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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

发布时间:2020-12-26 15:41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摘要:文章以2007-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Huang和Luk(2019)构建的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察宏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使得企业通过减少创新活动规避内部风险,即贸易政策

  摘要:文章以2007-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Huang和Luk(2019)构建的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察宏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使得企业通过减少创新活动规避内部风险,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活动有抑制效应;分企业产权性质来看,这种抑制效应只表现在民营企业中。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当企业规模较小或行业议价能力较弱,即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较弱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缓解融资约束有助于减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效应。文章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角度细化和补充了政策不确定性方面的研究,从企业创新角度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政府部门应如何应对外部贸易摩擦风险、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与质量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创新;风险承担能力;融资约束;贸易摩擦

贸易摩擦

  一、引言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指微观企业无法确切预测政府是否、什么时候、使用何种方式改变现行的贸易政策(Gulen和Ion, 2016;余智,2019)[1,2]。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2017年8月,美国正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2018年3月,调查结果指控中国存在强迫技术转让、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问题。此后,在关税领域,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规模不断扩大、税率不断提高;在非关税领域,美国对中兴、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实行出口限制或禁售。中美贸易摩擦导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大幅上升。Huang和Luk(2019)[3]测算的数据显示:2017年的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突破了历史最高点,此后连年飙升;2019年的指数更是创下历史新高,相对于2017年又上升了212%。

  宏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会影响企业对未来市场走势的预期,进而影响企业日常经营行为。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效应,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的进口、出口、全要素生产率、利润率、储蓄率等方面进行了考察,且主要基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的背景(余淼杰和智琨,2016;钱学锋、龚联梅,2017;毛其淋、许家云,2018;张国峰等,2019;毛其淋,2020)[4-8]。创新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也是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Kogan等,2017)[9]。党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地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不过,《中国制造2025》指出,相比较于世界先进水平,当前我国制造业依然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上还有明显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因此,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文章使用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宏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文章主要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文章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角度补充了政策不确定性方面的研究。现有研究主要是笼统研究总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微观影响效应,基于贸易政策、货币政策等细分维度(即不同类型的经济政策)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二是在选取指标方面,文章使用Huang和Luk(2019)[3]构建的指数度量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该指数测度的内容更加全面(涵盖关税波动、国际宏观环境波动、国内政策变化等)、数据统计来源更加广泛(包括国内十份中文重要报纸),是更好的代理变量。关于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现有研究主要是使用Baker等(2016)[10]的方法和指标。Baker等(2016)[10]使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上与经济政策不确定相关的关键词和文章进行统计,进而构建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不过其数据统计基础是中国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

  Davis等(2019)[11]使用Baker等(2016)[10]的做法基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两份国内中文报纸测算了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而Huang和Luk(2019)[3]构建的指数,其方法与Baker等(2016)[10]类似,但却是以国内包括《人民日报》《新京报》《解放日报》《广州日报》等在内的十份中文重要报纸为统计基础,数据来源更加广泛;三是在研究数据方面,考虑到企业创新数据的特点(制造业以外行业的公司多数没有披露创新数据,当中的大部分公司在没有创新活动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持续经营)、制造业在中国外贸行业中占主导地位(WTO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于2017年出口、进口的商品中,制造业的金额占比分别为94%、65%)、贸易摩擦背景下其他国家对中国加征关税或出口管制的对象主要是制造业企业,文章以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进行考察。

  相对于以其他行业或全行业为样本进行研究,这有助于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针对性;四是文章从企业创新角度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微观影响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五是文章从宏观角度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现有研究主要从公司治理结构、财务特征等微观角度考察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基于宏观角度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文章其他部分的内容主要如下:第二部分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模型设计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进行实证分析并作稳健性检验;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可能会对公司创新活动有负面影响,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外部不确定性升高,对企业意味着外部环境风险上升。此时,为避免外部和内部风险叠加带来的负面影响,企业内部会采取多种措施来实现风险对冲,例如减少高管变动、增加金融资产配置等(饶品贵、徐子慧,2017;聂辉华等,2020)[12,13]。创新具有需要投入较高的金额、需要投入较长的时间、结果难以预测、失败率比较高等特点,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可能会通过减少创新活动主动规避内部风险;二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使得企业管理者对未来市场走势没有明确的预期,进而难以准确预测市场。而这些信息是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时所需要收集的信息。

  这将会在是否创新、何时创新、如何创新等方面增加企业创新决策的难度;三是创新是企业投资活动的一种,根据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企业投资决策理论(Bernanke,1983;Dixit,1989)[14,15]、实物期权理论可知,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时,企业将依据预期未来收益是否大于投资成本做投资决定。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企业盈利、成长的不确定性也相应升高,进而使得投资风险上升。

  此时,企业管理者会变得相对谨慎,进而开始收缩或推迟原有的投资计划;四是在政策比较不确定的时期,企业经营风险上升,信息不对称现象也伴随着加剧。此时,企业要从金融机构获取信贷资源的难度与成本增加(宋全云等,2019)[16],以致企业缺乏充足的资金投入到创新活动中,进而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文章的研究假设1。

  假设H1:其他条件不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创新的活跃程度越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程度,可能会因企业自身条件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政府在关键资源的分配、经济的运行当中还继续发挥着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政府不但在商业行为的行政审批、管制行业的准入等方面掌握着较多自由裁量权,而且能够通过各种类型的政策工具(例如产业政策、信贷支持、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

  企业与政府之间是否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能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不同企业其资源的多少和能力的强弱,这也对企业应对外部波动时的能力、策略和效果有较大影响(张峰等,2019)[17]。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有着与生俱来的资源优势,可以更及时获悉政策动向和更容易获得信贷资源、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进而具备更强的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能力。此外,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会更容易被逆周期的调控政策影响,难以及时采取措施应对外部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聂辉华等,2020)[13]。因此,在创新活动方面,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会更容易被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中。

  三、研究设计

  1.模型设定

  为检验研究假设,文章构建如下OLS回归模型:INVi,t=α0+β1TPUi,t+β∑Controlsi,t+εi,t其中,INV为企业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TPU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Controls为控制变量,ε为残差项。如果研究假设1成立,那么系数β1为负,表明宏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导致企业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有明显的减弱。关于回归标准误,文章基于公司维度进行聚类(Cluster)调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被解释变量INV的均值是2.3222,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6.0137,标准差是1.3525,说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差异较大。解释变量EPU的均值是1.121,最小值是0.8672,最大值是1.4352,标准差是0.204,说明贸易政策在样本期内具有一定的波动性。控制变量方面,Big1的均值为0.3482,中位数为0.3333,说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集中,“一股独大”的现象比较普遍;SOE的均值为0.3163,说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以民营企业为主。总体而言,变量数据并无异常。

  五、结论与启示

  近几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以致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也连年飙升。考察宏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效应,不但可以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提供经验证据,而且对政府、企业应如何应对外部贸易摩擦风险提供一定的参考。

  文章基于Huang和Luk(2019)[3]构建的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使用2007-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于宏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后果及其作用机制进行考察,主要结论如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对企业创新活动有抑制效应;分产权性质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只表现在民营企业中,国有企 业受到的影响不大;当企业的规模小、行业议价能力弱,即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较弱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效应,会有更明显的体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助于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有如下研究启示:一是政府部门应关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效应。

  经济贸易论文范例: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影响和应对策略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政府要尽可能维持贸易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协助企业及时了解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情况,加强对企业进行政策引导与支持,进而为企业创新营造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环境。二是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政府要根据企业自身条件差异,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支持政策,以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效应。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在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时,政府应该注意企业产权性质、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差异性。对于更容易被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民营企业,政府不但要为其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而且要加大政策支持,以增强其市场活力和抗风险能力。三是在贸易摩擦的大环境下,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政府补助、税收优惠、银行信贷支持等方式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以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进而缓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效应。

  【参考文献】

  [1]GulenH,IonM.PolicyUncertaintyandCorporateInvestment[J].TheReviewofFinancialStudies,2016,29(3):523-564.

  [2]余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动态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19(5):162-174.

  作者:邓晓飞,任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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