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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3-01 15:48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自2000年六个全民教育(EFA)目标和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a Development Goal，MDG)确立以来，全球教育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然而，截至2015年，这些目标仍未实现，还需要继续采取行动，以完成未竟议程。 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184个会
自2000年六个全民教育(EFA)目标和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a Development Goal，MDG)确立以来，全球教育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然而，截至2015年，这些目标仍未实现，还需要继续采取行动，以完成未竟议程。 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184个会员国在巴黎通过了《2030年教育行动框架》，这是在UNESCO和其他合作伙伴的协助下，由各国推动并由各国主导的集体努力的成果。
《2030年教育行动框架》的制订工作由UNESCO召集的EFA指导委员会指导，由2030年教育行动框架起草小组最终完成。 其中，该框架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4(SDG 4)，即“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是一个综合、全面、有雄心、有追求和普遍适用的议程。 致力于全民教育目标和与教育有关的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竞事业，以应对全球和国家的教育挑战。 为更加深入了解SDG 4及要达成该目标而面临的挑战，本刊对UNESCO喀布尔办事处主任兼驻阿富汗国家代表、“教育2030”计划合作与协调局原局长乔丹·奈多(Jordan Naidoo)进行了专访。
一、2030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 引领全国教育政策制定
相较于EFA目标，SDG 4是更全面和更有雄心的目标。 在追求SDG 4的过程中，我认为大多数国家相关政策已经就位。 许多国家在国家层面建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来落实全部(17个)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有些国家，如中国、埃及、沙特阿拉伯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有着相关的政策与关注点。 在某些情况下，SDG 4还被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视为国家发展规划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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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已经对其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进行了审查，并开始将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国家教育发展规划中。 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并已就此事进行过多次咨询与协商。 与过去大不相同的一个关键点在于，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学习成果在各级教育中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还做出了一个转变，即在国家课程中纳入包括教育可持续发展、批判性思维、合作能力等在内的全球公民素养内容。 为了应对拓展后的可持续发展议程，许多国家正在创新其课程内容设置，以培养学生的学术技能、读写与算术技能。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将科技引入教育，比如人工智能(AI)等一些新科技，并重点关注数字素养。 这正是SDG 4所期待的，因此我视其为一种积极乐观的发展态势。
许多国家还引进更完善的评价体系来聚焦学习成果，它们不仅强化了全国范围的评价，而且也参与到周边地区与全球范围的评价中去。 这一切都是未来发展的好兆头。 同时，一些国家在经济上也给予大量的投入，提高教育预算，这同样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二、SDG 4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当我们回顾EFA，尤其是千年发展目标时，SDG 4与二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关注点的不同，尽管EFA的目标也提到了教育质量，但在实践中它侧重于获得教育的渠道，并且主要集中在初等教育领域。 例如，EFA目标的制定对一些非洲发展中国家有积极的作用，这些国家的初等教育辍学人数从1.15亿减少至大约6000万。 但我认为在实践中，EFA并没有对学生的学习质量、学生评估以及学生的读、写、计算等基础技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SDG 4更多地并注学生的素养以及如何评价素养，同时也没有忽视教育的可获得性。 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墨西哥等国依然存在着大量的辍学者; 在小一些的国家，如尼日尔等，许多孩子依然无法获得初等教育。 除此之外，SDG 4的关注点在于培养学生的实际技能和终身学习能力，我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 SDG 4强调了正规教育系统的重要性，同时还承认了我们能够在非正式、非正规的教育情境下学习，而这需要我们更好地利用科技。
此外，二者核心目标的另一大不同就在于SDG 4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全球公民的教育以及对和平与正义的关注。 这些是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们都指向了议程中的一个新的焦点，即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个体的认知发展，而且要重视他们的社会情感发展、各种能力。 因此，我将这种对教育的认识视为一种更加全面、整体的解读，是一种身心参与的教育，它既是为了实现个体的目标，也是为了整个人类群体而存在。
三、教师是可持续发展教育实现的关键
SDG 4不仅对教育的“量”提出了要求，而且也对教育的“质”提出了期望。 这一目标不仅更高，而且更深。 这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当我们扩展课程的边界时，有人认为我们是在使课程过度负载，因此我们需要先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从而确保效率与效益。 我们需要完成每一项任务，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了过去所丢失的那些事物。 在过去，我们总是关注学习的材料。 的确，学习的输入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所忽视了作为重要输入来源的教师。
在过去几年的每一次讨论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承认我们不仅缺少优质、合格、训练良好、积极主动并且有着完备支持的教师，而且还在教师的素质和技能培训上遇到了大问题。 在许多国家，教师都已经在教育系统中工作了10年、20年，甚至30年之久，他们所接受的培训也是30年前的培训，因此他们多数难以接触到那些最新的、需求最高的技能。 新的需求催生了变幻莫测的未来，但对于许多教育系统中的新任教师而言，他们所接受的教师教育，甚至是岗前培训，都是远远不够的。 许多教师培训机构并没有提供新技术的培训，那里的培训者也大都接受着过时的教育训练，因此我们必须好好关注教师教育以及教师的岗前与在职培训，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技能和素养，并且去激励他们。
我们在那些教师训练不足、激励不够、待遇不好的国家以及教师地位较高的国家之间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差异。 例如，芬兰、新加坡等国家的教师地位较高。 中国的教师正在接受比过去都要多的培训。 这种共识并不仅仅停留在教师培训层面，它同时也关乎教师的社会地位，关乎教师因被视为与学生一起的知识创造者而受到尊重。 我认为教师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与以往不同，我们对待教师的方式以及我们对教师的期望同样也在发生着转变。
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教师需要被当作专业人士来对待，而事实上他们的确是专业人士。 之前我参加过一场会议，会议上有人提出，“一个人是不会把生病的孩子送到训练不足、缺乏现代技术的医生那里去的，但是我们在教育上却是这样做的”，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教师同样需要承担起责任。 教师常常抱怨总是在接受各种表现测评、外部测评等。 我认为我们需要的并非来自教师外部的测评，而是一种集体合作的测评。 教师也需要进行自我评估，是为了提升而测评而非将其视为一种“制裁”。 这种测评需要贯穿教师教学的始终，以此来激励和监督教师。 因此，这就是我认为教师工会联盟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 我们需要在教师、工会团体以及政府之间建立起社会性的对话，从而将教育视为一种集体行动。
此外，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使年轻人参与到教育政策制定中以及成为他们各自教育经历的积极塑造者的重要性。 那些仅仅把教育视为“灌满一个空罐子”的日子已经过去，因为无论是孩子还是年轻人，他们都有着自己的能力和技能。 第二个在全球视角下的重要转变就是我们能够在全球分享大量关于素养和技能的优秀实践经验。 但是挑战在于，我们应当如何将这些经验汇集起来，从而使它们惠及世界各国的人。 这就需要发生另一种转变，“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我们必须关注最受排斥者、残障人士以及身处边远地区的人。
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知识共享
全球合作对于实现SDG 4至关重要。 首先，我认为在国际合作方面，比如全球教育峰会这会议很重要。 它们将国家层面与全球层面的政策制定者和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 我们需要分享彼此的经验，而这些优秀的实践经验常常是相互分离的，我认为这是第一个要点。 教育是一项学习的活动，我们都需要真真正正地了解彼此的经验，并从中获益。
其次，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需要关注那些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掉队的国家，尤其是在SDG 4方面，这些国家常常是最不发达的国家。 我们研究过最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倒数十个国家，它们主要集中在非洲中部，不断暴发的冲突激化着它们所面对的危机，因此我们的确需要在全球层面为教育提供资金支持。 那些经济运行良好的发达国家需要兑现他们对国际援助许下的承诺。 因为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不少的国家，不论它们进行了多大的税收改革，它们依然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
再次，我们发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与EFA主要关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UNESCO的《全球高等教育相关资历互认公约》的通过，对“高等教育资历认定建议”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该建议使学者与学生能够在国家间更加灵活地流动，而高等教育的资历也得以在各国接受评估与转换。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原则之一是集体行动，使学生、讲师和教授能在各国更加方便地交流，有助于世界各国更好地联结。 无论是教育输出国还是输入国，双方都从学生的交流互动中受益。 因此，我认为这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而言是一个好的征兆。
最后，尽管我们必须对改进国家层面的教育评估体系予以重点关注，一些地区层面的评估同样十分重要，因为它给予了每个国家一个观察其“同伴”表现的机会。 我并不认为参加像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这样的国际评估对于每一个国家而言都是有必要的，毕竟它需要很多投入，但是如果是一个地区层面的评估，比如亚洲范围内，那么亚洲的一些国家就可以关注他们“邻居”的表现究竟如何。 参加测试并不意味着非要分个高下，而是说它本身就具有激励性质，每个国家都可以从中互相学习。
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将众多的主体纳入进来，我们有全新的倡议，这些有时的确会令人感到混乱，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把所有人都聚集到一起的平台，并且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进行相互分享。 而UNESCO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能够在这一协调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各国需要依靠创新来获得发展，但同样需要一些有序的结构，因此我认为集体行动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使我们能够对此更加投入。
五、政策规划要实现学术与实践的平衡
我记得大约3~4年前，有一批中国专家和教育部负责评估的人员曾到访UNESCO巴黎总部，在那里我们首次讨论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规划，并且达成了一些结论。 我必须说这一规划很大的一个贡献就在于它实现了学术与实践的平衡。
第一，我对这一计划的实施提出的主要建议为这一计划的操作提供支持。 从过去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可以发现，我们常常有许多非常优秀的计划，但关键就在于如何实施。 在这一问题上，关键之一就在于教师，因此我们一定要关注教师是如何被培训、再培训以及如何获得实现计划目标的能力。
第二，重视县区层面和省级层面的支持。 那些督导、课程建议者、教育系统的管理者同样需要接受培训，并且在政策推行过程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
第三，中国上海在PISA中表现优异，应当考虑如何强化评估从而使评估本身不仅在地区层面有价值，同时在整个中国保持一致性。 我认为需要确保政策的实行与支持在城乡和地区的平衡。
第四，我认为如何在目标范围内进行优先排序是十分重要的。 过去我们常常将教育系统比作一台引擎，如果想要进行微调，就必须把所有的零部件都一起调整。 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我们想要改变儿童早期教育，我们想要改变初等教育，甚至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内部进行改革，我们想要改变教师、改变学习材料、改变课程、引进科技，同时我们还想要进行高等教育的改革。 因此，应当如何以一种阶段性的方式来看待这些目标而不至于忽视最关键的要点? 每两年审视一次效果如何? 五大主要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我认为这会是教育规划中十分重要的地方。
作者简介：乔丹·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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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