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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1-16 14:51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 要：诚信文化形成于远古人类对从无约守但如期而至的时间的关联，是个人道德规范的核心内涵，是形成社会礼仪典章等制度体系的主要力量，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诚信文化蕴含廉洁，廉洁彰显诚信。 坚信即为守廉，守廉就是守信。 失廉定
摘 要：诚信文化形成于远古人类对从无约守但如期而至的时间的关联，是个人道德规范的核心内涵，是形成社会礼仪典章等制度体系的主要力量，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诚信文化蕴含廉洁，廉洁彰显诚信。 坚“信”即为守廉，守廉就是守信。 失廉定会失信，失信必然生腐。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诚信文化，建设诚信文化支撑下的新时代社会诚信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好地推动廉政建设。
关键词：诚信文化; 廉政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廉洁的重要组成部分; 廉洁，是人生价值取向的方向标，也是诚信价值坚守的表现。 诚信做人，廉洁修身，诚信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科技日益发达，生活节奏愈发加快，诚信廉洁也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习近平同志指出：“讲仁爱、重民生、守诚信等思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 ”做人要有人品，做官要有官德。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党员干部要严于律己，以对党忠诚、取信于民的高度政治自觉，做到以诚信促廉洁，讲廉洁以征诚信。 失廉定会失信，失信必然生腐。 廉洁是对党员干部最基本的政治要求，也是党员干部应有的诚信自觉。
一、诚信：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坚守
当早期文明发端于远古之时，原始人类在最早的农业劳作进程中便首先掌握了时间、空间的基本概念，并通过观测将日复一日中固定出现的时间与诚信进行关联。 郭店楚简《忠信之道》提出：“至信如时，毕至而不结。 ”[1]时间是掌管命的神祇的具体表现形式。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2]188掌管时间的“四神”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控制着人们能够知晓的生老病死、时空转换等一切自然现象，是“整个宇宙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3]。
对时间等神祇的敬重也表现在祭祀和宗教传统中，《礼记·祭统》中记载：“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 ”[4]人类观察到虽然与时间从无约守，但时间的如期而至就是最大的诚信，于是人们将这种逐步演化而来的诚信自觉，视为道德的核心内涵以修养身心，并形成了文明之于人类个体的最早实践，此为诚信对于个人影响的重要一极。 对于社会来讲，时间和诚信以及由此逐步形成规约人与人相处的典章和礼仪等制度体系，成为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另一极。
(一) 诚而言信：诚信的内涵释义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规范和行为准则，也是国家社会取信于民的政治基础。 拆而言之，诚信实为“诚”与“信”。 在“诚”与“信”的辩证法中，“诚”是根本和基础，是内因和修德; “信”是结果和归宿，是外因和立命。 是之为：“内诚于心，外信于人。 ”
《尚书·太甲下》记载：“神无常享，享于克诚”[5]，早先“诚”是指人们对鬼神与祖先的虔诚、敬畏和信任。 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 思诚者，人之道也。 ”[2]158周敦颐在《通书·诚下》中强调“以诚为本”，把“诚”视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6]。 在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影响下，“诚”逐步演变为天道本体的最高标准以及对人道德的基本要求。 “诚”是一种美德，意指言行举止循天道。 “诚”还是做人的规矩和要求，其意思简单就是指说话做事讲诚实。 朱熹指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7]，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当“诚”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信”便会成为更多社会民众的共同价值追求，从而进一步导致更高层级、更大范围“诚”的出现。 在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中，“仁”“义”“礼”“智”“信”逐步发展成为道德范畴的基本原则。 [8]
“信”原指祭祀时对上天和先祖们所说的尊敬诚实、无欺无妄之语，而“信”的基本内涵也是信守诺言、言行一致、诚实不欺。 所以，程颐说：“以实之谓信。 ”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社会，“信”成为协调宗法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的重点，这就不仅要求人们说话诚实可靠，而且要求做事守诺、诚实可信。 “信”的根本要义演变至现代社会，主要是指在经济社会交往行为中恪守承诺，有信用，讲信誉。 “诚”“信”作为做人的基本要求和道德规范，指的就是诚实无欺，信守诺言，言行相符，表里如一。 众所周知的商鞅立木、魏文侯重诺、关公夜读春秋、尾生抱柱……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诚信忠义的道德典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要求，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核心理念的凝练。 “诚信”要求人们树立诚信意识，培养诚信品德，坚持诚信做人、诚信做事的基本规范。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 诚信不仅是个人立身之本，是企业发展与市场经济的生命源泉，更被赋予了现代经济与社会制度、政府取信于民之基的深刻含义，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诚信是个人立身之基
《论语》指出，“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2]21，直言诚信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基。 管子提出：“诚信者， 天下之结也”，将诚实守信视为治理天下的关键。 老子的“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则通过强调真诚的话语和华丽之词之间无必然连接关系，批评口是心非、言不由衷的无诚信之人。 韩非子也指出，“小信成则大信立”，将个人小我的诚信与社会大我的诚信结合起来。
诚实守信是个人为人处事的立身之基，也是人际交往和事业成功的基本要义。 “义以为质，礼以成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诚信是交往的准则和纽带。 首先，诚实劳动是诚信的实践基础。 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客观自然与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必须以诚实劳动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投机取巧，不偷奸耍滑，尊重事实，实事求是。 其次，恪守承诺是诚信的价值依据。 信守承诺才能取信于人，才能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社会利润，实现交往主体的互利共赢。 最后，真善美是诚信的哲学追求。 诚恳待人，待人以诚，与人为善，就会以真心交往获得快乐与美好，在社会交往实践过程中实现对“真”“善”“美”的和谐统一。
(三)国无信不强：诚信是社会立制之石
制度是文化观念的外化形态。 社会制度由一定的文化观念建构，体现着制度建构主体的理想、愿望和价值观。 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9]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文化观念，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诚实守信，不仅在个人修为和人际交往中至关重要，重信守诺，在社会制度体系的建立中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左传》云：“信，国之宝也”，直指国家的重宝就是信用。
作为国与国交往的前提，可以说，民无信则对内不立，国无信则对外不威。 正如《孔子家语》指出的“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一样。 秦朝商鞅立木建信，以诚信奠定法制，使得百姓心悦诚服执行新法令，由此成就秦王朝统一中国的霸业; 晋文公重耳坚守流亡楚国的信诺，成就“退避三舍”的经典成语，并最终因为守信得民心而获得原国、卫国的归降。 反之，视诚信为儿戏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醉心纵情于声色犬马，最终被逼自刎乃至国破身亡。
可见，“信”对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同志2013年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指出：“人与人交往在于言而有信，国与国相处讲究诚信为本”[10]，为诚信在社会生活和国际外交提供了基本价值遵循。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2]162在世界政治经济交往的大洋中，在国与国交往准则中，信用是最好的风帆和黏合剂，任何背信轻诺的短视行为都是对自己国家信誉的损耗与挥霍。
二、诚信之于廉政：内涵界定与相互关联
《现代汉语词典》中“廉政”为“使政治廉洁”。 《汉语大辞典》中“廉政”即“廉正”，为廉洁正直之意。 身有正气，不言自威，说的是一个道理。 因此，廉政与廉洁，顾名思义，即为清正廉洁且洁身自好的意思，是指面对巨大的物质利益等诱惑却始终不改变做人的基本准则。
《吕氏春秋》记载：“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 ”《晏子春秋》的“廉者，政之本也”，直接指出清廉是政权的根基。 从《周礼》提出为官“六廉”——“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辩”开始，“廉”便与为官之德紧密相连。 勤以为民，廉以养德。 自古人们将“礼义廉耻”视为治国四维，廉洁对于官员和国家政治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了。
古代中国，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各地诸侯生活奢侈豪华，而百姓生活民不聊生。 于是，儒家极力反对铺张浪费，主张在生活中节俭朴素，为政上以俭养德，廉洁施政。 《论语·述而》中记载：“奢则不孙，俭则固。 与其不孙也，宁固。 ”孔子提出摒弃奢华生活，清心寡欲，以“俭固”回归人的真实纯洁。 《孟子·离娄上》：“俭者不夺人”，直言廉洁“不夺他人所有”的基本要义。 《吕氏春秋·诚廉》更是直接探讨了诚信之于廉政的问题。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廉洁与诚信是相互联系的两根支柱，犹如支撑火车疾驰的两条平行铺开的铁轨，对于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人格追求和社会政治生态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
(一) 诚信蕴含廉洁，廉洁彰显诚信
诚信之于廉洁，各具内涵但又密不可分。 廉洁与诚信同根同属于“德”的范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表达。 我国古时就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在《孟子·告子上》中，“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被视为做人的道德准则。 《礼记·大学》中“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将家与国的情节相连，家孝与国忠情怀相通，修身治家与经邦济世情志相关。 廉为不取不义之财，即清廉正直、廉正公平、清白高洁、洁身谨慎，也是不贪污苟取，不巧取豪夺。
对廉洁与信念的诚信坚守，使得诚信成为廉洁的基本诉求。 这其中，“廉”是官德底线，是为官从政的道德坚守; 而“信”乃个人家庭伦理和对官德的双重基本规范。 无诚信，不廉洁。 诚信是廉洁的前提和保证，廉洁是诚信的具体体现，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作用。 新时代的党员干部首先是一个公民，讲诚信是基本道德品质要求; 而党员干部由于其掌握政治权力和服务人民的双重属性，必然同时还有廉洁的基本要求。 诚信乃为人之本，廉洁是为官之道。 如果党员干部做不到廉洁，也就谈不上诚信，必将失去组织和群众的信任。
(二)坚“信”即为守廉，守廉就是守信
廉洁是诚信的体现，也只有廉洁自律才能取“信”于民。 诚实、重诺、践约是诚信的本质特征，也是廉洁的内在要求。 诚信是指以诚居心，诚实端正，必然在处世之中不诳妄，与人交往不欺诈。 “人言不爽，方为有信”“人无信不立”“信乃不欺”。 因此，坚“信”即为守廉，守廉就是守信。 共产党人只有忠于职守、履职尽责、公正廉明、一心为民，才能树立较高权威，得到群众的信任和尊重。
反腐倡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和执政理念，必须以对党旗党章的高度认同，以行动践行，以践诺遵守“永远保持清正廉洁”的坚定诚信与承诺，以清正廉洁来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如果不能抵抗党内一些腐败现象的滋扰和侵蚀，就必然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民心是党最稳定牢固的执政基础，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基础，腐败吞噬执政党公信力，也必将导致失去民心、丧失执政基础甚至失去政权的严重危害。
(三)失廉定会失信，失信必然生腐
古人云：“廉生威、威生明、明生信。 ”“公生明，廉生威”。 对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最大的诚信就是对党和人民忠诚，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诚实守信，不欺瞒组织，不欺骗群众; 就是要加强自我约束，言行一致，不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不做“掩耳盗铃”的愚蠢事。 缺失了对党的忠诚，精神上必定“缺钙”，就会迟早在诱惑面前“腿软”而陷入贪腐的泥潭; 贪腐之人必不诚实，必然意图以各种谎言达到贪赃枉法的目的诉求。 党员干部一旦贪腐，又必定会想方设法采取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等对党不忠诚、不守信的手段，在腐败的深渊越坠越深。
当执政者失去诚实和公信力时，丧失的不仅是个人诚信，而且会导致无人可信、无话可信的局面，更多的是其所代表的公信力的丧失。 廉政失守必然导致腐败蔓延、民心背离和人亡政息的悲惨结局。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 ”如果纵容当前少数党员干部为官不廉、利欲熏心的现象，就会随意透支个人和党的信用，对党和政府的诚信根基造成严重损害。 中国古代社会历朝历代的政权更迭，近代史上国民党自身腐败导致的民心尽失、民信全无，世界史上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都可以轻易找到执政党政治腐败、诚信丧失的痕迹和教训。
居安思危，往者可鉴。 殷鉴不远，来者可追。 惟有对失廉失信腐败现象的“零容忍”，只有积极投身到以人民群众作为真正历史的英雄与创造者的洪流中，坚决有案必查、有腐必惩的决心和行动，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为后盾，才会真正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并且让腐败分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三、诚信文化促进廉政建设的路径选择
廉政建设必须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以诚信文化支撑诚信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才能真正藉廉政讲诚信，以诚信促廉政。 离开文化滋生的土壤和人民底色，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好比自娱自乐的演员小丑，廉政建设也就形同虚设、形枯色槁。
(一) 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诚信文化促进廉政建设
廉政建设应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诚信文化。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11]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古代贤哲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奠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建设的深厚文化根基。
诚信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道德规范和基本价值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上滋养培育出的文明之花，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现实意义，继承和弘扬诚信文化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诚促廉的重要选择。 《论语·颜渊》记述：“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指的就是，当权为政者只有诚实有信、为官清廉，才能以“正”垂范：正己示人，诚信清正，廉洁公正。 这也是诚信廉洁正他人以服天下，而百姓所以真正信服的合理路径。
《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孟子主张“吾善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以天地之大的坦荡胸怀，坚持以廉信养气、以善志养气的进路，做在富贵时节制廉明、贫贱时意志坚定、强权下坚定自我的大丈夫。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董仲舒的“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执政者由上而下、由己及人的诚实守信、清正廉洁，才是治国治世之道。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诚信文化对廉政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廉政建设必须深入抓好用马克思主义诚信观武装党员干部的工作。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定马克思主义基本信念教育，通过对这一信念的坚守，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与观念落实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中，以科学、民主和法治有效促进廉政建设日新常新。
(二)建设诚信文化支撑下的社会诚信体系
诚信文化观念是基础，诚信制度规范是核心，诚信民主法制是保障。 首先，健全诚信文化体系。 顾名思义，社会诚信体系是一种以诚信文化为基础，以社会诚信制度为核心而进行的一整套可以有效维护经济社会活动的社会机制和系统工程。 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必须夯实诚信文化基础。 其次，建立诚信制度规范。 诚信的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建设是社会诚信体系的核心。 政策制定的公正、公平、规范原则，以诚为本的制度化执政体系，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迫切需要，也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保证。
再者，建设诚信法治政府。 《贞观政要》记载：“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 ”法律是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规则保障，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是破解失信困境的最后屏障。 诚信政府和政府公信力的塑造，依赖于树立法制权威并规范行使权力，这也是树立政府信用的“捷径”之一。 通过信用监管和守信激励制度体系培育诚信意识，通过信用监督与失信惩戒法治体系构筑外部规则，实现激励守信与惩戒失信有效结合。 最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还必须与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创新社会治理、转变政府职能相结合，在各种社会信用活动中建立与效益成正比的信用机制，提高社会的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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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诚信文化支撑下的国家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诚信乃深厚中华文化根基的应有之义，建设以诚信文化为支撑的国家治理体系，应当通过政党治理为主导，加强诚信道德教育和诚信制度建设，不断培养形成对诚信行为主体的软约束和硬约束。
一是以诚信推进执政党治理。 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织力量，执政党诚信是政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凝聚民心的强大精神动力和宝贵资源。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基，以正风肃纪严惩腐败为有力抓手，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并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12]。 只有在规范化、信用化的政党治理基础上，国家社会才能科学高效、公平合理地运作，以人民为中心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真正得以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有效提升。
二是以诚信优化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领域，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体验感、归属感、获得感息息相关。 政府单一的社会管理走向双向互动、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展现的不仅是治理理念和能力的社会化、专业化，还是诚信文化促共治的情怀关照。 公众和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和社会治理的广泛参与，是共信共治共享进而形成有秩序、有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的保障。
三是建立规范高效的监督体系。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指出：“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党内监督、国家监察促进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提质增效。 ”[13]强力、规范、高效的监督体系，是政府取信于民和廉政建设的基础保障。 加强监督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监督执法主体意识，能够有效推动社会信用监督体系健康发展，也是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底色的澄明与指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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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作者：宗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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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文化推进廉政建设的内涵界定与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