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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9-29 17:04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文章在论述意识形态阵地、数字出版话语权、学科体系优化供给、培养复合型人才四个必要性的基础上，指出数字出版学科建设在主体、定位、创新性三个方面的瓶颈，提出了学科体系构建的依据和原则，论述了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的一个中心，一个
【摘要】文章在论述意识形态阵地、数字出版话语权、学科体系优化供给、培养复合型人才四个必要性的基础上，指出数字出版学科建设在主体、定位、创新性三个方面的瓶颈，提出了学科体系构建的依据和原则，论述了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的“一个中心，一个对象，三个性质，五个分支”的基本要素和具体构成。
【关键词】中国特色 数字出版学 学科建设 话语体系 复合型人才培养
时下，正值国家一级学科调整之际，已有多位学者、专家呼吁将出版学作为一级学科纳入国家《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同时，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了二级学科设置方案，不约而同地将数字出版作为二级学科加以对待，至于具体的名称，有学者建议为“数字出版”，[1]有学者建议为“数字出版与数字阅读”，[2]还有的学者建议为“数字出版实务与技术”，并对数字出版学科体系提出了颇有价值、可资借鉴的解决方案。 其实，早在2005年，就有学者提出将数字出版学作为出版学下一级学科的方案设置，指出“出版学下设编辑学、发行学、数字出版学三个学科专业”。
[3]方卿在《关于出版学专业方向设置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考虑到数字技术在当今出版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出版人才市场的巨大需求，设置一个‘数字出版’之类的专业方向也是完全说得过去的。 ”[4]该观点在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评估中得到了印证：教育部办公厅2021年3月印发了《关于公布2020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的通知》，编辑出版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增至8个，其中，“数字出版2020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个，设在北京印刷学院”。 [5]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中指出：“二级学科是组成一级学科的基本单元。 二级学科设置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一)与所属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二级学科有相近的理论基础，或是所属一级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 (二)具有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已形成若干明确的研究方向; (三)社会对该学科人才有一定规模的需求。 ”[6】
应该说数字出版已经基本具备了上述二级学科设置的条件：其一，数字出版是对出版学的继承和扬弃，与出版学有着相近的理论渊源，其研究对象保持着相对独立性，“数字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数字出版活动，即数字出版活动主体、内容、客体和效应所构成的客观存在”; 其二，数字出版拥有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且在数字出版产业、现代出版技术、数字出版调控等领域形成了若干明确的研究方向; 其三，无论是国有出版企业抑或民营新媒体企业，都对数字编辑、数字出版人才具有较大规模的需求，为此，北京市数字编辑职称已出台四年且实现了京津冀地区资格互认。
本文的学理探讨建立在出版学升格为一级学科的基础之上，也是对数字出版概念诞生20年以来学科发展和课程设置的系统梳理和回顾。 其实，无论出版学是独立为二级学科，还是升格为一级学科，数字出版作为出版学的子学科，其学科体系始终都是值得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与研究对象一样，数字出版学科体系也是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更好地理解数字出版学的关键所在、枢纽所在。 研究对象，侧重于从宏观、整体、形而上的角度来认知数字出版学; 学科体系，侧重于从具体、分支、形而下的角度来理解数字出版学。 二者之间的联系在于，数字出版的学科体系根植于研究对象，是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围的量化和具体化表达。 数字出版学科体系的建立、形成和完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必要性。
1. 数字出版是直面互联网前沿的意识形态阵地
出版是意识形态主阵地所在，“属思想上层建筑范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这也是出版业的根本属性”。 [7]而数字出版则是直面互联网前沿的意识形态阵地，是关涉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技术安全的重要学科之一。 如何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的最大变量转换为最大正能量，做到管得住、用得好，是数字出版需要提交的时代答卷。 而作为开设数字出版专业的高等院校，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则是数字出版学科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 解决得好，能够推动数字出版体系建设，培养优质的数字出版人才，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解决得不好，则难以实现数字出版理论体系自足，无法向社会输送优质的数字出版人才，最终不利于推动数字出版的高质量发展。
2. 数字出版不断提升的话语权，需要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与之匹配
随着国家财政调控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数字出版产值不断攀升，甚至已逼近万亿级规模，层出不穷的数字出版标准规范陆续出台，出版企业对数字出版的重视与日俱增，数字出版在出版学的子学科中，已渐成显学之发展态势。 与上述数字出版话语权提升相适应的是，数字出版学科体系要及时反映、吸收和推动不断发展的数字出版实践。 为此，基于数字出版市场学的研究、调控学的研究、数字出版发展史研究、区域和国际数字出版研究等都应被纳入数字出版学科体系中，以重要的分支学科身份出现。
3. 开设数字出版专业的高校不断增多，对数字出版学科体系优化供给的需求标准越来越高
截至2020年7月，全国仅有21所本科高校开设数字出版专业，其中2020年两家高校新设数字出版专业。 以往主要依赖于数字出版产品、技术、销售等实务课程的学科体系，已不能满足教学需要，难以实现数字出版理论体系自洽，也不能满足数字出版专业学生对数字出版的知识需求和就业需要。
4. 建立和完善数字出版学科体系，是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队伍的需要
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直接关乎专业人才队伍的素质水平，间接影响数字出版行业发展专业人才支撑。 加强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构建完善的数字出版学科体系，支撑“数字出版领军人才、管理人才、内容人才、技术人才、销售人才” 的人才体系，[8]培养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型出版人才，提升我国数字出版行业的整体人才素质，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已成为业界共识，成为时代之需和当务之急。
二、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的瓶颈所在
经过近10年的数字出版教育发展，在持续适应、调整中，高校数字出版教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印刷学院、上海出版传媒研究院等培养的数字出版专业学生，无论是进入国有数字出版企业，还是进入新兴互联网企业，都受到欢迎和好评。
然而，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却并未真正摆脱教育模式滞后、学科体系不完善、难以洞察毕业生面临的行业发展新业态和新发展等由来已久的困境，导致人才培养与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脱节，引发了数字出版学科的主体性焦虑。 那么，何以摆脱困境，建立学科专属的领地?
一门成熟的学科应以规范化的学科体系构建为标志。 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历经近10年的发展，还未形成标准化的学科体系，各高校仍处于“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自行探索阶段，学科体系建设尚存在诸多瓶颈，如开办高校较少、学科归属不统一、课程设置不规范等，进一步匡正研究对象，重组和创新学科体系，构建规范化、制度化的数字出版学科体系迫在眉睫。
1. 学科体系建设主体作用不明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重点学科体系建设是提高高校履行职能效率的重要途径，高校是学科体系建设的实施主体。 开设数字出版学科的高校规模有限，涵盖各类型、类别高校，遍布中国的各个区域，相对分散，很难形成学科研究氛围和学科影响力，导致社会关注度较低，从而与数字出版的发展趋势相悖，难以支撑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
2020年2月21日，教育部公布2019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新增闽南师范大学、山西传媒学院数字出版专业备案。 截至2020年7月，全国仅有21所本科高校开设数字出版专业。
针对开设数字出版专业院校基本情况，主要从院校类型、院校类别、院校所属地区、开设年份四个维度进行分析。
从院校类型来看，公办院校占一半以上，共有14所，其中2所为双一流院校，民办院校5所、独立院校2所。 总体而言，公办院校占比还是过低，仍有待进一步发挥学科体系建设的主体性、指导性、引领性作用，在学科体系建设中做出更多理论贡献和专业奉献。
从院校类别来看，涵盖类别较为广泛，综合类院校7所、艺术类院校4所、理工类院校3所、师范类院校3所、财经类院校2所、语言类院校和工科类院校各1所。
从院校所属地区来看，遍布于中国七大地理区域，其中华北地区、华东地区、西北地区各4所，华中地区、西南地区各3所，东北地区2所，华南地区1所。 总体来看，华北、华东、西北地区是数字出版专业分布最多的地区，而华南地区则相对较少。 区域分布的不均衡，导致高校在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弱化和难以聚焦，在形成合力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学术合作和协同。
从开设年份来看，从2012年以来，每年开设数字出版专业院校数量呈跌宕起伏态势，数字出版专业的增设经历了先冷后热，而后又趋于冷的变化。 由于各院校自身发展状况，21所院校并未全部对外招生。 在中国最大的综合教育门户网站——中国教育在线的高考志愿填报系统，以“本科、数字出版专业”为检索条件，2020年共有13所数字出版专业院校面向全国招生。 招生年度分布不均匀，在需求侧角度，也影响着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的自觉性和规范性，不利于高校在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中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
2. 学科体系建设定位不清晰
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院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将数字出版专业归属于文学学科门类下新闻传播学类，数字出版专业作为二级学科，只能挂靠在相关专业的母体学院。 21所高校中，只有8所高校将数字出版专业归属于新闻传播学院，其他高校有的设在信息管理学院，有的设在文学院，甚至还有的设在艺术与科技学院、商务学院，因而各高校的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都带有所属学院的风格烙印，不尽相同。
例如，武汉大学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侧重数字技术培养，湘潭大学偏向数字出版管理培养，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则重视数字设计。 数字出版学科体系被掩蔽于所挂靠学院羽翼之下，丧失了自身独有的存在感，限制了专业的自主发展。 [9]数字出版学科归属不统一，导致课程设置各自为政，不仅阻碍学科体系建设，还将导致研究生专业设置混乱，甚至博士学位申请审批困难。
3. 学科体系建设创新性不足
学科体系是课程的组织形式，课程设置是学科体系建设的基础和落脚点。 本文通过查询21所院校官网获知其数字出版专业所设置的主要专业课程，共计199门课程，其中164门课程为高校独立设置课程，35门课程为两所及以上高校开设课程。 总体上看，我国数字出版课程体系还处于探索阶段，课程体系结构不尽合理，整体逻辑难以自洽，基础理论课程建设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各高校在数字出版专业课程设置上大相径庭，相互重叠的课程较多，课程体系设置偏复制性，遵循出版学课程设置原则，无法摆脱传统出版思维的藩篱，缺乏时代的创新性和前瞻性，未形成数字出版产业链闭环课程。 另外，自步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数字出版调控体系已经形成“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包含计划调控、财政调控、税收调控、投资调控、价格调控等多种调控手段在内的调控体系”，[10]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却鲜有专门数字出版调控学原理、实践的课程设置和内容。
(1)继承传统出版课程，偏向理论研究。 以35门课程为基础数据，可发现高校设置最多的课程是数字出版概论、数字出版创意与策划、传播学、出版学基础、中外出版史、出版法规、传播学概论、出版营销学、传播学原理、编辑出版学等，传统出版课程占比过高，这从表2中也可见一斑。 大部分高校在课程设置上仍保持传统出版思维，趋向出版基础知识体系构建，将传统出版理论课程作为基础课程，而数字出版基础理论课程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如湘潭大学共设置19门课程，其中传播学原理、出版学基础、编辑理论与实务、出版法律基础、选题策划、版权与版权贸易、出版经济学7门课程为传统出版理论课程。
(2)开拓新生出版业态课程，未形成数字出版产业链闭环。 依照数字出版产业链，早在2014年，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下称教指委)建议将数字出版专业核心课程设置为数字出版概论、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传播学、数字媒体编辑、数字版权管理、数字出版营销6门课程。
从这6门课程在21所高校的开设情况可知，只有北京印刷学院、曲阜师范大学与教指委所建议的课程匹配度较高。 而严格意义上的涵盖数字出版产业链闭环的课程设置，则应包括数字出版基础理论、数字出版市场学(产品、技术、营销等)、数字出版调控学、数字出版史学、区域或国际数字出版学等。
三、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构想
学科体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学科体系，指的是一门学科的定义、基础、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任务、知识体系、研究方法等外在结构; 狭义上的学科体系，特指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及其所反映的知识结构。 [11]鉴于学者对数字出版学科体系研究较少，本文参考出版学学科体系的研究成果，针对狭义上的学科体系建设提出初步构想，即数字出版学科理论体系构建。 依据数字出版自身发展现状，可将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定义为数字出版活动范围内所涉及的相关学科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1. 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学科体系构建依据
(1)数字出版学的研究对象。 有学者指出：“构成出版学的分支学科必须具备一定条件：一是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 二是其研究对象与出版学研究对象紧密相关; 三是其研究成果能构成对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整体认识。 ”[12]作为出版学子学科的数字出版学，自然也需遵循以研究对象为依据的原则。 学科体系的构建必须根植于研究对象，是研究对象的继承和外化，研究对象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点。
在《数字出版学研究对象：研究价值、提炼方法与多维表达》一文中，笔者提出，数字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数字出版活动，即数字出版活动主体、内容、客体和效应所构成的客观存在。 由此，数字出版学科体系需要包含对数字出版主体——数字出版活动附属的机构和个人的研究; 数字出版活动本体——市场调节活动和宏观调控活动的研究; 数字出版活动客体——数字出版活动附着或指向的对象如数字出版物、数字出版技术、数字出版环境等方面的研究; 数字出版活动效应——数字出版活动之所成，如发展历史、效益功能等方面的研究。
(2)现有的数字出版课程体系。 现有的数字出版课程体系是构建数字出版学科体系的重要基础。 现有数字出版课程体系要遵循“增、删、调”的原则，采取解构之后重构的方法，吸收和采纳现有数字出版课程体系中的合理性因素，对现有数字出版课程体系进行取舍、拔高、调整之后，再进行创新和重建。
关于“增”，这部分理论创新难度最大，需要新增关于数字出版基础理论、市场学、调控学、史学、国际数字出版等领域的核心课程; 关于“删”，涉及传统出版的课程方案，不能将其作为数字出版学科体系构建的核心加以对待，需从学科体系中去除; 关于“调”，如前所述，各高校开设的数字出版课程，其中数字出版概论/导论、数字出版技术、数字出版营销、数字出版环境等方面的课程是真正反映数字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成分，需要进行保留和逻辑整合。
(3)发展变化的数字出版实践。 不断发展、变化的数字出版实践是学科体系构建的重要依据。 参考汪琴、黄凯卿对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方法，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应立足于数字出版产业链，建立在对数字出版工作全部要素、全部过程进行全方位整体研究基础之上，[13]而对数字出版产业链各方面、各环节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是扎根不断发展变化的数字出版实践。 数字出版学科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就是要不断反映数字出版的新实践，反映数字出版的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等，以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指导数字出版实践的发展。
2. 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学科体系构建原则
数字出版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发展历程相对较短。 为构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应以原则指导方法，明确学科体系建设的目的和标准，以原则支撑学科体系建设。
(1)统一性原则。 数字出版学科体系的构建，统一于出版学体系之中。 在出版学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各学者不约而同地将数字出版作为出版学的二级学科，数字出版被认为是出版学的继承和延续。 数字出版应正确处理与编辑出版学、传播学、广告学、新闻学等相邻学科的基本理论关系，在合理继承出版学已有的理论基础上，融合数字技术与数字媒体理论，与出版学协同并进，统一协调发展。
(2)独立性原则。 任何学科的规范，必须遵循“一事”“二众”原则，二者缺一不可，“一事”指必须能够规范这个学科只能是这个学科，而不会成为其他学科; “二众”指必须能被从事该学科的大多数专业人员所掌握，而不能被专业外的人员轻易掌握。 [14]为了数字出版学科的规范性，必须明确数字出版学科的独立性价值，与出版学其他子学科做出明确区分，同时指明数字出版并非出版学与数字技术的简单交叉或融合。 构建独立的数字出版学科体系，打造特色的学科理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数字出版学科存在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3)适应性原则。 本着“立足本校，面向社会，适应发展，满足需求”的方针[15]构建的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应适应我国数字出版发展趋势，满足数字技术飞速发展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既输送数字出版学科领域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又解决本学科领域关键性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4)实践性原则。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数字出版实践活动，能充分发挥其文化传播功能，为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提供新题材或新问题。 目前，我国数字出版学科体系与数字出版实践的关系尚未真正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一方面，数字出版学科课程设置偏向纯理论研究，体系先行的模式较为突出; 另一方面，缺乏对数字出版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的理性概括与提升。 数字出版实践是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的有力支撑，数字出版学科体系构建应遵循实践性原则，加强数字出版理论研究对数字出版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发挥实践的动力作用，促进数字出版理论的更新迭代。
(5)创新性原则。 创新是第一发展动力。 在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和信息网络时代，数字出版学科体系的建设应突破出版学科体系的囹圄，注重解释、解决当前数字出版实践中出现的新技术的理论研究，如5G出版、VR出版、AR出版、AI出版等，只有这样，才能永葆数字出版学科理论的生命力和活力，发挥好孵化器作用。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数字出版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它的体系框架需不断进行调整和创新，方可形成规范性学科，构建数字出版学科特有的一系列术语概念和理论要素。
(6)层次性原则。 “设置的课程要区别核心课程与非核心课程 , 重点放在建设核心课程之上。 核心课程在整个学科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能体现学科特点 , 包含学科的主要知识点 。 ”[13]于数字出版学而言，学科体系的构建要把反映数字出版研究对象、核心知识点的学科作为第一层次，如基础理论、市场学、调控学等。 同时，第二层次可设置数字出版产品、数字出版技术、数字出版营销、数字出版项目、数字出版人才等重要课程。 其中，数字出版基础理论、数字出版技术、数字出版调控等核心课程要给予足够的人财物资源进行研发和攻关。
3. 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基本要素
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流程，首先要在复杂的事物现象中抽象概括出反映该事物本质的核心概念，然后以核心概念为逻辑起点，通过中介环节逐步展开，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形成逻辑研究的理论框架。 [16]因此，在构建数字出版学科理论体系之前，需明确其基本要素，即“一个中心，一个对象，三个性质，五个分支”。
(1)“一个中心”指以数字出版学科为中心，坚持数字出版学科本位，遵循“一事”“二众”的规范，构建数字出版学科体系。
(2)“一个对象”指数字出版学研究对象。 学科体系的建立有赖于学科属性的定位和研究对象的确立。 [17]当下，我国数字出版理论研究尚浅，对数字出版学研究对象的研究，鲜有学者涉足。 本文以笔者提出的数字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数字出版活动，即数字出版活动主体、内容、客体和效应所构成的客观存在为基本点和依据。
(3)“三个性质”指数字出版学科的社会科学、交叉学科、应用学科的三个学科性质。 当人们对“数字出版，是指以数字技术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进行传播的新型出版”[18]达成共识以后，基于研究对象是数字出版活动，可归纳出数字出版学科的性质。 其一，社会科学。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其中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是社会科学，也就是说，科学领域的学科划分，是其研究对象的属性决定的。 [19]数字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集数字出版活动主体、内容、客体和效应为一体的客观存在，是一种社会活动或社会现象。
其二，交叉学科。 数字出版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交叉学科，对它来说，要与心理学、历史学、法学、信息学、艺术学等成果和结论结合起来研究读者心理、数字出版史、数字出版法规、数字出版校对、AI出版、数字出版物设计与制作等，这些学科便成为数字出版学的交叉学科，随着学科之间的交叉综合的加剧，数字出版学的交叉学科将越来越多。 [20]其三，应用学科。 指可解决社会生活、生产以及管理中的实际问题的学科，[21]数字出版是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出版，用以改善出版流程，提高读者服务质量，解决出版在数字技术语境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的新兴学科。
(4)“五个分支”指数字出版学下设的数字出版基础理论、数字出版市场学、数字出版调控学、数字出版发展史、国际数字出版五个分支学科。 分支学科围绕学科研究对象，能够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其研究成果构成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认识。 [22]数字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集数字出版活动主体、内容、客体和效应为一体的客观存在，基于此，从多个特定角度或特定方面将数字出版学的知识体系划分为五个分支学科。
4. 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具体构成
在统一性、独立性、适应性、实践性、创新性、层次性原则的指导下，围绕“一个中心，一个对象，三个性质，五个分支”，结合当前国内数字出版学科研究的现状与出版学科体系建设研究成果，笔者试对数字出版学科体系进行重新归纳。
专业/二级学科：数字出版学。子学科/三级学科：数字出版基础理论、数字出版市场学、数字出版调控学、数字出版发展史、国际数字出版。
(1)从理论维度看，数字出版基础理论是对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进行钻研和考究的学科，涵盖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包括数字出版概念、研究对象、特征理论、学科性与学科体系、方法论、价值论等。 具体可分为：数字出版本体论，回应和关切数字出版学概念研究、基本属性、特征理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学科性质、学科地位、学科体系等本体论的研究; 数字出版价值论，探索和建构数字出版指导思想、功能定位、基本原则、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价值论体系; 数字出版方法论，拓宽和抽象数字出版领域的哲学方法、经验方法、逻辑方法、横断学科方法以及专门科学方法等方法论体系。
(2)从实践维度看，包括数字出版市场学和调控学。 数字出版市场学，旨在解决数字出版市场化、产业化发展问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以数字出版市场学基本原理、产品、技术、营销、人才、管理、流程、制度等范畴为研究内容，涵盖数字出版从产品策划到市场运营的全部市场调节领域的知识体系。 数字出版调控学，旨在解决数字出版治理和调控问题，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以数字出版调控学基本原理、规划调控、财政调控、税收调控、价格调控、标准调控、协会自治等范畴为研究内容，覆盖数字出版的宏观调控各方面、全过程和各环节。
(3)从时空维度看，包括数字出版发展史和国际数字出版学。 数字出版发展史，从时间维度，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可将眼光向过去投射，向未来延展，可从事数字出版发展历程、阶段等数字出版史方面的研究，也可开展前瞻高新技术对出版业应用的数字出版未来学方面的研究。 国际数字出版学，从空间维度，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还可跨越空间距离，进行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的数字出版比较研究，除对中国数字出版研究以外，还可对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出版进行研究，以相互启迪和借鉴。
中国特色在上述数字出版学的学科体系中的体现主要包括：基础理论中的数字出版的指导思想、基本属性、特征理论、功能定位等，尤其是意识形态属性，更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学的理论品格; 数字出版调控学则以宏观调控为视角，旨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 而数字出版发展史，迄今为止，其实也是一部政府引导、推动、调控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历史，是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学的重要体现。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出版实践日趋壮大，一些新兴的分支学科不断产生，因此，出版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23]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亦是如此。 笔者试图构建的数字出版学科理论体系是顺应当前数字出版发展现状的学科体系，立足于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动态性，构建一个多维纵深的数字出版学科理论体系，任重而道远。
结语
数字出版概念诞生20年左右，专业自开设以来已近10年，开设高校已有21家，然而，学科建设主体作用不明显、定位不清晰、创新性不足等问题，限制和束缚了数字出版学科体系的创新、优化和完善。 为顺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数字出版实践，为企业培养兼具理论与实践、谙熟现代出版技术的复合型新时代出版人才，构建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学科体系显得日趋重要。
在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的研究尚属“蓝海”的今天，笔者通过阅读大量文献，立足扎实的数字出版实践经验，归纳总结出数字出版学科体系构建应以学科研究对象、现有课程体系、数字出版实践为依据，遵循统一性、独立性、适应性、实践性、创新性、层次性原则，以“一个中心，一个对象，三个性质，五个分支”为主体，划分出数字出版基础理论、数字出版市场学、数字出版调控学、数字出版发展史和国际数字出版五大分支学科。 [24]
数字经济论文范例：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数据保护成熟度模型构建
一孔之见，以飨读者。 希冀本文能够引起数字出版共同体对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视，相互争鸣和交流，不断达成关于数字出版学科体系的行业共识和学术认同，画出最大同心圆，取得最大公约数，以促进数字出版理论自治和逻辑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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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新新1，张莉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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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