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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3-25 16:38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本研究以体育强国为关键词，以过程社会学为理论基础，试图采用学者、政府两条主线互构的思路，以叙事的方式讲述体育强国研究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发现，从体育强国学术思想史演进的历时和共时性空间的视角来看，体育强国是社会文化表征于身体价值观念的镜
摘要本研究以“体育强国”为关键词，以过程社会学为理论基础，试图采用学者、政府两条主线互构的思路，以叙事的方式讲述体育强国研究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发现，从体育强国学术思想史演进的历时和共时性空间的视角来看，体育强国是社会文化表征于身体价值观念的镜像，在学者和政府两大主体之间存在自发演存与共生互嵌的动态逻辑关联。其思想史的演进具体表现为：(1)在学者对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的概念之争中确立了体育强国的主体性;(2)学者与政府两大主体共处于“体育强国”建设同一空间下，也分别有独属于自己的行动场域空间，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链条在偶然中生成，在有序中相互交织并延长;(3)在政府决策与学者实践的互构中，政府的“强制”和“服务”功能在学校体育和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中实现了型构;二者生存的场域空间中意见交叉重叠部分是政府与学者主要的合作空间，政府要整合“体育资本”，建构以学者研究思想为基础的区别化发展模式;(4)二者的认同与共生主要表现在以外制力建构的体育强国公共空间秩序和以内生力生成的体育强国文化语境，以及在分工合作中二者形成的相互认同和对体育强国产生的“强认同”;(5)二者的耦合以权威人物符号和权威政策为符号象征，以探究体育与群众体育的间性弥合、习近平体育强国思想体系和《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在新时代语境之下描绘出高质量的体育强国景观。
关键词体育强国;关键词;过程社会学;文化认同;区别化发展模式;思想史叙事
1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体育是一个具有多重符号意涵的文化集合体。现代体育与个体、社会和国家休戚相关，是国家建设与学术研究领域之中的重要议题。正如费孝通先生曾说，体育所孕育的运动家风度(sportsman-ship)、团队合作(teamwork)以及公平竞争(fair-play)是贡献给社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同时也是维系社会良性运行的内在动力。体育的功能具有客观性和潜在性，这决定着体育同时具有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的含义[2]，两个层面蕴含的体育功能的指向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进。
民国时期，面对积贫积弱、不堪一击的国内情况，张伯苓等爱国人士发出了“强国必先强种”的呼吁，竭力探求“体育救国”的实践途径。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非一日之功，中国人虚弱的体质无法支撑强大的体育，“东亚病夫”污名成为西方对中国体育落后的讥讽。例如1936年，参加柏林奥运会一无所获的中国代表团在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纸画了一幅题为《东亚病夫》的羞辱性漫画[3]。“东亚病夫”这一带有侮辱性色彩的词语，一方面直指中国人身体素质低弱、战斗能力低下;一方面暗讽中国人思想意识落后、沉疴难起。
直到48年后，第二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许海峰为中国夺取了奥运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才从表象上“击 碎”了“东亚病夫”的称呼，但个体行为展演只能具有典型性，无法代表国民整体身体素质水平。“东亚病夫”的“污名化”刻板印象一直未能完全消除，增强国民体质也一直是贯穿中华民族进程的重要使命。邓小平曾指出，要大力发展体育事业，“东亚病夫”的帽子不能戴了[4]。经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不懈努力，新中国正式于1979年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为挽救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在国际中的话语权，在国际体育赛事中崭露头角，成为一段时期内我国主要发展竞技体育的动因。
用计划性的方式集中力量培养出一批批世界竞技体育冠军，成就个人的同时，也彰显了个人背后所依托的国家综合实力。从实践发展的历程上来看，体育的政治符号隐喻使中国体育经历了三次定位的变化，一是民国时期，体育被视作“救国途径”的尝试;二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界定了“体育大国”的历史战略定位;三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开启了新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在历史演进中，价值理性的合理运用使竞技体育一花独放的状态逐渐向多形态体育发展并举的状态过渡，体育所具有的其他符号价值意涵也日益凸显，实现了从单维型的理解向多维化认识的转变。体育强国的建设从不是一蹴而就的。
结合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对“身体”和“国家”过程化型构的研究[5]可以发现，学者对体育强国的研究和政府对体育强国的建设也是在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在体育强国的研究与建设过程中，学者与政府之间相互依存的链条在偶然中生成，在有序中相互交织并延长。为了准确把握“体育强国”思想史的演进脉络，本研究以“体育强国”为关键词，共检索到相关的核心期刊和CSSCI文献440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读、整理、分类发现，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学者的学术研究和政府的工作决策两条主线展开。
本研究在这两条互构主线思路的基础上，尝试以叙事的方式讲述中国体育强国研究的思想史，并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从学者们的研究中凝炼出体育强国的学理价值，并从中探寻学者的思想是否对政府关于体育强国政策的制定工作产生了影响以及产生了何种影响;二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探讨其工作逻辑对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政策影响;三是由于学术与政府两个场域空间界限既明晰又含混，通过比较和分析两者对体育强国建设的作用效力来确定它们互嵌的作用范围，进而勾勒出体育强国思想史叙事的基本图景。
2内涵与定位：“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
1964年，“体育强国”一词出现在原国家体委主办的内部刊物《体育参考》上，其中一篇关于日本《朝日新闻》分析东京奥运会各项比赛的译文中提到“1952年，苏联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两大体育强国”。而“体育大国”一词则最早出现在1983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应邀出席第5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时指出：“中国已是一个体育大国，全世界都期望中国将派出一支强大的队伍参加明年奥运会。”
虽然在出现时间上“体育强国”要早于“体育大国”，然而从目标设定来看，“体育强国”则晚于“体育大国”。1980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为使我国进入世界体育强国行列而奋斗”。1983年，国家体委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中提到“本世纪末要普及城乡体育运动，运动技术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拥有现代化的体育设施，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成为世界体育强国之一”。
这是国家体委第一次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体育强国”的目标[6]。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的定位之争是21世纪伊始的几年间学者们讨论的重点论题。周爱光认为，后奥运时期的中国只能称得上是“大国体育”，具有超越性、制度性和失衡性三个特征，受国情制约，除奥运成绩外，体育人口和体育产业值两个方面还未达到“体育大国”的要求，只是初步呈现出明显的体育大国特征[7]。
这一阶段学术界对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的内涵开始发生认知转向，并围绕二者之间的价值指涉展开了讨论。有的学者认为体育大国与最初体育强国界定的涵义相似，都以“唯金牌数量论”为主要意涵[8-9]，随之便有“竞技体育大国”等下位概念出现。伴随国情、体情的变化，基于包容性思路，金牌不再是唯一评判标准，“重视金牌又超越金牌”[10]，注重金牌背后的国际体育影响力和社会效益成为新时期的新目标[11]。提倡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主张在“普及”基础上“提高”，通过“提高”带动更广泛的“普及”[12]。
由此可见，“体育强国”建设的呼吁是特定历史、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大众心理诉求的结果，它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由多指标决定的综合性概念[13]。体育强国内涵的动态演进要求国家体育发展以“符合时代特征的体育发展理念”和“高质量的体育发展成果”为思想基础[14]，以“质优势”为主，兼顾“量优势”，实现综合实力水平的稳步提升[15]。由于缺乏对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评判的统一标准，难免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纷杂阐释，价值选择上的差异是造成学界对体育强国产生不同理解的根源[16]。虽然在内涵解读这一层面上，学者们莫衷一是，但也存在最基本的共识，即都围绕着体育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双向提升而展开[17]。
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是中国体育发展进程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重要阶段性发展概念[18]。从本质上可将体育大国看作体育强国进程中的准备阶段，而体育强国则是体育大国内涵与外延拓展与深化的继续体。在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过程中，周晓虹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应该转变金牌导向，把体育运动当作个人日常生活中自然的存在，着眼于中国人身体素质和精神风貌的变化是重点[19]。
体育强国是个意会概念，具有明显的动员性和引领性[20]，所以在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建构体育强国的评价标准是必要的先行工作[21]，也是学者们关于“体育强国”定位问题达成的共识，有学者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对“体育强国”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探索[22]。评估构想的分析，有助于从客观和量化的角度进行比较。除此之外，体育强国建设不能闭门造车，要与世界接轨，要使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23]，以促进世界体育发展的多样性为基础构建自己的国际影响力[24]，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体育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建设[25]，慎重把握与体育精神、体育文化的契合[26]。
“体育强国”的战略定位在论域上经历了将其圈定在奥运会赛事中扩展到世界大赛的转变;在形态上由竞技体育扩展到群众体育，并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作用范畴。学术界的“百家争鸣”是在政府官方语境空间下展开的，学者们各抒己见有助于政府明晰国家体育定位与发展的样貌。学者敏锐的研究视角和思辨力能洞察政策运行中的疏漏与偏差，并为政府决策的推出提供理论参考。
3制度与实践：顶层设计与学者实践的互构政府以“体育强国”为目标主体的多层次决策和学者以“体育强国”为战略指导的多向度探究是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两大重要抓手。梳理诸多文献，可以从中寻觅到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彼此独立却又互为关联，以“体育强国”为纽带，共商共谋，在互构中营造规划有度、行动有序的体育强国场域空间。
3.1政府型构，以学校体育和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为载体的“强制”与“服务”198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本次机构改革的重点在于转变政府职能，2006年胡锦涛同志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曾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正如哈耶克所言，政府具有“强制”和“服务”两大功能，相关体育职能部门既要发挥宏观调控的“强制性”作用，又要切实履行好提供公共体育资源、实施公共体育管理等服务职能[27]。
3.2探寻合作空间，维系体育产业的动态平衡性
体育强国由体育产业的双向运动支配着：体育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把市场的扩张控制在某种确定方向上的反向运动。波兰尼在《大转型》的结尾处提出了“顺应”的观点，认为顺应是人类的力量和希望的源泉，体育产业的发展同样需要“顺应”，反向运动的牵制性杜绝“赶超型发展模式”，以维系体育产业在既定轨道内按照自然规律发展的动态平衡性。由体育产业的发展而推动体育经济发展，是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等维度对体育强国建设产生信任感的物质基础，是赋予多维体育形态相对自由发展权力的内在动力，是各体育形态和自身进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
4认同与共生：以外制力与内生力共筑体育强国
在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体育的形变需要具有凝聚统一意志力的力量来加以维系，这一力量无疑来源于规则所形成的外制力和文化所形成的内生力。规则的外制力是体育强国的意志，体育文化的内生力是体育强国的灵魂。内外力共生，能够起到约束个体和群体行为，在思想规训中形成惯习认知的作用，从而对体育强国产生“强认同”。
5耦合与释放：权威性象征符号的感召力
国家体育权威的重要象征符号可以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可以是具有权威性质的体育政策。继1983年国家体委第一次提出“体育强国”目标后，2008年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又一次提及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这一次的提出是在非官方话语场域内实现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逐步将体育强国建设纳入治国理政的思想体系中，他的每一次讲话都留下了可研究的线索和痕迹。学者们以敏锐的洞察力迅速捕捉到可进行学术研究的关键信息，在部分偶然性信息的获取中形成了学者们的或然性学术观点。而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权威性体育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是在2019年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直指体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要义，提出了具体的发展要求和发展策略，给学者们提供了可研究的诸多议题。
6结论与讨论
从整个体育强国学术思想史演进的历时和共时性空间的视角上看，体育强国是社会文化表征于身体价值观念的镜像，在学者和政府两大主体之间存在自发演存与共生互嵌的动态逻辑关联。从“体育强国”宏观层面的建构者角度来看，学者和政府都有自己的话语空间，各自的作用范围虽然没有严格的界限，但都隐喻着对方不可逾越的“底线”。政府与学者作为研究双位主体实现耦合的同时，也给彼此的思想留下了可释放的空间，在耦合和释放中建构着高质量的体育强国战略景观。
体育方向评职知识：收录体育论文的学报
回到“体育强国”本体论，对体育强国思想史的叙事，我们会发现“体育强国”不仅仅拘泥于一个概念的范畴，而是构建了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当提到体育强国，会联想到“体育资本”、新时代习近平体育强国思想、区别化多形态体育发展模式等内容，会浮现出体育强国的国家形象，油然而生对体育强国的认同。体育强国的实现进程根植于国家构建的历史背景，是不断从不均衡发展到和谐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是建构国家形象的另一种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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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熊晓正.关于体育理论与实践几个问题的思考[J].体育文化导刊，2009(10)：9-14.
[3]胡德平，朱兰芳.“东亚病夫”的污名化构建与体育的正名机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44(12)：80-89.
[4]编写组.邓小平讲话实录(第2卷)[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8：249-320.
[5]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M].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王智慧1，2，3，4，赵妍2，高一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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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强国：以关键词为视角的学术思想史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