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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3-25 16:40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为改善国民体质、提升军队战斗力，大力发展军事体育成为当时的普遍景象。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体育虽然具有时代特征，但也正是特殊的时代需求促进了体育在我国的传播，并为后期体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基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为改善国民体质、提升军队战斗力，大力发展军事体育成为当时的普遍景象。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体育虽然具有时代特征，但也正是特殊的时代需求促进了体育在我国的传播，并为后期体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体育思想，对我们了解早期的体育发展以及体育背后的深刻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毛泽东同志于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与抗战时期的体育史料，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体育思想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该时期体育思想主要包含军事体育思想、民本体育思想、体育教育思想、体育文化思想四个方面。在体育思想与现实的融合中，通过因地制宜的开展军事体育训练、发动农民群众、举办军事体育赛事，提升了整体战斗力;“以民为本”“振奋精神”的群众体育兴起，促进了人权的发展;与革命实践联系起来的学校体育教育、专业化的体育组织建立与人才培养，则推动了体育专业化发展;文明先进的新体育文化及其精神的传递，促进了民族凝聚。
关键词军事体育;战斗力;民本体育;体育教育;体育文化;革命战争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随之发生巨大改变。在长期的“重文轻武”“君子无戏”等传统观念影响下，武术等具有促进身心健康功能的身体活动未能受到充分重视，甚至因武术等“非一日之功”的训练模式以及门派传授的限制等，使得我国的传统体育项目普及率不高、群众认知不足，进而导致清末时期国民的整体身体素质差、羸弱、不堪一击。为了重振国威、反抗侵略，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国民体质、提高国民战斗力，西方的健康观念和体育项目逐渐被引入中国。
1917年，毛泽东根据“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出了“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1]。体育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得到了青年毛泽东的肯定。随着战争的日趋复杂与激烈，体育工作不仅承担了强身健体、提升军民战斗力的任务，同时肩负起意识形态教育等责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将体育的普及与推广放在重要位置。
20世纪20年代，中共提出要“建设人人权利平等”的民主的体育制度，使之担负起民族前途的政治、经济双重革命使命[2]。不同于早期体育仅是少数人能够参与的身体活动，中国共产党在体育工作开展之初便强调了体育的人民性，即人人均享有参与体育的权利。这一规定确保了国民人权得到尊重，体现了共产党先进性的同时，也为后期的革命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具有时代性、民本性等特征的中国共产党早期体育思想，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内容，不仅确保了争取民族独立事业的开展，同时也促进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体育项目的碰撞、融合与发展。为更系统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体育思想及相关思想的内涵与意义，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与逻辑分析法，主要就毛泽东于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与抗战时期体育史料进行研究。
1具有时代特征的军事体育思想提升了整体战斗力
“共同的苦难比起欢愉更能团结人民，对民族记忆来说，悲愤比胜利更有价值，因为它带来的是责任感，能调动万众一心的努力。”[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将中华儿女凝聚起来同仇敌忾抵御外敌。然而羸弱的国民体质与匮乏的资源和技术，使得当时的军队在军事对抗中的战斗能力和救护水平明显不足。为增强国民体质、驱赶侵华外敌、争取民族独立，体育事业被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体育提升国民素质的同时也承载了政治、军事需求。
毛泽东指出：“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4]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抗日根据地的环境与资源并不充裕，但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领导作用，结合时代背景提出了军事体育思想并将之推广普及。激励广大军民因地制宜开展系列军事体育训练、通过发动农民群体扩大革命群体规模，提升军民战斗能力的同时培养了军队坚韧不拔的意志。
1.1因地制宜开展军事体育训练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为国家而体育，为民族而体育”的意识逐渐升华为国家政策，广大军民更是将体育运动当作一项重要的革命工作来做[5]。军事化体育、政治化体育成为抗战时期的体育发展主题。面对复杂的战争环境，红军战士不仅要应对来自敌人的攻击，同时也要在种种自然环境考验下坚强生存。在军事训练资源匮乏、军事技能短缺的现实困境下，军事训练与体育的结合为提升军队战斗水平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首先，结合战争需要开展军事体育。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的实践中发现，在体育参与中习得的技能不仅有助于个体身心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军队战斗力的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保持既需要勇猛的武力、坚实的体力、强大的自身免疫力，也需要游泳、攀爬、平衡等能力。1941年，朱德总司令接见一二师篮球战斗队全体同志时曾说：“游泳很好，很需要，我们八路军不光要会爬山越岭，也得会渡江河，打仗时会经常碰到的，游不过去就会发生危险。”[6]其次，创新军事体育训练内容与形式。抗日时期的军事训练模式相对单一，随着军事体育思想的建立，将种类丰富的体育项目充分融合进体育训练中，既丰富了军事训练模式，同时也提高了军事训练趣味性，对推动军事体育常态化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军事体育训练中，军队内除了组织参加中国传统的武术、赛马和西方近现代的田径、球类等体育项目，还创造了一些适用于战争的体育项目，如抬担架、武装爬山、徒手格斗、赛马、射击、背人赛跑、投手榴弹等，在增强官兵身体素质的同时提升了战场实战能力。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西行漫记》中写道“看了红军爬墙、爬杆和攀绳，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中国报纸因为他们行动敏捷和爬山迅速给他们起了‘人猿’的绰号。”[7]再次，开展周期性的军事体育训练。因战争的不确定性，军队的驻扎具有流动性，军事体育训练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为了提升军事体育训练的可持续性，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开展周期性的军事体育训练得到广泛推广。当时有的部队要求官兵每天出操3次，训练内容主要是投掷、爬云梯、过独木桥、劈马刀等项目[8]。
最后，组织团体军事体育训练提升协作能力。贺龙亲自组建了八路军120师战斗篮球队并告诫队员：“打球如同打仗，要讲团结战斗，配合默契，不能各打各的。”[9]因地制宜开展军事体育训练，有效提升了军队整体身体素质，拓宽了战士休闲娱乐的途径，促进团体合作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骑手、投弹手和神枪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军队战斗力因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1.2发动农民群众提升整体战斗实力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民在国民数量构成中占有较大比重，争取农村基层民众的支持对扩大抗日规模、提升战斗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体育作为促进军民建立关系、提升情感链接的有效手段，在发动农民群众、扩大抗日规模的工作开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民生活多根植于土地劳作，在贫乏的生存环境下平均寿命低且身体免疫疾病能力弱，既缺乏强身健体的认知又缺少防身的技能技艺。在战争环境下，有限的军队不足以应对外敌的猛烈进攻，通过军事体育争取农民群众支持、提升其身体素质与必要的战斗技能对抗日战争发挥着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基层民众的体育活动非常重视，积极开展宣传并组织各项活动，体育运动的军事色彩非常明显[10]。
在1932年颁布的《文化工作决议案》中提到“体育运动，应在工农群众中去开展，发动群众经常做各种运动，特别要做关于战争的运动，如跳高、跳远、赛跑、游泳等运动。强健身体，锻炼在革命斗争所需要的技能”[11]。毛泽东指出，深入群众性练兵活动是部队开展训练的最佳途径，能够更好地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劳务结合的训练模式，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增强了军民体质，为抗战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2]。体育活动的开展不仅“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13]，而且体育也成为争取群众、发动群众、团结群众的重要手段。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使得农村的关系稳固且相对简单，然而战火纷飞的斗争使得原本的社会结构被打乱，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群众的精神高度紧绷。
复杂的争斗使得群众的警惕心增强，不易信任突然闯入的陌生人。而军事体育在农民群体的推广与普及，不仅提升了农民群体身心素质，也促进了军民间社会关系的建立与情感链接的形成，为抗日力量的争取提供了有效方法。在农村基层民众的军事体育开展中，因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农村具有其本土特色，因此农村军事体育项目具有多元性特征，既有民众熟悉的秧歌、舞狮、踩高跷、腰鼓、武术、劈刀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又有球类、田径等西方近现代体育项目，同时还与时俱进自创了诸如抓特务、夜间放哨等时代体育项目。由于我国早期农民群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传统的封建思想束缚了农民的抗争意识与团结意识。军事体育作为有效振奋民心、发动群众、农民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身体活动，其在农民群体的推广对扩大抗战规模、提升军民整体战斗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1.3举办军事体育赛事实现社会动员
体育以其特有的趣味和功能吸引了军人、民众、青少年的广泛参与，并作为无民族和性别差异的活动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凝结和稳固，为政治、军事等的号召提供了不竭动力。随着近现代西方体育项目的引入，中西方体育项目在中国实现了同一场域下的并存，形式多样的体育竞赛既丰富了军民的业余生活又在发动群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举办了多种多样的体育赛事，不同节日、纪念日等体育赛事的举办，丰富了军民生活、缓解了由战争所带来的紧张情绪的同时，也促进了军事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的开展。军民在参与团体性、竞技性的体育赛事过程中，进一步激发了拼搏精神、坚强意志，为抗日战争提供了精神动力。
而相对专业、相对激烈的军事体育赛事举办则进一步将这种精神内化于军队意识形态之中，在提振民族意识、民族斗志，号召军民一心，动员军民参与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兼具竞技、娱乐的体育赛事承担起鼓舞军民抗战士气的政治动员作用。例如，毛泽东在1937年召开的“八一运动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击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这是民主独立和自由的方针。我们今天的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动员起来。”
2突破传统束缚的民本体育思想促进了人权的发展
2.1“以民为本”的群众体育
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15]。体育作为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与权利的活动，确保无差别、无阶级、无歧视的个体体育参与成为争取民主的一部分。在旧中国，体育只是少数人的特权，魏挺群指出：“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下，体育运动只是地主资本家训练他们剥削阶级的预备队，训练军阀部队，加强他们在青年中的影响，及制造利润的一个附属工具。在那里，青年工农群众是被剥夺了真正的体育训练的一切可能和权利。”[16]
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旧式的体育为少数人享有的特权模式，通过实际行动鼓励所有性别、阶级、民族的群众参与到体育锻炼中，确保人民的体育权的使用，为促进人权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区域群众体育参与的均等化政策，使得相关地区的国民体质和军队战斗力得到了稳步提升。这不仅体现了民本体育思想的正确性，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民服务的政党。
同时，“以民为本”的群众体育是无性别歧视的群众体育。在长期的“宜静不宜动”“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束缚下，原本就对体育认知不足的群众体育在早期表现出对女性体育参与的歧视。为改变大众的性别歧视、体育参与观念，中国共产党突破传统束缚鼓励体育全员参与、妇女参与，促进了传统观念现代化转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妇女解放。
1937年5月21日，陕甘宁苏区体委曾有以下决议：“把体育运动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使每个工人、农民、学生、红军指战员，青年、成人、儿童、妇女都能在工余时间到运动场上活动，真正使每个苏区人民更加有活泼、愉快、健康的身体。”[17]妇女等传统被歧视和边缘化的群体体育参与权利得到保障。除此之外，近代以来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工人阶级体育权利也得到了保障。
在1942年举办的“九一”扩大运动会中第一次出现了工人代表队的身影。参加运动会的工人代表江琳感慨道：“在延安，甚至在全中国，工人有资格参加运动会，这还是第一次啊!”[18]“以民为本”理念下开展的群众体育，提升了民众的身体素质、降低了患病风险、提升了劳动效率，减轻民众身体不适的同时也减轻了战争时期因疾疫救治而产生的财政负担。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群众体育参与权利得到了无差别尊重与重视，为人权的争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与时俱进的体育教育思想推动体育专业化发展
3.1与革命实践联系起来的学校体育教育
抗日战争战争时期，体育呈现出政治化、军事化特征，相应的大中小学体育教育指导思想也从军事体育开展。在学校体育教育开展过程中，虽然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是学校体育的主要目标，但在特殊的战争背景下，民族精神、革命精神教育也被贯彻其中。抗战时期的体育并不强调锦标主义，体育赛事的举办更多是为了激励军民奋发向上的斗争精神，具有较强的亲民性。
中国共产党人注重以体育来教育民众，把开展体育活动与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发展革命力量，发挥体育的社会价值，最终夺取革命胜利[26]。系列实施办法、方针、计划等的颁布，为体育教育提供了思路与方向。1938年颁布实施的《边区的国防教育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第一，要行动军事化。集合、解散迅速，在山野、田间随时随地可以上课，学生的文具、书籍等经常随身携带。第二，采取军队的编制，养成儿童集体生活的习惯，并能遵守一定的军事纪律，使成为有训练有纪律的小战士。第三，加强军事学习。如爬山、赛跑、掷手榴弹、射击、野战、射击战术、防空防毒演习等。”[27]
4融合创新的体育文化思想推动精神传递与凝聚
4.1文明先进的新体育文化
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31]抗日战争时期，体育工作的开展既肩负强国、强军、强民使命，同时也肩负意识形态建设、体育文化建设等任务。艰苦的战争环境未使中国共产党懈怠对体育事业、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视。革命根据地的体育文化在领导者的积极推动下、军民协作创新融合下得以热烈开展，并表现出时代性、多元性、综合性、规范性等特征。首先，军事体育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抗战时期，体育作为提升军民战斗力的重要手段被广泛推广。
体育方向评职知识：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发表论文须知
“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发展赤色体育运动，养成工农群众的集团精神与强健体格”“锻炼体魄，好打日本”“运动要经常”“体育运动军事化”等口号的提出，明确了体育运动为抗战直接服务的方针。相应的体育文化也主要围绕战争时代的主题进行宣传，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次，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体育项目碰撞与融合，形成多元性的体育文化。正如毛泽东曾论及的“离开中国特色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着中国的特色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3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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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惠晓峰，郝琦.毛泽东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J].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37(06)：48-54.
[6][28]秋实.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体育观探析[J].体育文化导刊，2008(06)：119-121.
[7]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第二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126-127.
作者：春潮1，勾庆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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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体育思想研究基于《体育之研究》与抗战时期体育史料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