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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生活垃圾处理效率时空演变研究

发布时间:2021-04-07 16:29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摘要: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效率问题是当前城市治理实践和理论探讨中的焦点,为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水平,文章借助Super-SBM模型测度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效率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生活垃圾处理效率整体水平较低但处于上升阶段,资源投入

  摘要: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效率问题是当前城市治理实践和理论探讨中的焦点,为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水平,文章借助Super-SBM模型测度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效率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生活垃圾处理效率整体水平较低但处于上升阶段,资源投入产出组合比例有待提高;基于市区人口的泰尔指数分析显示省内差距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且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效率与市区人口数显著不匹配;Malmquist指数分析显示,技术落后和规模不合理制约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长三角城市群;生活垃圾;Super-SBM模型;泰尔指数;Malmquist指数

城市问题

  0引言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目前是理论界和城市治理者关注的热点。习近平同志就全国层面的垃圾分类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批示,随之国家住建部、发改委等九部门也联合印发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在2019年成为全国各城市治理者工作的重要主题,该议题已经成为城市治理实践中关注的热点。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1—14],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样本,使用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测算地级市层面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效率,从技术进步和管理视角反映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的变迁,并进一步从时空演变方面比较整体和省份间动态特征和差异,期望能够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1研究方法

  1.1Super-SBM模型

  Super-SBM模型从传统的DEA模型(数据包络分析)发展而来。由于传统的DEA模型没有把投入项和产出项的松弛性纳入考虑范围,导致据此测算出来的效率值具有很大偏误,为了解决这一不足,Tone(2001)[15]提出了SBM模型,该模型测算过程中考虑了松弛变量;但由于SBM模型在遇到多个DMU(决策单元)同时处于完全效率时,无法对这些DMU进行进一步比较和排序,因此,Tone(2002)[16]通过修正松弛变量给出了新的方法,即Super-SBM模型。

  1.2Theil指数

  在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层面,本文选择使用泰尔指数法来比较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效率,与同类的诸如基尼系数、变异系数等其他方法相比,该方法不仅可以从整体层面比较时间序列方面的动态特征,还可以将总体差异分解为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两部分。

  2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2.1指标选择

  参考陈冠华和王维平(2008)[12]、崔铁宁和王丽娜(2017)[13]、苏为华等(2018)[14]在评价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效率时所的指标,结合地市级数据的可得性和数据的匹配性,最终本文在投入指标方面,选取了垃圾处理年度投资额(万元)、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厂数(座)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吨/日)这三个指标,考虑了前期投资、建成设施和建成能力三个方面的因素。

  而在产出指标的选取方面,最终确立了生活垃圾清运量(万吨)、生活垃圾处理量(万吨)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万吨)三个指标,这三个指标衡量了一个城市当前在垃圾清运、垃圾一般处理和垃圾无害化处理三个方面的现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能力。此外,还对上述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分别做了相关性检验和多重共线性检验,以确保符合进一步分析的要求。

  2.2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供的《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09—2018),时间跨度为2008—2017年,其中,本文使用了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数据,主要的投入和产出数据如表1所示。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部分城市指标的个别年度数据有所缺失,在操作上依据10个年度间的数据进行了缺失值补充,具体来说,就是使用了临近年份的均值和十年序列的均值数据进行了补充。

  3实证结果

  3.1长三角城市群生活垃圾处理效率测算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效率的高低取决于投入产出的组合比例,组合比例好则垃圾处理效率高,城市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反之将造成资源浪费。由下页表2的结果可见,长三角城市群生活垃圾处理效率排名前三的城市依次为南通、南京、上海,其均值分别为0.711、0.614、0.608,但其效率水平较低且未达到有效前沿面,长三角城市群生活垃圾处理发展状况一般。

  横向对比,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的垃圾处理效率均值分别为0.275、0.411、0.608、0.309,呈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局面,效率值较低且均表现为DEA无效,资源投入产出组合比例有待提高。从省域角度来看,仅上海2009年、2011年生活垃圾处理效率达到了DEA有效,效率值分别为1.092、1.229;安徽、江苏、浙江10个年份均为DEA无效,资源投入产出组合比例未达到最佳状态。纵向对比,考察期内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效率值的范围是0.282~0.433,均值为0.342,标准差为0.051。2008—2011年效率均值持续上升,2011年达到最大值0.433;随后持续下降至2015年的最小值0.282后小幅回升,总体分布均匀,波动较小。

  3.2长三角城市群生活垃圾处理效率差异及演变

  从总体泰尔指数的数值及其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内长三角城市群总体泰尔指数值与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泰尔指数值的变化特征存在明显不同。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总体泰尔指数、安徽省泰尔指数值变动态势剧烈,高低起伏明显、变化幅度较大;江苏、浙江泰尔指数值变化趋势类似,走势基本一致;上海市泰尔指数值呈现下降趋势,变动态势较为平缓,变化幅度较小。从具体泰尔指数值的角度考虑,长三角城市群总体泰尔指数均值大于各部分泰尔指数均值,其在2008—2010年呈上升趋势,随后出现明显降幅,2011年降至最小值0.344,但2012年、2013年又出现大幅反弹,2014年稍微下降后,2015年大幅攀升至最大值0.924,2016年下降后又出现反弹。

  安徽省泰尔指数值降幅明显,前期与长三角城市群总体泰尔指数值保持基本相同的变化趋势,2010年达到最大值0.506,但在2014年出现显著降幅,下降至最小值0.041,2015年小幅度上升后保持下降趋势;江苏和浙江泰尔指数值呈现“降—增—降—增”循环波动态势,于2015年同时达到最大值0.489和0.390,浙江省泰尔指数值最小值为2009年的0.032,早于江苏省泰尔指数值2012年的最小值0.038;上海市泰尔指数值出现微弱降幅,最大值为2011年的0.133,最小值为2017年的0.064,波动范围较小。与2008年相比,2017年总体和各部分泰尔指数值仅安徽和上海出现降幅,下降幅度分别为72.040%、33.449%,其余均表现为增加。

  可见安徽、上海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与市区人口数的匹配程度显著提升,且安徽提升幅度远大于上海提升幅度;但是浙江、江苏以及长三角城市群总体生活垃圾处理效率与市区人口数的匹配协调度呈现下降态势。再者,从效率值的绝对值角度来看,测算的总体和各部分泰尔指数值均偏离零值较大,尤其是长三角城市群总体泰尔指数,表明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以及长三角城市群总体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效率与市区人口数显著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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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结论

  本文使用Super-SBM模型对长三角地区2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垃圾处理效率进行测算,随后运用ArcGIS对长三角城市群垃圾处理效率进行时空演变分析,并计算Moran,sI探讨其空间集聚效应。并进一步在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层面,使用泰尔指数法测算和分解了城市间的效率差异,同时采用Malmquist指数对整个城市群层面的时序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如下:

  (1)总体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垃圾处理效率较低,从均值来看,考察期内26个城市均为DEA无效。从省级层面来看,总体呈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局面,仅上海市的个别年份达到了DEA有效,安徽、江苏、浙江在考察期内均处于DEA无效状态,垃圾处理资源的投入产出组合比例有待改善。

  (2)考察期内泰尔指数偏离零值较大,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总体及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效率与市区人口数显著不匹配。同时,长三角城市群总体、江苏和浙江泰尔指数值总体呈现曲折上升态势,上海、安徽泰尔指数值总体表现为下降趋势,说明长三角城市群、江苏、浙江生活垃圾处理效率和市区人口数的匹配协调度呈现下降态势,反之安徽、上海的匹配程度显著提升,且安徽提升幅度远大于上海。另外,基于人口的泰尔指数分解结果显示,省份内差距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长三角城市群总体垃圾处理资源配置在各省之间趋于均衡。具体来看,安徽省省内差距最为突出;上海市均值最小为0.102,省内差距较小。

  (3)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2009年,长三角城市群垃圾处理表现为全局和局部负相关,即垃圾处理效率高的城市与效率低的城市相互产生影响;2016年表现为全局和局部空间正相关,空间上效率高值或效率低值的城市存在聚类,即高-高或低-低类型的城市相互靠拢。其他年份各等级城市处于随机分布状态,东西部无明显差异,高效率与较高效率、低效率与较低效率城市之间无空间集聚效应。

  (4)依据Malmquist指数时序变化分析结果可知,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均值为1.072,说明长三角城市群生活垃圾处理的综合效率高,变化指数处于上升阶段。另外,生产管理水平提高促进综合效率提升,但技术落后是导致长三角城市群垃圾处理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同时,考察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垃圾处理的技术投入和创新情况有所改进,但垃圾处理规模尚未达到最优状态,等比例的投入增加值并不能带来更多的产出增加值,可能存在产出不足或者投入冗余的情况。

  参考文献:

  [1]谭灵芝,孙奎立.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公共投资效应分析[J].城市问题,2017,(6).

  [2]刘曼琴,张耀辉.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价格规制的比较分析:按量收费与回收补贴[J].南方经济,2018,(2).

  [3]石琳.EKC曲线的再检验——基于城市生活垃圾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9,(1).

  [4]田华文.焚烧还是填埋:城市生活垃圾末端治理的策略选择[J].社会科学家,2016,(8).

  [5]国智胜,姚贝.奥地利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以首都维也纳城市为例[J].环境保护,2016,44(24).

  [6]田亚静,裴晓菲,孙阳昭.日本生活垃圾管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环境保护,2016,44(19)

  作者:余恒1,2,夏敏1,邹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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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生活垃圾处理效率时空演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