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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3-29 16:14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本文基于CLEC和Brown语料库,结合认知语言的范畴化理论、隐喻与转喻的认知机制,主要以动词climb和介词over的多义现象为例,再运用Antconc语料库检索软件进行检索分析,探究中国学习者英语写作中对一词多义的应用情况并分析了其原因,结果发现如下:1)
摘要:本文基于CLEC和Brown语料库,结合认知语言的范畴化理论、隐喻与转喻的认知机制,主要以动词climb和介词over的多义现象为例,再运用Antconc语料库检索软件进行检索分析,探究中国学习者英语写作中对一词多义的应用情况并分析了其原因,结果发现如下:1)通过中国英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一词多义方面的应用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学习者分别对动词climb和介词over在使用频率上存在明显差异;2)在应用climb和over的不同义项时,中国英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具有相似性;3)在学习者内部来看,学习者的一词多义的应用情况基本与学习者层次和水平呈正比。
关键词:范畴化理论; CLEC; Brown; Climb; over
引言
多义词是语言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其研究涉及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赵翠莲、李绍山 2006),在语言学领域特指一个语言形式拥有两个或以上相关联的义项。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多义词的习得显得尤其重要但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又非常令人头疼。因为一词多义展示了人类语言的经济性原则,通过赋予同一词形以更多的词义来减少词的数量,最终达到减少人们记忆词汇的负担(林正军 杨忠 2005)。
前人分别从心理学,认知语言学或结合语料库等角度对一词多义进行了研究。张晓鹏(2010)基于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出了随着学习者的英语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多义词词义表征强度就越强,对多义词的词义提取就越丰富的结论。
李海龙等人(2013)从歧义效应看中国学习者歧义词心理表征的发展,认为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对同形异义,隐喻多义和转喻多义等三种类型歧义词的词汇加工中存在显著差异,并提出了歧义效应受学生水平的影响,即随着语言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同类型的歧义词各意义之间的联系程度也会发生变化,具体而言,也就是随着学习者英语水平的提高,隐喻多义词各义项之间的联系减弱,转喻多义词各义项之间的联系有所加强。另外,路利(2013)基于语料库以“tape”为例对中国大学生的一词多义现象习得做了探究并针对这一现象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学习者对“tape”所显示出来的一词多义在习得上还存在不足,主要导致这种原因是一词多义现象受词汇历史的发展,语义网络的延伸,语境凸显和人们的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等因素的影响。
研究背景
Taylor(1995)利用“语义链”来解释一词多义的现象,认为多义词是具有几个彼此不同但又相互联系意义的词。换句话说,语义链就是通过线性结构的方式进行词汇多义的扩展,即:A→B→C→D(Taylor 2003),相邻之间的义项存在着共同的特征,A与B之间的相似程度最高,C又由B引申而来,最后A与D之间的差别最大。后来的Lakoff(1987a)提出了散射范畴,认为以一个中心原型义项为基础,其余距离中心义近的则越相似,反之则原型性越低。后来,Langacker所提出的网络模型更能全面详细地说明语义如何进行扩展,他认为多义词的各个义项通过相互之间的相似性或者联系形成一个网络。
前面三种观点是认知语言学范畴化理论对一词多义研究的代表性解释,而这三种观点中所谈到的词之间相互联系是通过隐喻、转喻以及意象图式等认知方式实现的。隐喻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到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映射,相似性是这两个域实现的前提。而转喻是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映射是在同一个域之间实现的,通过某事物的凸显特征来辨认该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具有邻近性关系特征(李瑛 文旭,2006)。意象图式建立在空间结构上,在空间范畴内进行词义的扩展,尤其介词的一词多义现象最为明显。
研究设计
本文基于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Chinese Learner English Corpus,简称CLEC,以及英语本族语Brown两个语料库展开此次研究。CLEC是由中国学者杨惠中与桂诗春共同开发,其语料库容量为120万词左右,收集了从中学到大学四年级学生所写的英语作文,共由五个不同的子语料库组成。ST 2代表高中生,ST 3代表非英语专业大一大二学生,ST 4代表非英语专业大三大四学生,ST 5代表英语专业大一大二学生,ST 6代表英语专业大三大四学生。Brown语料库产生于美国,以美式书面语为主,约含500个文本,总共有100万词左右,其中包括新闻,小说等15种文体,取材十分广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通过真实的语料提供一个科学的视角,运用Antconc3.5.8对比探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对一词多义词汇的应用方面的具体情况,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1)英语本族语者和中国学习者在climb和over的使用频率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2)英语本族语者和中国学习者在应用climb和over的不同义项时的倾向是否具有相似性?
(3)随着学习者英语水平的提高,中国学习者对一词多义的掌握是否更加灵活和丰富?英语与非英语专业在对一词多义的运用上是否存在差异?
数据分析与讨论
4.1词频
通过Antconc3.5.8在Brown语料库中分别对climb和over进行了检索,然后发现分别出现了12次和1307次,而CLEC语料库中分别出现了47次和753次。但是由于CLEC和Brown语料库的容量略有差异,为了方便准确地进行比较,转换成每10万词出现的频率。
在CLEC语料库中,每10万词里动词climb出现的频率是3.86次,Brown中出现的频率是1.01次,CLEC中climb出现的频率是Brown的三倍多。而每10万词里CLEC中的介词over出现的频率是61.79次,Brown中出现的频率为109.91次,明显低于Brown语料库。可以发现,本族语者和中国学习者在动词和介词的使用上具有相似性,即介词使用频率高于动词。但是进一步观察,发现英语本族语者对动词的使用较少,对介词使用更加灵活和丰富,而中国学习者动词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母语者。
这是由于英语是一个重形合的静态语言,句子结构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其他的各种短语和从句,有主有次,依次叠加,形成“树杈型”的句子结构(李存龙,2008)。而汉语则偏向于动态,表层句子结构多松散,且多用动词表达动作意义,因此动词使用频率较高(李艳,郑江莲 2007)。同时刘丹青(2010)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分析证明了汉语是一种动词型或者说动词优先的语言,而英语是一种名词型或者说名词优先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受母语思维的影响,尤其是低年级学习者使用英语写作时发生了负迁移,并习惯于动词的表达,使得动词的使用频率增加,且对介词的使用也不如本族语者使用的灵活丰富。
4.2搭配意义
4.2.1 动词climb的应用比较
通过Antconc软件检索发现,climb一词在Brown语料库中共出现了12次,例如climb back down/up, climb in, climb on, climb up, climb though等搭配结构,表达“攀登、爬(楼梯)”的含义出现了6次,但是部分次典型义中包含“努力”和“上升”的义项,例如climb on或climb in等,表达了“费力地坐上椅子”和“爬进冰箱”。也有一小部分完全失去这两个含义,仅仅只剩下“移动”的义项,如“climb back down”,表达了“在街上游荡、逃窜”。且还分别出现了一次名词形式与具体动作抽象化。
climb在CLEC语料库中共出现了47次,如表1所示,典型义“攀登”的应用,尤其是“登山”这一义项使用最多,占比接近70%,对于其他义项的应用,中国英语学习者与美国本族语者相比没有明显差异,例如将动词名词化以及具体含义抽象化,如“费力地完成工作和任务”等,这说明中国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在应用climb的不同义项时的倾向具有相似性,但是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其典型义的使用频次明显多于本族语者。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学习者在中学时期学习climb时,最先接触短语“climb a mountain”,因此学习者很容易通过翻译的方式,将climb完全等同于“攀登、爬(山)”。换句话说,特别是低年级学习者输入最多的就是 “爬山”这一义项,因此在提取时典型义“攀登、爬”就更具有优先权。而本族语者对该词的输入量更大,且通过语义网络、隐喻、转喻等认知方式,对climb的使用也更加灵活丰富。
为了了解随着英语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学习者对climb一词多义词汇掌握的具体情况,于是将不同层次的学习者对climb使用的频率制作成折线图,且将不同层次的学习者对climb的不同义项习得情况分别与Brown语料库中climb的义项进行对比,从中学到大学,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英语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学习者使用climb的频率总体上明显呈下降趋势,但是从大学生学习阶段来看,非英语专业到英语专业低年级阶段使用频率呈上升趋势,到了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使用频率急剧下降。但在不同学生群体中可以看出,中学生使用climb频率最高,而低年级英语专业学生使用频率最高。另外从语义来看,几乎所有中学以及大学非英语专业和英语专业低年级对
climb的应用大多是对其典型义的提取,如“攀登(登山)”,而英语专业大三大四的学生对climb的意义使用更加灵活和丰富,对其典型义的运用急剧下降,例如将climb的义项延伸到了抽象领域,“climb down the crunch”——“向挫折退步”的意义转变。
4.2.2 介词over的应用比较
由于后面需要基于范畴化理论对该词的不同意义进行人工校对和分类,人为成本较高,因此通过观察,与over搭配的词组重复次数均值为15左右,于是这里设置分层抽样的间距为20,最终抽取其中的66条索引行进行不同义项的归类。结果发现,介词over在Brown语料库中共出现了1307次,在这66条索引行中基于范畴化理论可以将其意义分为13个义项,总体而言,各义项的使用频次较为均衡。从范畴化理论来看,典型义“在……上面”到“覆盖”的词义扩展,前者是不直接接触表面,而后者是直接接触,两者都表示“上面”的含义,同时也存在差异,即“接触表面与否”。在此基础上,又经历一系列中间的若干环节,例如“come over”,与典型义几乎完全没有了联系。
同理,总体而言,over在CLEC语料库中共出现了753次,与Brown语料库中出现的次数相比,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的介词没有美国本族语者使用多。从抽取的38条结果来看,中国学习者某些词组使用频繁,表示“重复”的义项远远超过其他义项,占了全部义项的1/3,例如“think over、go over”。而一些短语偶尔使用,例如“turn over”、“get over”分别使用了2次和1次。对over的典型义“在……上面”与表示时间的概念的义项运用不足。总体说来,对over各个义项的应用和了解的规模上来说,中国英语学习者与美国本族语者使用其不同义项时的倾向具有相似性,中国学习者对over的各个义项了解还是较为全面,只是在各个义项的使用上会存在不足。
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是,中学阶段的老师没有形成一个多义介词教学的体系(陈晓湘 许银,2009),因此教学过程十分零散,常常是对进行词组搭配的方式教授,例如将“think over”与汉语意思“认真思考”对等,所以学习者对该类词组的使用频繁,这与over的典型义“在……上面”之间早已通过隐喻、转喻等认知方式经历若干环节,学生在记忆时也很难形成逆向推理,因此对于典型义的使用存在不足。
可以看出中学生对over的使用频率最高,总体上来看大学生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或者学习阶段的不断提高,使用的频率不断提高,但是其最高的频率也没有超过中学生的应用频率。从over的应用义项上来看,中学生对over的应用大部分集中于over的词组搭配,比如“go over” “think over”等,这从一定程度上看出这些短语是在中学老师强调的或是考试必考的短语,所以中学生更加擅长使用这些短语,而他们对over其它义项应用依然存在不足。对于大学生来说大一大二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对over的一词多义应用不管是在频率上还是使用范畴来看都存在不足,频率上是使用最低的,同时在不同义项的应用上只出现了四类意义,例如为“反复思考”,“重复”,“遍及”等。
大三大四非英语专业和英语专业大一大二的学生在使用频率和一词多义的应用上具有相似性,在频率上英语专业大一大二学生稍稍低于非英语专业大三大四学生,在义项的使用上都只出现了四类意义,与非英语专业大一大二相似。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是在大学生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群体,对over的一词多义应用也是最灵活和丰富的,除了少量的固定搭配,还增加了其它义项的使用,例如“超过”“遍及”“终止”等。
结语
本研究基于CLEC和Brown两个语料库,并利用范畴理论、隐喻、转喻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一词多义方面的应用及原因,得出以下结论:
通过中国英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一词多义方面的应用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学习者分别对动词climb和介词over在使用频率上存在差异,学习者在动词应用频率上明显高于本族学习者,而在介词使用的频率上明显低于本族语者。
在应用climb和over的不同义项时,中国英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具有相似性,即学习者几乎都能了解和知道本族语者应用的各种义项,但是在使用强度上学习者对动词典型义的提取更具有优先性,而对介词的义项的选择更加倾向于与其动词搭配所产生的意义,特别是一些常见的搭配形式,如“think over”。
英语教学论文范例:情境教学法在中职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在学习者内部来看,学习者的一词多义的使用情况基本与学习者层次和水平呈正比:随着学习者英语水平的不断提高,动词climb的使用频率呈明显下降趋势,而其义项的使用从典型义优先提取向多种意义全面发展,尤其是对义项抽象化的应用增加;另外介词over的频率也逐渐下降,而介词使用频率最高是在中学阶段,在大学时期介词的使用随学习者层次的提高而不断上升,同时介词的义项在中学阶段主要是常见词组搭配的应用,大学高年级阶段对其使用的义项意义更加丰富和灵活。从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来看,英语专业低年级阶段和非英语专业高年级不管是使用频率还是一词多义的应用上来看都具有相似性,而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在一词多义的应用上更接近本族语者,且更丰富和灵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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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湘,许银,2009,意象图式理论对多义介词on,over,above习得作用的实证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9):18-23。
李存龙,2008,形合意和与英汉句法结构对比研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5):122-125。
李福印,2008,《认知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海龙、王同顺,2013,从歧义效应看中国英语学习者歧义词心理表征的发展[J]。 《现代外语》(4):379-386。
作者:李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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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习者在英语写作中一词多义的应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