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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云彬对我国语文教育的贡献

发布时间:2021-03-04 16:17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摘要】本文基于《宋云彬日记》及其他相关史料,通过梳理宋云彬个人的出版经历,钩沉其参与语文教材编审及其他语文实践活动,如研究制订语文课程标准、发表语文教育研究论文、编辑大型语文工具书《辞通》及语文教育刊物等,进而总结其对我国语文教育的贡献。 【

  【摘要】本文基于《宋云彬日记》及其他相关史料,通过梳理宋云彬个人的出版经历,钩沉其参与语文教材编审及其他语文实践活动,如研究制订语文课程标准、发表语文教育研究论文、编辑大型语文工具书《辞通》及语文教育刊物等,进而总结其对我国语文教育的贡献‍‌‍‍‌‍‌‍‍‍‌‍‍‌‍‍‍‌‍‍‌‍‍‍‌‍‍‍‍‌‍‌‍‌‍‌‍‍‌‍‍‍‍‍‍‍‍‍‌‍‍‌‍‍‌‍‌‍‌‍。

  【关键词】宋云彬 语文教育 教科书 教材编审

语文教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教材为先‍‌‍‍‌‍‌‍‍‍‌‍‍‌‍‍‍‌‍‍‌‍‍‍‌‍‍‍‍‌‍‌‍‌‍‌‍‍‌‍‍‍‍‍‍‍‍‍‌‍‍‌‍‍‌‍‌‍‌‍。 回顾新中国的中小学教材事业,我们更加怀念那些教科书事业的前辈先贤。 1949 年2 月,党中央邀请一批民主人士,绕道香港北上,筹备新政协。 其中一批教育出版家如叶圣陶、傅彬然、宋云彬等,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编审1949 年秋季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 4 月15 日,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六国饭店成立。 编委会主任叶圣陶,副主任周建人、胡绳,秘书主任金灿然,委员傅彬然、宋云彬、孙起孟、王子野、孟超、叶蠖生①,他们都是教科书编审的行家里手,深谙教育出版,学识渊博,垂范后世,皆一时之选。 其中,编委会委员兼国文组召集人宋云彬,就是令人景仰的一位。

  作者:顾之川

  一、宋云彬的传奇经历

  宋云彬(1897—1979),我国著名文史学者、语文教材编辑家和杂文家,浙江海宁人。 1924 年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 年10 月,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周恩来主任的领导下,担任编纂股长,编辑《黄埔日刊》,并与政治部总教官恽代英、教官萧楚女时相过从。 1927 年4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他担任武汉《民国日报》编辑,兼任武汉政府劳工部秘书。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潜逃到上海。 这时,党组织要求他回家乡海宁组织领导暴动,他觉得没有取胜把握,遂脱离党组织。 1938 年4 月,他辗转到武汉,和沈雁冰(茅盾)、叶圣陶、楼适夷等创办《少年先锋》周刊,并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领导下,任第五处二科秘书。 在此期间,与阳翰笙、老舍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抗日文艺》编委。 1938 年10 月,武汉沦陷后,他随政治部三厅五处撤退到桂林,与胡愈之、张志让等组成政治部驻桂林办事处第三组。

  1939 年7 月,因上级要求政工人员必须一律申请加入国民党,宋云彬拒绝申请,遂离职。 这时,胡愈之在桂林创办文化供应社,宋云彬应邀加盟,先后担任专任编辑、出版部负责人、总编辑。 同时,与夏衍、聂绀弩、秦似等创办《野草》半月刊,担任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编委并撰稿,还一度担任桂林师范学院教授。 1944 年秋撤退到重庆,张友渔代表党组织邀请宋云彬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他欣然答应。 因为要带家眷同往,结果等了两个月,也没有找到去延安的车。 后经周恩来同意,宋云彬应聘到设在昆明的英军心理作战部当顾问,与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闻一多、浦江清等过从甚密,并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主办的《国文月刊》撰稿。 1945 年6 月,宋云彬加入民盟,任民盟南方支部常务委员,与吴晗、闻一多等编辑《民主周刊》。

  1947 年1 月,应陈劭先之邀,任香港文化供应社总编辑。 1949 年2 月,宋云彬应邀与叶圣陶、郑振铎、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曹禺、傅彬然等一道乘船,离开香港北上,于3 月18 日到达北平,参加新中国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 宋云彬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 1951 年2 月20日,毛泽东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府字第3517 号),任命宋云彬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 从此,他离开北京到杭州任职,除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外,还先后兼任省政协副主席、省民盟副主任委员、省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体委主任、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副馆长、浙江师范学院教授等职。 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

  1957 年12 月,国务院科教组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指定中华书局为其办事机构。 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提出“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用人口号,广揽一批颇有才华的“右派分子”①。 宋云彬1958 年9 月被金灿然冒着风险“请”回北京②,进入中华书局,参与《史记》点校并兼责任编辑,后来又独立点校《后汉书》,还参与《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的编辑工作,被誉为“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 其间他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为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学生讲授《史记》专题课。

  1969 年随中华书局同人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79 年2 月,他的“右派”问题得到纠正,同年4 月逝世。 著有《宋云彬文集》(5 卷)、《宋云彬日记》(3 卷)、《冷眼红尘———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宋云彬杂文集》等。 近年来,其后人将其所藏书画等艺术品捐出拍卖,成立“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理事会”(袁行霈任理事长),设立“宋云彬古籍整理奖”(葛兆光任评委会主任)。 现已颁奖两次,《史记(修订本)》(赵生群等)、《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裘锡圭等)、《杜甫全集校注》(萧涤非等)、《李太白全集校注》(郁贤皓)、《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张涌泉)、《肇域志》(谭其骧等)获图书奖,俞国林、周绚隆获编辑奖,另设青年奖,成为我国出版界一大盛事。

  二、宋云彬的语文教材编审实践

  宋云彬对我国语文教育有着多方面的贡献,尤其是在语文教材的编审方面,为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他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审实践,主要分以下五个阶段:

  一是开明书店时期。 从1930 年12 月到1937 年8 月,他在开明书店工作期间,曾和夏丏尊、叶圣陶、陈望道合作编著《开明国文讲义》(共3 册)。 关于这部讲义,叶至善在《重印后记》中指出:“编写这部讲义的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四位先生,都热心教育事业,对语文教学都很有见地,这是大家知道的。 他们的合作,可以说是语文教材编写史上难得的一次盛会; 而这部讲义,可以说是他们当年对语文教学的一次实验。 如果研究四位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教材的编写方法和教学方法,这部讲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①

  二是在桂林时期。 白金声的《北京师范大学对我国语文教育研究的贡献》(2019)一文记述了北京师范大学叶苍岑教授的一段往事:“叶苍岑应桂林文化供应社的邀请,于1940年秋到1942 年夏,编写了《初中精读文选》,1943 年春季全部出版,供广西初级中学三个年级的国文教学使用。 这是叶苍岑从事十几年初级中学国文教学经验的具体体现之一,可以说,在编写国文教材中试行采取读写结合的做法,是这套国文教材的一个特点。 ”②叶苍岑时任桂林高级中学国文教员、桂林师范学院教授‍‌‍‍‌‍‌‍‍‍‌‍‍‌‍‍‍‌‍‍‌‍‍‍‌‍‍‍‍‌‍‌‍‌‍‌‍‍‌‍‍‍‍‍‍‍‍‍‌‍‍‌‍‍‌‍‌‍‌‍。 这套文选能在极其艰难的抗战岁月里编辑出版,应与时任文化供应社总编辑宋云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三是在香港时期。 1947 年1 月,宋云彬应香港文化供应社陈劭先社长之邀请,担任总编辑。 其间,由胡愈之策划并促成,为新加坡上海书店编辑中小学国语和其他学科教科书。 这套教科书由宋云彬、孙起孟主编,叶圣陶校订,参与编写的有傅彬然、蒋仲仁、廖冰兄、秦似等。 这套教材在《叶圣陶日记》里也有记载,如1949 年2 月5 日:“晨访以群于其寓所,谈一时许。 回寓,看云彬之国语教本稿。 ”2 月7 日:“六时,至中国酒家,应方志勇之招宴。 云彬、彬然、墨继到。 方谈其书局所编南洋教科书之事。 ”①2018 年春节期间,笔者参观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时,还曾看到过这套教材。

  四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委会时期。 从1949 年4 月到1950 年11 月,宋云彬任教科书编委会委员兼国文组召集人,负责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教科书的编审工作。 《宋云彬日记》中有详细记录。 如1949 年4 月27 日:“今日起开始改编初小国语课本一、三两册。 ”4 月28 日:“高小国语第三册目录已拟定。 ”4 月30 日:“今日起开始改国语课文,期于两周内完成一、三两册。 ”5 月2 日:“改写课文三篇,国语第一册即可告成。 ”5 月3 日:“开始写国语读本课文,每日写两课已很费劲,幸所补不多,写七八课即可。 ”7 月11 日:“上午魏建功来,推敲高小国语课本。 一、三两册均已编完成,不久可见清样矣。 ”8 月4 日:“上午李广田来。 国文组开会,商谈分工事宜,决定国语二、四两册之改编由朱文叔负责,初中国文选文由余作初步审阅。 ”8 月5 日:“午后开全体编委会,检讨过去成绩,确定今后工作计划。 余主张多聘请能手,如吕叔湘,非立即去函敦促不可。 ”8 月10 日:“为选初中国文课本材料,把开明甲种国文翻了一下,每本可取的材料不到四分之一。 ”

  1950 年3 月15 日:“改写国文课文一课。 ”3 月24 日:“国文课本第一册尚缺两课,一为‘开国大典’,一为‘黄河’,几次起稿都写不好,甚为着急。 ”3 月30 日:“周祖谟送来《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选文目录及文言文选目,均甚佳。 ”②可见,宋云彬当时参与语文教材编审工作有几个特点。 第一,时间紧,动作快。 1949 年4 月27 日开始,第二天就拟定了高小国语文第三册的目录,而且“期于两周内完成第一、三两册”。 第二,编写形式主要是改编原有教材,“所写不多,写七八课即可”。 需要新写的,是一些反映新中国特点的课文,如《开国大典》《黄河》等。 第三,宋云彬主要负责小学国语、初中国文教材的编写,高中则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师编写。 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 年版《初级中学语文课本》是在1950 年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订的教材的基础上编写的,编者署名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

  五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时期。 1950 年12 月人教社成立,宋云彬加入后,不仅起草了“组织条例及组织系统表”,还是社务委员会委员、副总编辑,分管语文、历史、地理三科教材编审工作。 直到1951 年9 月赴杭州任职时为止。 这在叶圣陶和宋云彬的日记中均有记载,如《叶圣陶日记》1950 年9 月5 日:“上午,与蠖生、云彬、智贤、灿然四人谈教育出版社之筹备。 ……推云彬、智贤起草组织条例。 ”9 月7 日:“九点后,教部柳湜、葛志成二位来,续谈教育出版社之筹备。 云彬已拟组织条例及组织系统表,即据以商谈。 ”①《宋云彬日记》1950 年12 月9 日:“上午人民教育出版社开第一次社务会议,到者叶圣陶、柳湜、魏建功、朱文叔、金灿然、吉少甫及余共七人。 ”12 月11 日:“上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大会,马叙伦等来,余代表工作同人讲话。 ”1951 年1 月3 日:“下午历史组组务会议,余亦出席,以余领导语文、历史、地理三组工作故也。 余担任改编小学历史教科书。 ”②

  宋云彬离开人教社到杭州工作,既有组织任命原因,也有个人因素,这在他的日记中也能看到端倪,如1949 年5 月5 日:“圣陶谓余言,教科书编审工作难做好,在此生活亦不习惯,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 余亦早作此打算,圣陶可谓同志矣。 ”③可见,他和叶圣陶最初都没有长期在北京的打算,准备完成教材编审工作后就回去‍‌‍‍‌‍‌‍‍‍‌‍‍‌‍‍‍‌‍‍‌‍‍‍‌‍‍‍‍‌‍‌‍‌‍‌‍‍‌‍‍‍‍‍‍‍‍‍‌‍‍‌‍‍‌‍‌‍‌‍。 主要原因,一是“教科书编审工作难做好”,二是“生活亦不习惯”。

  尽管他离开了人教社,但仍然参与人教社的工作,不仅处理相关后续事务,还参与教材编写。 1951 年10 月25 日:“人民教育出版社转来吴县木渎镇初级农蚕技术学校徐茂本信、河北涿县中学卓申甫信,一一复之。 ”1952 年5 月22 日:“复叶圣陶函,允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高中本国史。 ”④叶圣陶在日记中也有记录。 《叶圣陶日记》1952 年5 月15 日:“午后写信与云彬,约渠重编高中本国近代史。 ”1953 年9 月10 日:“开始看云彬所撰之高中近代史稿。 ”⑤

  三、宋云彬的其他语文实践

  除语文教科书编审工作外,宋云彬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语文教育实践。 如研究制订语文课程标准、发表语文教育研究论文、编辑大型语文工具书《辞通》、编辑语文教育刊物等。

  1. 研究制订语文课程标准

  作为教科书编委会委员、国文组召集人,宋云彬参与研究制订《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 《宋云彬日记》1949 年4 月15 日:“下午编审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 ……商决分国文、史地、自然三组。 国文组为圣陶(兼)、孙起孟、孟超及余四人; 每周开会一次,余为召集人。 ”⑥他在《再谈中学语文教学》(1950)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现在新的中学课程标准还没有定出来,但我们可以依照《共同纲领》的文化教育政策,根据语文科的性质和范围,规定出几项目标来。 在几个月以前,我们少数的几个朋友曾经讨论过,并且拟定了两项目标,预备供将来订定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的时候作参考。 ”①《叶圣陶日记》也有记载,1950 年10 月21 日:“午后二时,偕建功、云彬至教部,出席起草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座谈会。 ”②

  2. 发表语文教育研究论文

  宋云彬曾在《再谈中学语文教学》中声明:“我不是语文专家,也没有当过中学教师,学问经验都不够,不配谈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在《宋云彬文集》第三卷中,还是能看到他关于语文教育的多篇论文,如《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吗? 》(1940)、《养成看报的习惯》(1945)、《从语文一致谈到语言的学习》(1949)、《多看看———对过寒假的一点建议》(1950)、《文章为什么会写不通? 》(1950)、《谈中学语文教学》(1950)、《再谈中学语文教学》(1950)、《语文学习三阶段》(1950)、《请大家注意文法》(1951)、《文章繁简》(1957)等。 另外,在他的其他文章或《宋云彬日记》中,也有不少涉及语文课程标准、语文教材、语文教学、作文教学等方面的内容,反映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而且确为他读书治学和编辑工作的经验之谈,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3. 编辑加工《辞通》

  《辞通》是朱起凤编纂的一部语文工具书,历时30 多年,易稿十余次,共300 万字,原稿曾受到章太炎、胡适、钱玄同等人的称赞,但因全书篇幅太大,偏僻字多,排版刻字成本高,出版商怕亏本,不愿意出版。 开明书店主持人夏丏尊、章锡琛,在王伯祥、叶圣陶、周予同、郑振铎等人的支持下,决定接受出版,并商请宋云彬负责编辑加工,周振甫等协助。 因为朱、宋二人有师生之谊,朱起凤是宋云彬在家乡米业公会小学堂读书时的国文老师。

  宋云彬脱离党组织后,不便外出公开活动。 为了生活,他先是在老友王伯祥的介绍下,担任商务印书馆的馆外编辑,因为要编辑《辞通》,就正式加入开明书店。 为编辑恩师的这部心血之作,宋云彬确实下了大功夫。 他在《辞通·跋》中说:“每遇疑难,辄商之先生,三四年来,往返函牍,亦几盈尺。 ”书稿本身的高质量,加上宋云彬的高水平编辑加工,使这部语文辞书大获成功。 《辞通》得以与商务印书馆的《辞源》、中华书局的《辞海》鼎足而立,大大提高了开明书店在出版界的声望。

  4. 协助叶圣陶编辑《国文杂志》

  《国文杂志》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一本国文教学刊物,注重指导学生学习国文,原是叶圣陶于1942 年1 月在成都创刊的,“编辑者”为胡墨林(叶圣陶夫人),出至第六期停刊。 1942 年8 月在桂林又重新创刊,仍沿用《国文杂志》的名称,“编辑人”是叶圣陶。 创刊号上的前两篇文章均出自宋云彬之手,一篇是以“编者”的名义写的《发刊辞》,另一篇是署名“云彬”的《谈“经”》(上)①。 宋云彬在《〈国文杂志〉发刊辞》中说:“我们这个杂志没有什么伟大的愿望,只想在国文学习方面,对于青年们(在校的和校外的)贡献一些助力。

  ……我们愿意竭尽我们的知能,提倡国文教学的改革,同时给青年们一些学习方法的实例。 ”②吕叔湘在《语文刊物漫议———祝贺〈中学语文教学〉创刊》中回忆说:“1942 年,桂林的《国文杂志》创刊,编者宋云彬先生约我写稿子,我也只写了不多几篇,其中有一篇比较长的是《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算是赶上了‘末班车’(第三卷5—6 期合刊,1946)。 这个刊物第一卷还能按期出版,第二卷开始脱期,五年只出了三卷,所以它的影响赶不上《国文月刊》。 《国文月刊》和《国文杂志》也还不是单纯的语文刊物,里面也有讲文学的文章。 ”

  语文教育论文范例:小学语文教育中语用教学存在的误区及纠正策略

  在宋云彬跌宕起伏的人生中,语文教育只是他所从事的诸多工作中的一项,是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一个方面。 但是,他以其坚实的文史学养和学术功底、扎实的语文教材编审实践、丰厚的语文教育学术遗产,推动了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建设。 他对我国语文教育的贡献,必将永远灌溉我国语文教育园地,激励着语文教育界的后辈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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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云彬对我国语文教育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