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咨询服务正当时学报期刊咨询网是专业的学术咨询服务平台！
发布时间：2021-03-16 16:39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在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史研究的40年历程中，冯天瑜是无可争议的前列人物。他于文化史研究的复兴时期，因应社会变革和历史学发展的需要，探索文化史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文化史研究在新时期的纵深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上承民国时期的文化通史学脉，并拓新思路
摘要在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史研究的40年历程中，冯天瑜是无可争议的前列人物。他于文化史研究的复兴时期，因应社会变革和历史学发展的需要，探索文化史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文化史研究在新时期的纵深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上承民国时期的文化通史学脉，并拓新思路，将《中华文化史》打造成至今畅销不衰的经典作品;他以持续40年的努力，推进文化生成史研究和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东访日本，发掘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为研究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观察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的另一面相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渊薮;他开拓“历史文化语义学”视域，著成《新语探源》和《“封建”考论》，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相与济用的研究方法以及阔大的视野、多元的知识结构与通博的气度，为中国当代文化史研究贡献了一流的文化史论著。
关键词冯天瑜;文化史;近代文化转型;文化生成;历史文化语义学
中国文化史研究是一条蜿蜒的长流。它发端于20世纪初年，蓬勃于其后30年，1949年后沉寂一时，20世纪80年代重又复兴，至今绵延不绝。在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史研究的历程中，冯天瑜是无可争议的前列人物，他不断开拓新领域，提出新创见，锐意精进，学术影响力弥深弥远。
一、文化史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开拓创新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继中共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它广泛涉及传统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中的所有领域中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显示出双重价值。一方面，由于传统价值体系在本质上或系统意义上是一种反映、说明和维系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思想体系，因此，它势必抗拒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面推进;而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必然对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产生强大的冲击，并提出建立一种积极的、有利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价值体系的历史要求。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归根结底只能建立在本民族的文化基点上，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源头活水。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全部意义正在于此。
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汲取智慧，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关于文化问题的大讨论蓬勃兴起。而每一次讨论都必然伴随改革进程的深入，展示出不断更新的思路，得出新鲜的结论。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这样一种文化大讨论必然推动沉寂已久的文化史研究的兴起。
文化史研究的振兴不仅是因应时代对理论的需要，也是历史学科回归人文科学的必然趋势。中国旧史学“详于政治而略于文化”，这一传统于20世纪上半叶在梁启超“新史学”的号召下得到反拨。但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间，由于在国家指导思想上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归结为阶级斗争史，把阶级分析以外的所有研究方法统统归结为历史唯心主义加以鞭挞，历史研究被简单化、教条化，文化史研究被冷落。值得注意的是，此种情形同样出现在前苏联。1980年，苏联学者鲍戈留博娃在《文化与文明》一文中指出：“‘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的情况是：它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使用过的概念，但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好像被推到了次要地位。
这仅就下述事实即可为证：在很久时间内，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根本没有研究文化和文明的问题。”[1](P131-132)中国与前苏联在文化研究问题上的失误，道出了传统社会主义共通的思维方式和理论特色。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文视野的不断扩展和澄清，缺少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学日益显示出“跛足”的缺陷，这种状况既不符合人类文明史的真实历史进程，又与各门学科综合化、一体化的世界性大趋势相悖。一旦学术研究的尊严得到尊重，文化环境走向宽松，文化史研究的崛起势所必然。正是在此学术大转关的历史时刻，冯天瑜和时代同步，开启了他的文化史研究之旅。在1983-1990年间，冯天瑜相继出版了《上古神话纵横谈》《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成果不可谓不丰厚。
《上古神话纵横谈》篇幅虽不大，但有特殊魅力。该书的最大特色是以文化史的视角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中国上古神话加以诠释。中国神话学源远流长，其开创者是茅盾、闻一多诸先生，在其后的发展中，形成不同研究纵队，“有的研究上古神话，有的研究少数民族神话，有的研究神话学史，有的着重于文学的研究，有的着重于民俗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有的着重于比较神话学的研究”[2](P100-102)。冯天瑜另辟蹊径，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上古神话进行剖析，发掘出上古神话的社会文化内涵。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指出该书的文化史意义时说：“天瑜同志是学历史的，从这本书可以见到作为一个史学者的他在书中所下的工夫。他处处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神话，正如我上次读了他《古代神话断想》论文复信所说，‘神话基于现实，从神话可以看到古代的史影，大作用充分的材料和事实，将这两点阐述尽致’，此书也有这样一个特色。
尤其是下篇中‘器用文物创造的神话’一段，可以说就是一部古代文化史的缩影在神话上的反映，写得最为精采有力，将本书这样一个特色发挥得最是充足。”[3](P8)《明清文化史散论》与《中国文化史断想》是两本论文集，收入了自1979年到1988年间的论文。“其中既有宏观鸟瞰，也有个案考究”，但无论哪种视角，“多围绕中国文化的特质这一中心展开”[4](PII)。正是这两本论文集呈现了冯天瑜关于文化史基本问题的思考，其中包括“文化的概念及其演变”“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及其在历史科学中的地位”“汉族文化的类型及其分期”等等。在后来的文化史研究中，这些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展开，其视野则越来越扩展，思考更益深化。
《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出版于1986年，全书分为“溯源篇”和“鸟瞰篇”。“溯源篇”着意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论思考，它试图说明古文化和现代人是什么关系，古文化这条壮阔的大江是如何“接纳细川、汇聚众流”的，古文明这株参天大树是植根在怎样的土壤之中的，中国古文化之独特风格及其属性和格局又是怎样的等问题。“鸟瞰篇”偏重于对中国古文化的历史评述，它依与社会经济基础联系的密切程度，把语言文字、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视为一个递进的阶梯，并根据这一考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子系统作鸟瞰式的检阅，并从它们的相互渗透、相互联系中，去窥探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发展的轨迹”。
该书出版后，著名史学家瞿林东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书评《中国古代文化的世界意义——读〈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文章开篇指出：“关于文化的讨论和研究已经‘热’了好几年了，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比较系统的著作尚不多见。概念上的歧异、研究范围的广泛和研究基础的薄弱等原因所致，大概在短时期还难得有较多的专门著作问世。
冯天瑜和周积明合著的《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一书，或许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一枝迎春花吧。”[5]时为该书责编的王建辉则称：《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堪称一部文化史纲”[6]。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冯天瑜将他对文化史基本问题的关注，延展到文化生成机制。正如瞿林东和王建辉所指出的：“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奥秘》在‘溯源篇’里论述的几个问题，即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中国文化的‘土壤分析’、农业—宗法社会养育出来的中国文化(一个以伦理意识为中心的系统)等，在理论的探索上有格外值得重视的地方。”[5“作者将民族文化的社会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三个层次统统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这较之近代以来对中国民族文化土壤的分析无疑推进了一大步。”[6]在冯天瑜文化史研究的学术脉络中，《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是从《中国文化史散论》到《中华文化史》的过渡形态。由此以后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就是《中华文化史》。
二、聚焦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与“近代转型期”
《中华文化史》的出版标志着冯天瑜在中华文化史的整体研究上取得重要成绩。与整体文化史研究同时，冯天瑜还聚焦于中国文化史历程中的两个重要时段，一个是先秦——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一个是明清——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期。抓住“轴心时代”也就抓住了贯穿中国文化的精神脉络;抓住了“文化转型期”也就抓住了中国传统社会“新变”的关键节点。
1992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了冯天瑜的《元典：文本与阐释》;两年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简体字本。“元典”一词，系冯天瑜所创发，其渊源则来自雅斯贝尔斯著名的“轴心时代”之说。在《人的历史》中，雅斯贝尔斯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的物质、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基，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这个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
“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今天依然要借助于此来思考问题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宗教。”[8](P38-40)正是在轴心时代，一个民族的原创性精神首次得以系统地整理，由此形成的典籍即所谓“元典”。在“元典”中，蕴涵着该民族整个文化系统以后发展过程的密码，集中反映了民族的集体经验和文化心态，并成为一个民族垂范永远的精神象征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因此，对元典符号编码的破译，是了解一个民族、认识一种文明、理解一个社会的关键和纲领。冯天瑜所定义的“中华元典”，是中国古老而又影响深远的典籍《诗经》《易经》《尚书》《春秋》，三《礼》以及《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等。这些典籍在中国古代都有专门之学。冯天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观念把这些典籍作为中华文化“轴心时代”的思想凝结加以考察，致力于揭示它们是如何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基础，其包藏的基本精神如何在历史长河中被反复阐扬，这种转换着的元典精神在中国近代化运动中如何发挥功能。
三、日本角度：研究中国文化的新视域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冯天瑜受日本方面邀请，多次造访日本，相继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爱知大学和京都的国际日本研究中心担任特聘教授和从事研究。位于日本名古屋市的爱知大学，前身是1901年创建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书院以“中国学”研究为专务，每年派学生到中国各地进行调查，以调查报告书作为毕业论文，分别向日本外务省和军方呈送，前后持续40余年，总计派出4000余名日本学生，旅行线路700余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形成调查报告千余份。冯天瑜于1998-2001年在爱知大学讲学期间，敏锐地发现这批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回国后，他与李少军、刘柏林合作编译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上、中、下)，并推动国家图书馆出版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200册及《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冯天瑜担任主编。
冯天瑜指出出版这批资料的意义有二：其一，近代日本进行的中国调查，系“大陆政策”的产物，是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略服务的。这一历史真实，国人不可忘却。日本对华商战和军事侵略屡屡得手，与其由满铁、东亚同文书院等机构提供系统的、巨细无遗的中国调查颇有关系。反之，中国对日本和中国自己的了解则大而化之、粗疏零乱。中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于对方国情的“信息不对称”状况，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教训。其二，日本的官方与民间在一个长时段运用近代实证科学方法开展周详细密的中国社会调查，有些是对当时中国官方及民间零散资料的集中与整理，有些是运用社会学的实证调查方法采集第一手材料。
经数十年积累，日本人掌握了关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翔实信息，留下卷帙浩繁的见闻录、考查报告，以及在此基础上编纂的志书、类书等等文献，为从事晚清民国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数据，其调查方法的精密、系统，也足堪借鉴[17][18]。利用这批资料，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一批学者已开始系统开展关于晚清民国史的分学科研究。冯天瑜与北京大学周建波团队合作的专著《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研究》即将出版。周建波致信冯天瑜谓，没有您的推动，这项研究绝对是藏在深闺无人知。
四、历史文化语义学：概念史研究的新领域
19世纪中叶以降，大量的外来词汇、术语、概念被翻译到汉语世界。在往昔的历史研究中，这一文化现象虽然引起学者们注意，但其分析往往局限于外来文化影响层面。20世纪后半期始，语言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得到认可，历史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发生了急剧变化，其主要表现之一即是概念史(historyofconcepts)的兴起和盛行。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把概念本身的演化视为历史发展的一个指标器、推动历史变化的一个因素，“概念史研究的雄心是，藉助被考察的概念，重构社会史的色彩缤纷的截面并以此呈现(整个)社会历史，为史学研究提供一种范式”[20](P8)。
21世纪以来，在西方概念史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学术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如果离开了近代传入与生成的新词汇、术语、概念，就无法理解中国乃至东亚的近代史。一部分学者开始将概念史方法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其方法一是译介概念史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而尝试构建与近代中国历史情境相契合的概念史研究路径;二是对近代中国的若干基本概念进行“知识考古”，试图厘清其演变过程及其社会政治语境，进而对近代知识体系之建构有所发明[21](P92-100)。
为此，冯天瑜和方维规、孙江、李宏图、金观涛、刘青峰、黄兴涛、陈建华、桑兵、章清等学者从思想史、观念史、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史等不同路径出发，结合西方概念史研究的基本理念，对中国“近代新名词”进行研究，形成了既密切关联、又各具特色的不同研究风格和路数。
五、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的互济
1988年，冯天瑜在《中国文化史断想》的序言中曾自叙：“笔者自七十年代末便决心竭尽绵薄于中国文化史。”[4](PII)40年过去了，冯天瑜践行了他的初衷。侯外庐曾寄望于冯天瑜能走出“文革”噩梦，“成就一个真正学者的事业，为这个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陈寒鸣转述黄宣明回忆)。冯天瑜不负侯老所望，在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创造了显赫的业绩。从《上古神话纵横谈》到《中华文化史》《中华文化生成史》以及《“封建”考论》，每部著作都映现出智者光芒与通博气象，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文化史大家。
有容乃大、渊源有自。冯天瑜的父亲冯永轩(1897-1979)1923年入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师从文字学家黄侃(1886-1935)。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全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创办，永轩先生考取为一期生，受业国学家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语言学家赵元任(1892-1982)，其毕业论文《匈奴史》指导教师就是王国维。在武汉大学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培育下，永轩先生专于古文字学、西北史地与楚史，学养深厚，博闻强记，于经传及其诸家注释背诵无遗。冯天瑜自幼便得永轩先生开庭训讲堂，耳提面命，精读先秦诸典与太史公书。
文史论文范例：史类图书出版的“极简化”现象
复因母亲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得天独厚，长期流连于馆藏，浸润于中外文化名著中，由此打下深厚的学术根柢。更重要的是，在冯天瑜身上，承传了从黄侃、梁启超、王国维到冯永轩的内在学脉。这种承传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代有突破：永轩先生突破了章黄学派词章之学的传统，把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学问结合起来。冯天瑜则近承永轩先生学术，远绍梁启超、王国维，由此铸就了他的大视野、大学问以及悠游于义理、考据、词章、经济互济空间的学术气象。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编译.文明和文化.国外百科辞书条目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2]刘守华:一本有鲜明特色的神话学论著——读冯天瑜的上古神话纵横谈.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
[3]冯天瑜.上古神话纵横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4]冯天瑜.中国文化史断想.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
[5]瞿林东.中国古代文化的世界意义——读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国文化报，1987-05-17.
[6]王建辉.中国古文化系统的溯源与鸟瞰——《中国古文化的奥秘》读与评.中国图书评论，1987，(2).
[7]冯天瑜.中华文化生成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8]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9]冯天瑜，姚彬彬.中国文化元典十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10]冯天瑜.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作者：周积明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xuebaoqk.com/xblw/6308.html
《智者光芒通博气象冯天瑜的文化史研究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