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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1-20 15:40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 要：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是五四汉语改革的产物。 但文言文也不是死文字，它与白话文对峙是社会的需求。 坚持废文言崇白话的鲁迅在早期的文艺批评中，就从未停止过文言的运用。 在评价中外作家、阐释艺术规律及文学史论等时，构建了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文言话语
摘 要：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是五四汉语改革的产物。 但文言文也不是“死文字”，它与白话文“对峙”是社会的需求。 坚持废文言崇白话的鲁迅在早期的文艺批评中，就从未停止过文言的运用。 在评价中外作家、阐释艺术规律及文学史论等时，构建了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文言话语系统。
关键词：汉语改革; 多元语体对峙; 文艺批评; 文言话语
通读鲁迅的学术研究和文艺理论批评著作，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鲁迅自从事文学活动以后，一生同时操纵着文言、欧化语和现代汉语三套文艺理论批评话语。 其实，鲁迅的做法恰恰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社会上多种语体形式对峙共生、交融发展的语言景观。
汉语文学论文投稿刊物：《汉语学报》(季刊)创刊于2004年，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办刊宗旨是以汉语为研究对象，致力于事实的发掘和规律的揭示，致力于理论的探讨和方法的探索;促进汉语的母语教学和对外教学，积极推进语言信息处理和语文现代化。
上篇：汉语改革与文言文
(一)多元语体对峙，是语言存在的常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成为书面语的正宗。 于是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以为这是白话文对文言文的胜利，是汉语的进化，从此语言领域便成为白话文的一统天下。
事实并非如此。 语言文字乃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它浸润着该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积淀着民众日常生活习俗的历史，具有强固的保守性。 如果遇到社会动荡而发生语言的变化，也只能在不知不觉间缓慢的进行，而不会发生突变。 正如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指出的：“如果民族的状况猝然发生某种外部骚动，加速了语言的发展，那只是因为语言恢复了它的自由状态，继续它的合乎规律的进程”。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民族融合进程中实现了民族语言的统一，文言文成为书面语的正宗，标志着民族共同语的形成。 文言文是先秦以后历代典籍所使用的书面用语，原本含有许多口语，与口语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但由于书写工具要求书面语要比口语简洁凝练，遂形成文言文与口语的对立。 但即使文言文处于独尊地位，也无法禁止口语的流行。 而且，从唐代的变文开始，到宋元话本等白话小说，以及学者讲学、高僧宣教的语录，逐渐形成了一种接近口语的古白话文本，成为与文言文并行的书面语言。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书面语正宗。
但文言文并未因为激进派称之为“死文字”而退出历史舞台，它仍然与口语、方言、欧化语等一起发挥交际作用，在社会上还是一种多元语体对峙共生的局面。 简·爱切生指出：“并无迹象可以说明有语言进化这回事”，“语言跟潮汐一样涨涨落落，就我们所知，它既不进步，也不退化。 破坏性的倾向和修补性的倾向相互竞争。 没有一种会完全胜利或失败，于是形成一种不断对峙的状态”。 多种语体在社会上“不断对峙”，既相互竞争，又互相交融。
(二)文言文不是“死文字”，不是“僵死的语言”，它与白话文“对峙”是社会需要
语言文字的生命在于使用，一种正在广泛使用的语言文字便不会“僵死”，也不会成为“死文字”。 文言文是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载体，文言文将与它所承载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同在。 而且，文言文是中华民族使用了两千余年的书面语言，是近代以来翻译介绍西方科技、制度、文化的主要语体形式，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中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这在严复、林纾等介绍西方文化、文学的文言文中有充分的体现。 与新生的白话文相比，它是一种更丰富、更成熟的语言文字。
“叶斯帕森认为‘能用最少的手段完成最多的任务这种技艺方面做得越好，这种语言的级别也越高。 换句话说，也就是用最简单的办法来表达最大量的意思的语言是最高级的语言’”。 据此，则文言文无疑是一种比白话文更高级的语言。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言文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以精炼的单音节词汇和简约的语法规则，对句子成分进行变幻莫测的灵活搭配，形成了极富表现力的语言系统。 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有情趣的民族。 无论是对它的博大深厚精妙的思想，还是对它丰富细腻缠绵的感情，以及它的高雅飘逸潇洒的情趣，古汉语都给予了充分的呈现和表达。
没有什么东西是汉语不能呈现和表达的。 而且这种呈现和表达，不仅是精确的，而且是精微的; 不仅是充分的，而且是深刻透彻的; 不是一般意义的呈现和表达，而是一种非常讲究的呈现和表达，是一种精准凝练，含蓄蕴藉的呈现和表达，一种艺术的和美的呈现和表达。 世界上还没有见到一个民族的语言，像汉代的大赋和六朝的骈文那样讲究文字“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那样不遗余力地追求语言的华艳绮丽。 也未见哪个民族对散文写作像中国这样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诸多要求，而其中格、律、声、色都是对语言的要求。 也未见哪个民族把公文等应用文和学术文的写作都按照文学艺术的要求写成文学作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汉语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成熟老练的高雅语言，是一种极富表现力的高级语言。 不仅与初期白话文相比是这样，即使与世界上众多的语种相比也是如此。
所以，对这样的语言轻言“废除”，实在是一种不切实际，违背科学，轻率莽撞的偏激之论，在文学革命当时就不被普遍认可。 不但保守派坚持文言不可废，就是新文学阵营内部也有人主张不可轻易废除文言。 刘半农是新文学阵营的激进派，但他在“崇白话，废文言”的问题上则取慎重态度，认为“文言白话可暂处于对等的地位”，应以“言文合一”的办法来构建新文学的语言。
学贯中西的学衡派，他们感觉文言比白话更能有效地表达现代思想。 在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上，他们认为“文言白话之用，不妨分道扬镳，各随学科之性质，以为适用” 。 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学科，可以分别采取文言或白话等不同的语体形式，使多种语体并歭共生。
因为文学革命初期的白话文还是一种新兴的语体，甚至连白话文的倡导者们也深感到它不敷应用，在许多语言环境下不如使用文言文更便当。 胡适本人也说过“做白话很不容易，不如做文言的省力”。
胡适在他的《尝试集》(1920年)收入四首译诗。 在增订四版中还在《去国集》里收入一首早年的骚体译诗《哀希腊歌》。 胡适自认“全篇最得意之作”是第十五章，骚体的“兮”音，充分抒发了原作悲壮激昂的情怀。 和周作人以骈散结合的语体取得更好的翻译效果一样，胡适以骚体译诗也充分表达了原诗那种慷慨悲歌与缠绵幽曲相结合的气概和情调。 这些既通古文，又通白话; 既通中文，又通西文的文学革命的激进派，他们一面高喊“崇白话，废文言”，指文言文为“死文字”; 一面却又在实践中更深的体会到文言文的魅力。 不仅在写作中，即使在译介西学中，文言文也有白话文无法替代的作用。 其实，这也是自译书以来，特别是近代译书以来已被证明了的事实。
严复的《天演论》和一系列严译名著，林纾的《茶花女》和一系列林译小说，都是用渊雅的古文所译，但译品一出，便风行天下，使海内观听为之改变。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民族自救自强的旗帜; 玛格丽特、阿尔芒成为青年男女追求纯洁爱情的榜样。 晚清以来，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译书过程中，古汉语将它的表现力发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充分显示了汉语巨大的包容性、灵活性，巨大的应变力和自我更新能力。 证明了以文言文为基础，也完全可以在与世界的广泛交流中实现本身的现代化转换。 它的书面语正宗地位被白话文取代之后，仍然可以与白话文相“对峙”而存在，乃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需要。
(三)“五四”语言革命的历史检讨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口号，白话文运动兴起。 至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 同年4月，教育部又发出通告，分批废止以前的旧国文教科书，其他各科教科书也相应改用语体文。 这道命令不仅拉开了中国教育革新的序幕，也拉开了汉语现代化的序幕。 而这是发生在文学革命兴起后三年间的事情，这便造成一种错觉，引起一种误解，以为这是胡适等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结果，是文学革命取得的辉煌战果。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中国语文的现代化，按照周有光的说法是指语言共同化、文体口语化、文字简便化、表音字母化。 与此有关的工作，实际上在晚清，便有黄遵宪、裘廷梁、梁启超等人在呼吁言文一致，并身体力行，从事诗文革新活动。 还有一些研究语言文字的专门人才如卢戆章在1892年出版了由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一目了然初阶》，主张采用汉语拼音帮助学习汉字，普及教育，并拟定《切音新字》。 他们的工作得到官方的支持。
1898年8月，林辂存以“字学繁难，请用切音以便学问”为由，呈请督察院代奏切音字。 这是我国历史上官员请求官方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份文献。 1900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在天津著成。 1904年，袁世凯即命令保定蒙养学堂、半日学堂、驻保定各军营试教王照的官话字母。 这是清朝官员用行政命令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最早记录。
这一年，直隶学务处对推行《官话字母》拟复袁世凯。 袁世凯批示，建议：“奏请颁行”。 1907年劳乃宣的《简字全谱》等书在南京出版。 翌年，那拉氏召见劳乃宣。 这是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亲自过问语文改革问题。 1911年农历六月，清政府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会员王劭廉提出《统一国语办法案》，于同年8月10日第16次会议上通过。 虽因清政府覆灭，已无法贯彻实施。 然而清末的汉语拼音运动已经进行了21年。 1912年8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决定先从统一汉字读音着手，实施国语教育，继续推进晚清以来的汉语改革事业，直至1920年通告全国各国民学校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这是民国继续进行语文革新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自晚清以来三十多年间语文改革的一项重大成果。 “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国语统一”“言文一致”和“文学革命”合流，推进了语文改革前进的步伐，但它的成功却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显示了文学革命实绩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发表在与《文学改良刍议》同一期的《新青年》上，说明这种娴熟的白话文在文学革命兴起之前便已养成。 文学革命的倡导，只是加速了白话文的普及，没有这种助力，汉语也会在早已启动的历史车轮的带动下向现代化征程平稳地进发。 自1892年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出版之后，在清末二十多年直至民国期间，陆续出现了吴稚晖创制的“豆芽字母”方案、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等不下十数种拼音方案和有关语文改革的方案。 语言学界切实认真的研究之外，又有官方的参与支持，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乃至最高统治者均曾与闻此事。
1898年，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出版，奠定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 同年，第一份白话报《无锡白话报》创刊。 此后，又有南北各地白话报的兴办。 据蔡乐苏《清末民初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统计，从清末到白话文运动兴起，陆续创办的白话报刊达一百七十余种之多。 这些遍布全国的白话报，成为白话文写作阅读的阵地，既培养了白话文的作者，也培植了白话文的受众，使白话文的普及有了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在这一时期，主编过《兢业旬报》，陈独秀办过《安徽俗话报》，都写过不少白话文，是他们后来提倡白话文的预演。
在清末白话文运动中，还产生了数量空前的白话出版物，白话教科书和白话小说都大量印行。 据统计，清末仅白话小说就出版了一千五百种以上。 上述种种现象都在说明，近代白话文运动一直在毫无阻力地平稳运行。 白话文被官方宣布为语文教科书的语体，取代文言文而成为书面语的正宗，正是晚清以来官民一致改革语言的必然结果，文学改良运动的激进派只是以他们的呐喊加快了这一改革的速度。 他们的功劳，远没有自我感觉的那么大。
但是这些语文改革成果的接力棒传到了胡适们手中后，这些文学革命的激进派并未按正常轨道继续跑下去。 他们意气用事，人为地将文言白话两种语体对立起来，“崇”一方，“废”一方，扰乱了不同语体间交流融会的正常秩序，故而改革成绩欠佳。
首先，“五四”白话文运动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晚清白话文运动，也背离了他们自己面向普通百姓的宗旨。 欧化的白话文离普通百姓的距离比文言文更远。 白居易用浅显的文言写成的诗歌，还可以使不识字的老妪听懂成诵，但念起来不顺口，听起来不入耳的欧化白话却难以为老百姓接受。 他们宁肯去背唐诗宋词，听古代戏文，甚至去读张恨水用旧白话写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也不去理睬这种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欧化白话。
鲁迅的母亲不读儿子写的现代小说，却让儿子去给她买张恨水的言情小说，正反映了当时白话文的尴尬处境。 但欧化却是胡适们不可改变的方向。 他们确信“白话文必不可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文方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 而欧化白话绝不可能成为普通百姓的日常口语，所以这与他们当初“言文一致”的主张也是背离的。 这种欧化的白话文只能是一种在中上层知识分子中流通的书面用语，是一种与口语更加不一致的新文言。
其次，现代白话文不仅在高层知识界不被认可，即使在新文学阵营内部也少有认同者。 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许多高文化层次的专家学者对于新生的现代汉语均较少认同。 当时还发生了“十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反对汉语欧化，恢复汉语传统的事件。 在新文化阵营内部，对白话文也有尖锐的批评。 瞿秋白批评五四以后生成的白话文“造成一种风气：完全不顾口头上的中国言语的习惯，而采用许多古文文法，欧洲文的文法，日本文的文法，写成一种读不出来的所谓白话，即使读得出来，也是听不惯的所谓白话”，是一种“非驴非马的文字”。
它号称“白话”，实际是“新文言”。 他甚至毫不留情地抨击道：“‘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 ‘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以及纯粹从这种文学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初期革命文学和普洛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 ”寒生(阳翰生)也认为：“现在的白话文，已经欧化、日化、文言化，以至形成一种四不像的新式文言‘中国洋话’去了”。
综合各方面的批评意见，我们似乎确实应该对“五四”白话文运动进行一次深刻的历史反思。
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出命令，要求学校的国文教科书改为白话文。 细案此举的本心，是沿着晚清以来的文字改革路线所进行的国民教育改革，而并不和提出“废除文言文”的新文学运动取同一方向，所改的只是一、二年级的国文教材，对以前的旧国文教科书也是“分批废止”。 对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的国文课，“酌减国文钟点，加授国语”，只是减轻文言文在教科书中的分量与比重，并不是废除或清除教科书中的古文课文。
政府颁布使用语体文教材的初衷在于改革和普及教育，而并非以为文言文难以表现现代事物，所以要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 正如袁进先生所指出：“近代严复和林纾等人的翻译，已经显示了文言在表达现代事物时的容量与弹性。 在经历了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之后，很难说存在着文言不能表达的现代事物或者内容。 正如白话文在‘五四’之后有过一个巨大的发展一样，我们并没有理由可以断言文言文在表达现代事物时就不能有一个同样的发展。 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找到可靠的例证可以证明‘五四’之前文言文已经不能表达现代事物，必须改用白话”。
文言文作为一种使用了两千余年的书面语，在面临空前的社会变动时，它无论在宣传改革开放方面，还是在译介西方文化典籍方面，均有优异的表现。 如严复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著作的翻译，通过用汉语的名词、概念阐释西学从而扩大汉语语词的含义，实现中学与西学的连接， 逐渐扩展汉语的表达能力。 林纾用典雅的古文翻译西方小说也大大提高了文言文的叙事能力，充分显示了古汉语的表现力和应变能力。
古汉语与漫长的封建社会相伴随，处于半凝固状态，发展迟缓。 但到了近代在欧风美雨冲击下，终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思想桎梏，恢复了自由状态，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 不管是坚持用秦以前渊雅的古文译书的严复，还是用雅洁的桐城派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林纾，他们的语言都洋溢着勃勃生机。
既能启人智，又能怡人情。 所以，如果按照语言发展的正常态势，应该是在原有的书面语基础上，既积极吸纳外来语的有益成份，又随时吸取民间口语的新鲜要素，创造出一种能够与世界对话、与现代社会接轨的现代汉语。 而且近代以来的语言变革也正是按照这条道路平稳发展的，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无论是严复、林纾，还是梁启超，这些在近代思想舆论界影响巨大的人物，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译书和“文界革命”宣传中，都冲破了文言文的原有规范，但都没有遭遇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反对和非议。
然而突然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却意外地改变了这场已经运行了二十多年的语言革新的走向。 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响应者寥寥，本来已经寂莫到要靠自唱双簧戏来造势，却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而壮大了声势; 1920年教育部颁布改变国文教科书语体的命令，本来是政府和民间早已开始的教育改革和语文改革的成果，却被误认为文学革命所致; 本来只是宣告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教科书改为语体文的命令，却又被误解为是白话对文言的胜利，成为文学革命阵营激进派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借口，褫夺了文言文书面语的正宗地位，并进一步打压文言文，将文言和白话彻底对立起来。 这种历史错位改变了近代以来语文改革的发展方向，由原来多元语体并峙、交融发展的路线，变为一元独尊的路线。 表面看来抬高了白话文的地位，促进了汉语的改革进程，实际上由此带来的问题不少，只是长期以来被掩盖被忽视了而已。
(四)西方传教士的启示
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汉语译经活动和他们为配合传教所进行的汉语文学(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对推进汉语的现代转变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我们过去的研究受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不愿承认这方面的贡献。 这不但遮蔽了我们的视野，也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对古汉语的改造，对白话文的提升和对西方语言的吸收，是构成汉语现代转化的三大要素。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土以后便以一种殉道精神投身于传教布道的活动之中。 他们首先遇到的困难便是汉语的难读难识。 所以便以坚韧不拔的精神，脚踏实地的学习钻研当时社会上流通的汉语的各种语体，将《圣经》译成各种体式的汉语读本，促进了汉语各种语体间的交融和欧化，做了许多切实推进汉语现代化的工作。 而且他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平等对待社会上并峙共存的汉语不同语体的科学态度对汉语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十九世纪以前的《圣经》译本大都是文言文。 在1890年上海举行的新教传教士大会上，决议成立三个翻译《圣经》的委员会。 组织三个翻译小组，分别用文言、浅近文言、白话三种语体翻译《圣经》，面向不同文化层次的教民。 这次西方传教士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的译经活动，是一次使译文最大限度贴近经文原意的行动，也是一次将西方文化与文言文、浅近文言和白话文结合起来的行动，对于促进汉语的欧化、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实现准确传达《圣经》教义的目标，就必须增加汉语的词汇，并扩大原有汉语某些词汇的义项。 这三种文本《圣经》的产生，对汉语来说，不管是白话文本，还是文言、浅近文言文本，都必不可免地接受了这些西方译经者赋予的“欧化”。 也就是说，文言和白话一样，可以成为吸收外来影响、实现向现代转变的现代汉语的基础语体。
传教士对于汉语的现代化改革至晚在明朝末年已经开始。 西方传教士罗明坚1584年即试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 稍后，他的学生利玛窦创立了第一个系统的汉语注音方案。 晚清来华的传教士索性直接用罗马字母拼音本的《圣经》向边远地区的下层百姓布道。 说明汉语的欧化、字母化已经深入到广大农村边远地区的下层民众之中。 传教士马礼逊在马来亚创办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郭实腊最早在中国本土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用浅近文言介绍西方科技，又把古白话当作叙事语言介绍新闻，提高了白话作为书面语言的叙述能力。 传教士最早将基督教的赞美诗译成白话新诗。 这些白话诗至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在教民中流传了。
在同一时段，基督教的出版物中刊载了不少游记、议论文一类的白话散文和创作及翻译的小说，其语言融合了文言、白话和西语成分，与“五四”白话文面目相近。 这说明融汇了文言、白话、西语的现代白话文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半个世纪，也就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已经开始形成。 现代汉语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由西方传教士的汉语写作和翻译开端的。 过去我们的文学史回避或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 只有新文学的倡导者之一的周作人早在1920年正视了这一事实。 他说：“《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
的确，自明末至晚清的来华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为了有效地传播福音，在学习和改造汉语问题上，他们平等对待各种语体的科学精神，坚韧不拔又细致深入的工作态度和作风等，确实是值得效法学习的。
语言文字是约定俗成的产物，一种民族语言文字的内部的不同语体，代表着这个民族中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 平等对待客现存在着的不同语体，是对使用各种语体的人群的尊重。 同一种民族语言内部的不同语体间的关系，本是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流融汇，共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有我无你，有你无我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更不是一种你攻我伐的争斗关系。 西方传教士在《圣经》翻译和汉语写作活动中对文言、浅近文言、白话以及方言土语的一视同仁的尊重，为了使它们各守其职，各尽其能地发挥作用而对它们进行的耐心持久，深入细致的改造，都充分显示了他们尊重语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学态度，也显扬了他们在推进汉语现代转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语言的变化是一种渐变，不会出现一朝大变的局面。 西方传教士和晚清以来官民一致的汉语改革运动，已经为白话文培养了大量的作手和受众，积累了无数的白话文读物，形成了接受现代汉语的社会基础，并不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们振臂一呼就能呼唤出来的。 文学革命发动的那一天，鲁迅便推出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接着又有《孔乙己》《药》等用娴热的白话文写作的短篇小说，“以格式的特别和表现的深切”，“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但鲁迅杰出的白话文小说的语言功底是文学革命以前养成的，它显示的显然是晚清语言变革和文学变革的实绩，因为文学革命才刚刚开始倡导。
以上我们陈述了中国近百年语言文字改革的历史事实，以此作为讨论鲁迅一生同时使用三种语体的文艺批评话语系统的语言背景和起点。 我将分文言文、欧化语、现代汉语三部分讨论提出的问题。 本文先专门讨论鲁迅文言文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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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改革与鲁迅文艺批评的文言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