,让美方及全世界了解,中美贸易逆差具有客观必然性与内生性,中美虽然货物贸易逆差,但服务贸易却是明显顺差,这是中美两国依据各自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后出现的客观必然结果,无可指责!有利,通过政府、学术界、行业商会等多层面对话及舆论宣传,告知美方作为尽享经济全球化红利的世界第一、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早已高度交互融合,经济层面两国一定程度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因此,美国向中国发起贸易战,最终结果很有可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最终较深地损害美国自身利益,如提高美国制造业成本引起裁员失业、提高美国物价而使老百姓福利受损、引起反制影响美国出口及其经济增长、影响美国股市与全球金融市场激烈动荡等等。中美两国只有竞争同时一如既往地展开长期合作,才能实现长期共赢互利,近四十年来,中美经贸领域长期合作所取得丰硕成果、给双方带来的巨大利益,就是最好的证明。有节,一方面,中国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而且还可借助“威慑平衡”策略,防止中美经贸冲突恶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中美经贸摩擦中出现的问题与争议,本着“协调、合作、稳定”这一中美关系的主要基调,中国愿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管控分歧、加强沟通、聚焦合作,积极与美国高层展开磋商和谈,以求获得共识、达成相关协议。
2.大力挖掘各层面的内需潜能,缓冲经济增速下滑,引导并管理好民众预期。因贸易战因素出口受阻影响经济增长,因而需要转向内需,大力挖掘各层面的内需潜能,以激发投资为重点,叠加激发消费,以缓冲经济增速下滑。投资涉及基建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等方面,因要稳定房价、房产投资不宜刺激,但基建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仍有潜能可挖,尤其是基建投资。为维稳经济增速,央行货币政策流动性由“合理稳定”转为“合理充裕”,2018年以来已五次定向降准,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允许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购买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地方政府得以筹措从事基建投资的资金。
大城市基建投资侧重于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现代产业集群基地建设;县级市基建投资侧重于建设“以产促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的产业新城(新型城镇化)模式;农村基建,亦大有可为,依据乡村振兴战略,未来几年农村很有可能将成为基建重点,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相配合,同时推进农村水利、交通、能源、信息等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信多层面的基建投资建设,能有效缓冲因出口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
此外,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要同时调动央企、国企与民企的积极性,尤其是民企的积极性,应赋予民企与国企同等待遇,降低费税并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帮助民企渡过难关,逐渐恢复信心,随经济景气周期逐渐恢复,渐进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扩大内需,除倚重投资外,还需依靠消费。提高居民个人所得税缴税税基,进行赡老、育儿、供楼、房租、教育等费用方面的抵扣,减轻工薪阶层居民个人纳税负担,促进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可一定程度刺激消费。发展能提高居民生活水准与身心素质的生活服务业,如家政服务、养生保健、美容健身、社群社交读书会等等,通过消费性服务的供给创新引导服务性消费。通过舆论宣传,赋予民众及企业信心,引导并管理好预期,虽然因中美贸易战导致经济增速下滑,但整体出口依赖程度不过19%(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计算得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有较大回旋余地,只要大力挖掘各层面的内需潜能,定能缓冲经贸摩擦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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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影响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