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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2-28 10:53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新时代的舆论呈现出新特征、新结构、新趋势,对传统的舆论学知识体系产生了颠覆性影响。虽然国内舆论学在研究议题、方法与视域上关涉概念梳理、模型建立、舆情引导策略等,但总体上呈现学为末、术为主、策为上特征,忽略了对舆论的抽象层次的理论建构。新媒介技术的
[摘要]新时代的舆论呈现出新特征、新结构、新趋势,对传统的舆论学知识体系产生了颠覆性影响。虽然国内舆论学在研究议题、方法与视域上关涉概念梳理、模型建立、舆情引导策略等,但总体上呈现“学为末、术为主、策为上”特征,忽略了对舆论的抽象层次的理论建构。新媒介技术的出现为舆论学知识体系的转型与重构带来了新的契机,它要求研究者平衡舆论治理“道”与“术”的关系,重新阐释舆论学的诸多概念与命题,进行元理论的建构和研究范式的革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符合中国独特语境的本土化研究,促进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勾连与互动,以构建中国特色舆论学概念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方法体系。
[关键词]舆论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元理论;本土化
当前国内的舆论学研究可谓热闹非凡:研究机构、智库如雨后春笋,相关论著汗牛充栋,舆情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但是,现有的舆论学研究或囿于微观的现象描述,或热衷于政府危机管理的视角进行舆论引导与管控研究,这种政策导向的工具性研究可能会忽略表象背后的群体心理、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等深层理论问题。面对新时代舆论学知识体系的新特征、新结构与新趋势,现有的舆论学理论与方法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后劲不足。因此,重构舆论学的知识体系十分必要。
一、新时代舆论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挑战、新趋势
广义上的“知识体系”包含概念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方法体系等,它将不同板块的知识点按照某种逻辑有机串联起来,塑造我们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新时代舆论学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与方法体系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面临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舆论论文范例： 新时代高校领导干部舆论引导能力研究
(一)舆论主体的多元与人机协同
舆论主体是单一亦或多元,至今未在学界获得广泛共识。从词源来看,“舆”字出现在春秋末期,意指“车厢”,后指代“车”,“舆人”则指与车有关的人,如车夫、管车男女、随车士卒等,后引申为公众。舆论即公众之言论、意见或议论。在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媒体俨然成为公众意见的代言人,未被大众媒体报道的议题不构成舆论。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公众自由、充分、便捷地表达意见提供了便利平台,塑造了一个众声喧哗的网络公共领域。由于不同主体在立场、知识与利益上的差异,网络舆论场的结构变得复杂。有学者提出了“两个舆论场”的观点: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即官方舆论场,它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公众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①。
受其启发,有学者进一步划分为官方舆论场、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②,以诠释舆论主体的多样性。“两个舆论场”揭示了舆论主体的多元。若从舆论的本义出发,“官方舆论”的说法不符合“舆”指代公众的原义,但现实中不同舆论场的话语差异显而易见,这是由于强调舆论的公众性价值而忽视了公共性价值所致,从而将舆论主体单一化,官方与民众成为管理上的主客体对立关系,而非对话、互动与协商的主体间关系。公共性价值意味着舆论是政府、公众、社会团体、大众媒介和意见领袖等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过程的产物③。
两个舆论场格局的背后机理在于以官民之间互动模式为依托的竞争性互动,双方在议程的设置和框架的选择上利用对自己有利的媒体资源进行话语权争夺,具体操作层面则表现为“告知”与“喊话”,缺乏对话的基础④。因此,对于互联网舆论格局的认识和理解应当从“两个舆论场”的对立走向“多元主体”的融合。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舆论主体出现了人机协同的新趋势。社交机器人改变舆论发生的逻辑,它通过实施计算宣传战略,深度介入了选举、议题对话等政治过程,干预政治活动,影响政治决策。
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由社交机器人发布话题标签#macronleaks,传播不利于马克龙(EmmanuelMacron)的邮件泄露信息,使网民围绕马克龙的阴谋论讨论甚嚣尘上(Downing&Ahmed,2019)⑤。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数千个社交机器人账户发布了与选举有关的数百万条内容,大多涉及阴谋论和政治谣言。一项对社交机器人是否能够产生沉默的螺旋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机器人的数量仅需占特定议题讨论参与者的5%-10%就可以改变意见气候,而它们所传播的观点最终会占主导地位⑥,这也意味着“相对少数的机器人足以朝着其所支持观点的方向左右舆论环境,引发沉默的螺旋,最终导致机器人操控的意见被接受为公认的多数意见”⑦。
社交机器人对舆论的影响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张洪忠等人对政治机器人在政治选举、社会动员、政治干扰等方面的舆论干预功能进行了探讨,发现政治机器人在打造虚拟意见领袖、建立与民众稳固的社交关系、投放针对性的信息和引导舆论讨论等方面作用明显⑧。总体而言,学术界对社交机器人多抱以负面的刻板偏见,认为它是“舆论操纵的机器”,破坏现有的舆论生态,扭曲政治传播过程。但技术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是多重的,社交机器人既可能是舆论的操纵者和阴谋的实施者,也可能是民主政治的推动者,未来还可能摆脱和超越工具性媒介功能的束缚,成为具有自主思维能力、判断能力、情绪表达能力等有限人格特征的行为主体。
“社交机器人将越来越人性化,当人类十分自然地将‘他们’视为身边的社会行动者时,‘他们’仅仅是服务于人类的社会行动者,还是调节人类社会关系的行动者,或是能够成为其他更多充满想象意味的社会行动者,这都需要我们更加审慎地思考。”⑨如果社交机器人被视为特殊的舆论主体将颠覆现有的舆论理论,“人+社交机器人”的传播格局已成为一种可想象的社会图景◈10,这将对未来的舆论生态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二)舆论结构的分众化与圈层化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互联网广场式的“众声喧哗”逐渐演变为“圈子内的窃窃私语”,陷入了麦克卢汉所说的“重新部落化”过程。舆论结构的圈层化是指由于社交圈子化、信息获取定制化、交互关系层级化而形成的一种在特定圈层中进行信息交互和情感沟通的现象,由信息圈层和社交圈层组成。圈层概念最早可追溯到费孝通提出的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结构的“差序格局”,后兴起于城市规划研究,曹传新等人将城市地域、交通、产业等地理要素视为不同圈层,探讨了城市在圈层化状态下的整合发展问题①。其后这一概念被引入有关网络空间的研究,指代网络社区的社群聚集现象②。
关于舆论结构圈层化的弊端,国内学者认为:圈层内的“抱团取暖、内外有别”引发了不同圈层间的摩擦、对抗与竞争,导致圈层间沟通的困境,而稳定在相似价值观、立场与态度“同温层”中的“心理共同体”也给公共对话的顺畅进行和社会协同、社会共识的形成设置了巨大障碍③。在这一格局下,任何一种跨圈层的传播行为都意味着巨大的圈层间阻力④,圈层的“硬壳”抵挡着不同意见的输入,导致偏见和价值冲突⑤。
因此,如何利用横向关联实现圈层间的互动、沟通和认同,便成为这一社会形态下最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与协调的实践逻辑⑥。舆论的圈层化给舆论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一方面,圈层传播的参与动机非常复杂,远非传统亚文化理论的概念工具所能解释,其背后可能源于沉默的螺旋恐惧、信息茧房效应、政治效能感低下、政治冷漠等社会情绪,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圈层传播的私密性,研究者想要获得大数据样本将会非常困难,也会遭遇来自隐私保护伦理与法规的挑战,未来的舆论研究应把握不同圈层的话语特征、情感符号、行为逻辑以及圈内秩序、层级关系、沟通仪式、社会网络关系等,“既要从整体性的大众舆论转向分众舆论,做文化族群式(如知识分子社群、底层民众、黑客、小粉红等)的圈层舆论研究,也要从显性舆论走向隐性舆论,关注被主流研究议程有意无意遮蔽的部分”⑦。
(三)表达方式的隐蔽化与隐喻化
据麦康奈尔等人统计,大约只有1%的网民会在网络表达观点,而剩下的99%都是“潜水者”⑧。但“潜水”并非代表不产生舆论,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呈现方式更加多样,除了公开发表的内容,搜索、浏览、关注、点赞、转发等行为都可以纳入舆论研究的范畴⑨,因为网民的关注、表达与聚集,反映了用户当下的情感、思维与认知,这也是舆论的重要部分。在算法推荐技术的作用下,公众的注意力时长也变成了“舆论热度和聚集度”的重要指标,这种无处不在、不易察觉的智能化监测技术使得舆论学的测量、统计方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还具有隐喻化特点。如使用多模态手段将图像、漫画、流行语、表情包、短视频、迷姆等进行二次创作、改编与重组,实现对意义的建构和争夺,形成一种图像舆论。“这种文字变异、图片拼接、混剪、另类修辞、隐喻等写作方式被广泛运用于敏感预语境下,是舆论表达的另类方式”◈10,且各种“头脑难以想象”与“文字无法言喻”的情景都能够通过图像的特殊形式加以表达,其奥妙在于能否通过图像“刺点”激活公众的“集体记忆”,完成“意义定格”。在图像维权事件中,其“刺点”往往指向强者的凶残和弱者的伤痕,“下跪”“跳楼”“喝农药”“自焚”等“悲情身体叙事”是其常见的修辞方式;在热点公共事件中,其“刺点”则多指向官员的奢侈穿戴、出格言行及夸张表情。
这种民间抗议与维权行为是一种“展示政治”(politicsofdisplay),通过在舆论面前展示当事人的正当权利与所遭遇的“不正当对待”倒逼当权者矫正其不当行为①。然而,过度的视觉展演可能沦为能指的狂欢而造成意义的缺失,参与者如若只信奉狂欢即抵抗原则,虽有可能形成舆论倒逼态势,获得了矫正权力的契机,但也容易走向另类与过度诠释,弱化公共讨论的严肃性②。这是未来舆论学研究在图像转向中需要反思的重要问题。
(四)议题的泛道德化与流动性过剩
作为社会监督力量,舆论关涉公共权力与公共道德,因而天然具有公共属性。但出于对抽象舆论观带来的多数暴政的警惕,学界长期回避对舆论的公共性价值研究③。在舆论学相关教材中,仅程世寿专门强调过舆论的公共性价值,他在《公共舆论学》中将舆论定义为“社会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议论通过公共论坛的扩散而形成的公共意见,是民意和众意的反映,是人民精神、愿望和意志的总和”,并指出公共性在舆论中至关重要,没有公共性,舆论就只是人们私下的议论,是一般的舆论④。
公共性缺失导致了“娱乐至死”之局面。流量为王时代,自媒体塑造了娱乐化、功能化、感官化的传播环境,娱乐明星的私人事务长期霸占舆论头条或热搜榜,蚕食了对严肃、紧迫、重大的公共议题的讨论空间。而以受众需求为导向的传播模式又使得有限的公共议题讨论容易走向立场优先的泛道德化与泛政治化,如各种“门”事件以及从普通维权事件中引申出来的“阴谋论”、对事件的标签化与污名化解读等,“这种本来没有公共意义的私人事件或私人物品,因为被公共媒体广泛炒作而获得了可见性,进入公共场合并成为所谓的公共事件”⑤。
公共议题的泛娱乐化炒作不仅遮蔽了事情的真相,对公共问题的理性讨论无益,还可能引发社会道德恐慌,导致舆论的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指一定社会语境下,舆论表达过度活跃,溢出了社会正常的可承受限度,致使舆论表达过剩,导致系统超载,存在风险之忧⑥。就当前的舆论态势来看,一旦涉及到官、富、警、星等群体时,舆论的燃点极低,容易引发情感动员和群体狂欢效应,弱传播效应非常明显。弱传播理论认为,舆论世界与强传播的现实世界相反,是一个弱传播世界,遵循弱者占优势的定律,即现实世界中的弱势群体在舆论世界中会变成强势群体,因为现实世界中的“强者毕竟是少数,弱者最大的优势或唯一优势就是人数”⑦。
由此在弱传播中奉行情胜于理、避重就轻、主次颠倒的传播策略:舆论世界奉行情感法则,公众并不关心事件的真假,而关心道德的对错和情感的共鸣⑧;痛、惊、怒、恨四种情感对舆论的引爆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⑨;“痛苦”是弱势群体进入公共空间的“媒介”和政治参与的重要管道,“同情”则会推动相关议题的公共讨论◈10,“愤怒”则是公共情感失范的表征◈11;舆论总是关乎“轻”的道德议题,避开了技术、知识、理性等“重”的门槛。即便是一件较为复杂的公共事件,公众总是能在刻板意见、集体记忆、政策沉淀等因素作用下,迅速提炼出强与弱二元对立的道德话语情境◈12。这将促使舆论学研究从过去的信息、内容视角转向关系和情感的视角,悲情叙事、情感动员、情绪传播、关系认同等议题将是重点关注对象。
二、新时代我国舆论学研究的得与失
当前,舆论学作为一门显学,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产业发展都呈欣欣向荣之势,但新媒体带来的种种挑战使得传统舆论学知识体系凸显出“范式危机”。针对我国舆论学研究的总体现状,笔者统计了2001—2021年舆论学研究的发文量,以“舆论”“舆情”“民意”为关键词,在CNKI共检索出文献116,433篇,学位论文21,922篇;从年度对比看,2016年最为突出,计9905篇,但文章发表的总体层次并不高,其中CSSCI期刊论文只有16500篇,占比14.17%(检索时间为2021年10月30日)。
在研究主题上,排在前五的依次是网络舆情、新媒体、舆论引导、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多数研究是服务于政府危机管理。在学科领域方面,虽然舆论学研究涉及政治、传播、管理以及个人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等问题,具有跨学科属性①,但绝大多数研究来自于新闻传播学,有部分研究来自政治与行政学,学科交叉性较弱,相关研究散见于各学科中,知识结构分散杂乱,不成体系。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具体的案例。
如“8.12天津港爆炸事故”的舆情研究就有50余篇,议题分布于次生舆情的演化规律、舆情引导中的政府公信力危机、舆情发展规律、舆情应对能力等。“药家鑫案”的舆情研究也有10余篇论文,议题分布于热点事件的法律应对、网络集体行动中的舆论生成及演化机制、舆论审判对突发事件的影响、公共舆论中的政治道德考量等。
类似的研究多材料堆砌和现象描述,研究视角过于细碎,得出的结论不具宏观性价值,这种现状亟需舆论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也有部分研究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与仿真模拟,在舆情演化、情绪感染、集群行为等方面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提高了研究者对舆情传播规律的科学认识。如宗利永构建了一个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的多主体模型,得出了舆情演化呈“S”型曲线状态特征的结论①。陈福集等学者引入G模型分析,认为网民的公共偏好影响着网络舆情演化的终极方向,且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和可控性②。
李卫东等人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互联网中微博舆论传播的复杂拓扑结构模型,分析其结构特征和演化机制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许可团队通过抽取互动频繁的微博用户群体组成的社交网络,分析了20万新浪用户的7000万条微博历史数据并进行情绪分类(高兴、愤怒、悲伤和厌恶),发现愤怒的情绪相较于其他情绪更容易在微博传播,用户间的情感关联随着互动的增多而增强,拥有更多朋友的用户与所属社区的情感关联也更为显著,此发现有助于对社交网络中的情感传播和影响进行建模④。
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在积极探讨舆论学研究的一些热点与难点,对于学科的良性发展带来了积极效应:首先,有关舆论的公共性价值的讨论。过去学界普遍认为舆论作为公众意见是政府管理的对象,而非对话和协商的主体,但是如果舆论仅限于公众意见的话,就不存在多个舆论场,更不应有官方舆论场这一矛盾的说法;而舆论的公共性价值可以拓宽公众作为单一舆论主体的范围,将政府、媒体、意见领袖等都纳入舆论的多元主体之中,摒弃政府与舆论的二元对立关系,建构一种新的舆论引导范式⑤。
其次,对网络舆论场的治理存在思维比较僵化、手段单一、体制不顺、协调困难等问题。有学者借助复杂世界理论、小世界理论、自组织理论、网络生态理论等对网络舆论场供给侧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强调网络舆论作为一个复杂的非平衡的生态系统⑥,政府的治理应尊重它的内在规律其及与外部环境关系的复杂性,因为“舆论场是一个有机体,其内在的成分是相互关联,无法分割,网络生态系统要尊重和估计多样性的共处和兼容”⑦。
这表明网络舆论展现出顽强的自主性结构力量,这对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以及中国的政治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助益作用⑧。因此,一个有活力的网络舆论场有差异、有竞争、有对冲,同时还有交流、有互动、有协商,最后在动态中寻找到“最大公约数”,达成底线共识。
再次,对舆论聚集、网络群体性事件等概念的梳理工作,对于厘清当前一些思想误区,打破治理惯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网络舆论表达多被视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原罪”色彩,提出的对策自然就是加强管治之类。有学者纠正了这一说法,认为当前被冠以“网络群体性事件”之名的诸多网络公共事件本质上是一种舆论聚集现象,多数能起到正面的舆论监督作用,由此呈现出概念内涵的价值立场与所表述对象的事实不相吻合的问题,此类研究对于创新相关理论研究和推进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舆论研究的情感转向、后真相等议题的讨论,打破了情感—理性二元论的困境,重新发现了情感在公共舆论中的积极意义①,有学者提出了“情感融入性公共领域”“情感融入性协商民主”“情绪性理智”等概念②,或从认知心理学出发,将情感视为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的重要资源融入公共理性当中③。综上所述,尽管当前舆论学的相关成果数量庞大,研究主题、视域和方法都在不断更新,但总体而言,高水平论文太少;对个案的微观研究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忽略了对舆论的抽象层次的理论建构,而这是舆论研究的根基。
研究“或停留在现象描述、举例说明的初级阶段,低水平重复;或思路不清,内容笼统,表述模糊,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与个人见解;或自说自话,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积累;或忙个不停地提出应对策略,缺乏冷静而深入的学理探讨。尤其是其中的各种学理问题,更是盘根错节,头绪纷繁,难得要领。”④因此,基于网络空间的复杂性、生态型、开放性环境,我们亟需从概念、理论、话语、方法等入手,重新思考舆论学知识体系的重构问题。
三、新时代舆论学知识体系的重构:着力点与平衡点
当前,我国舆论学研究还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借鉴、阐释上,缺乏本土化的改造,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脱节,割裂线上与线下舆情,总体呈现出“学为末、术为主、策为上”⑤的特点,这种现状亟需舆论学知识体系的重建来扭转。重构舆论学知识体系,关键要找到着力点和平衡点,并处理好以下几组关系:
(一)舆论治理的道与术
在中文语境中,“道”是指事物运行的内在规律,“术”是在规律指导下的实践工具与方法。舆论治理的“道”就是舆论的理论框架与思想体系,它体现了一整套舆论世界观,为舆论治理提供养分和方向,舆论治理的“术”则是具体的操作手段、方法、策略、技巧等。由于缺乏理论自觉或反省,“国内学者以及官方智库多是以现实应用为导向,对网络舆情和舆论的探讨尚处于悬置基础问题与追捧策略研究阶段,基于图表数据的实证研究又因其过于琐碎,甚至于抽离或淡化舆论事件所处的社会语境,难以深入探寻网络舆论场的学理。”⑥
例如关于舆论反转,有的对策研究将其错误地等同于新闻反转,消极地看待反转带来的风险,而忽略了前者是多元舆论主体间沟通与对话后的事实澄清,后者则呈现了一种动态、对话、互动的新闻生产⑦;因而忽视了真正需要治理的问题应当是虚假消息或者谣言本身。又如针对网络谣言的传播,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信息传播的层面,而应深入到人性、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加以考察,事实上,谣言的传播动机非常复杂,既与贪婪、泄愤、阴谋、企图有关,也有娱乐、焦虑、求知、期望、利他情怀有关,既存在具有破坏力的黑色类谣言,也存在低危害类的玫瑰式谣言,特定情况下,谣言还是一种弱者的武器和权力的补偿渠道⑧。
因此,谣言的治理应基于法治与人文相结合的原则,对谣言既需要规范的法律治理,也需怀有一份对人性的宽容和理解,在治理哲学上追求言论自由与依法治理的良性平衡,以达到标本同治的效果。再如新媒介技术赋权下的公共舆论虽存在一定的情绪化或民粹化倾向,出于对可能触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警惕,不少研究对此大谈治理危机,影响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健康成长。
这类专注于“术”的论题屏蔽了对“道”的研究,无法触及问题的本质而只能囿于表面的日常经验化的处理。因此,“必须建立开放多元的概念群,才能有效概括错综复杂的研究对象,并且从网络公关/网络营销、网络谣言治理、网络公共领域、网络与集体行动、网络与社会运动、网络与国家安全以及网络动员等多元的理论视域与研究领域出发来开展研究,才能推动该领域学术研究的切实进步,为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①
单纯的现象描述虽体现了舆论学研究的现实关怀,但无法满足舆论学研究的理论需求;同时,再具洞察力的理论思辨与顶层设计,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检验工具,也可能沦为空想。如近年来兴起的公共舆论研究的情感转向超越了情感与理性二元论的分析框架,对情感在公共舆论中的积极价值及其与真相、公共领域、协商民主等议题的关系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讨,稍显遗憾的是,对于公众情感的形成、传播、感染和转化机制等问题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例如,大数据时代的公共舆论常以多模态的社会表征形式存在,如表情包、段子、流行语、视频、图像等。
但由于编码和修辞手段的复杂,目前相关研究大多是基于静态的文本的研究,针对多模态的、复杂文本的研究则多集中在话语与符号学领域,如何借助大数据手段,通过图像识别、语料库等方法对图像、流行语、表情包、视频等所表征的社会认知、社会需要、社会情绪、社会价值以及行为倾向进行编码,并统计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心态,显得非常有必要。而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信息茧房、回音室、过滤泡、群体极化等问题的研究多源自逻辑推理和假设,对于其是否存在、如何存在等问题尚缺乏充分的实证检验。
一言以蔽之,新时代的舆论学研究必须把握好道与术的平衡:一方面,再有洞察力的预见和顶层设计,也须借助科学手段去检验和实施,否则会陷入“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循环论证中;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再好的研究方法也容易误入碎片化研究的歧途,导致“内卷化”和“精致的平庸”的困境。正如李金铨所言,内卷化犹如用放大镜照肚脐眼,其研究过程不过是技术上的分发丝,舍本逐末,纵然把发丝数数得分毫不差,也看不到整个头型的全貌②。
(二)外来理论的借鉴与本土创造性转化
一个学科或者一个研究方向是否形成了本土的知识体系或者学派,一般有五个标准:第一,中国学者有了自己的看法;第二,中国学者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第三,中国学者开始形成系统化的独特看法;第四,中国学者形成了成系统的、独特的、较为统一的看法;第五,中国学者形成了独特的、成系统的、统一的、同时又被外人承认的“中国学派”③。从目前舆论学研究的现状来看,我们总体处于看法、观点的阶段,远未达到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中国特色的舆论学知识体系建设还任重而道远。当前舆论学的理论资源主要是源于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占据主流的仍然是西方经典理论如议程设置、框架理论、第三人效果、沉默的螺旋、群体极化、公共领域、社会治理、协商民主等。
在处理西方理论与本土化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把握好平衡点:一方面,我们要对西方舆论学研究的经典概念、分析框架、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了然于胸,做到知己知彼;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给西方理论当注脚和试验田,而是要结合本土化语境进行“创造性转化”,尝试提出新的解释框架,形成中西理论对话之局面。正如李金铨所言:我们学习西方理论,不是为了替西方理论找海外依据,而是希望能够活络思想,帮忙勾勒素材,以研究母社会的重大问题,从而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与西方文献同等对话④。
以沉默螺旋理论为例,当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不同国家、不同场域(新媒体环境)的适用性检验,结合中国语境,我们应该继续从理论本身进行追问和拓展,如沉默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当前媒介技术是否加深了沉默螺旋效应,圈层化结构是否与沉默的螺旋有关?中国语境下的反向沉默螺旋与反沉默螺旋现象是否是一种延伸和拓展?对于第三人效果理论,其理论前提的“乐观偏见”是否是无需证明的公理?
因为人的性格千差万别,在不同环境并不总是表露出自信倾向,关键是选取谁作“第三人”,如果进行上行比较,可能产生悲观偏见,将会导致不同的行为逻辑。此外,对于既有的“第三人效果”理论研究其变量主要有社会距离、个人涉入度和议题涉入度等,极少把情感考虑进来。事实上,“第三人效果”所揭示的现象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其相关变量的设定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未来的研究可以把情感纳入进来,共同考察第三人效果的发生机理和逻辑,同时也将第三人效果理论运用到舆论动员中,深入理解悲情叙事、戏谑叙事、表演式抗争的内在逻辑①。对于框架理论,目前研究多局限新闻框架,研究对象多针对大众媒体,但事实上,从舆论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公众的认知框架、行动框架、报道框架和政府的回应框架之间具有一定因果关系,但目前框架理论对不同主体之间框架互动的研究少之又少,因为任何事件的发展往往是多重框架(或议程)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多重框架的基本形态由“公众认知框架(多通过自媒体等方式呈现)—社会运动框架—主流媒体(及其融媒体延伸)报道框架—政府回应框架”构成。
不同主体对不同类型框架的使用,关系到公共空间中不同主体意义的表达方式和效果,进而影响到整个舆论场的话语环境,甚至直接左右公共事件的发展进程②。在研究的技术路径方面,未来的舆论研究要重点关注线上数据反推线下民意的议题,如利用机器学习和统计模型等生成的计算模型,同时将人类被试的网络行为数据记录与在线问卷调查数据的线性或非线性建模关联,建构出“问卷调查—SNS数字痕迹”的社会认知维度关联预测模型,实现线上—线下个人心理行为信息的相互关联,以预测社会心态和真实民意。但同时,再精密的计算机器、再智能的数据挖掘技术都无法改变既有的社会心态,获取真实舆论仅仅依靠网络数据是不够的,还须借助传统的线下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获取互联网潜水者的真实意愿以及不上网人群的真实诉求。
在工作机制上,如何来实现线上与线下的联通,也是新时代舆论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新时代的舆论工作要打通线上与线下的藩篱,实现“线上问题线下沟通”“线下问题线上解决”,走“新群众路线”即“从网民中来,到网民中去”。要不断完善电子问政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对于网民反映的现实问题,既要通过网络进行良好沟通,还要通过线下服务去解决,不能停留在“只问不政”的层面。只有让“线上”与“线下”无缝衔接,努力构建线上线下同心圆,才能真正实现将“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我们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的根本目标。
新时代,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表达方式的转变,价值观的蜕变,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利益格局的调整,治理范式的变迁,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舆论学知识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知识重构正逢其时。面对新现象、新问题、新趋势、新挑战,中国特色舆论学建设须处理好道和术的关系,积极搭建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良性互动与转化机制;摆脱西方理论的简单模仿,结合中国本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素材进行创造性改造,彰显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此外,还要处理好线上与线下的关联与融合问题,促进舆论表达的广泛性、真实性和代表性,以构建情感与理性融合的、多中心、非对称性的中国式协商对话机制和治理模式,提高舆论学研究的想象力,开创舆论学建设的新局面。
作者：郭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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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舆论学知识体系的反思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