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咨询服务正当时学报期刊咨询网是专业的学术咨询服务平台！
发布时间：2022-05-06 11:05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 要：哈萨克族牧民实行垂直移动放牧，与国内外各游牧民族的放牧实践操作存在明显差异，这种独特的放牧样式适应了脆弱高山草地的自然生态系统。在哈萨克族垂直移动放牧中，转场能够合理利用牧草资源，更是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系统的文化行为。系统揭示
摘 要：哈萨克族牧民实行“垂直移动放牧”，与国内外各游牧民族的放牧实践操作存在明显差异，这种独特的放牧样式适应了脆弱高山草地的自然生态系统。在哈萨克族垂直移动放牧中，转场能够合理利用牧草资源，更是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系统的文化行为。系统揭示哈萨克族游牧操作的知识储备与技术操作细节，有助于深化人们对哈萨克族游牧文化复杂性的认知和理解，对今天北疆地区的生态建设可以发挥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哈萨克族;游牧文化;脆弱高山草地;生态维护
哈萨克族族源比较复杂，一般认为主要是古代的乌孙、康居、阿兰(奄蔡)人和原在中亚草原的塞种人、大月氏以及以后进入这个地区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铁勒、契丹、蒙古等各族人融合而形成的[1]。通过今天的田野调查，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哈萨克牧民虽然在当地的放牧延续了至少上千年的时间，但当地生态系统蜕变却并不明显，其游牧业至今依然充满生机。这就意味着哈萨克游牧文化不仅能够高效利用相对独特的生态系统，实现游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可以使生态环境良性运转。对哈萨克牧民的游牧文化，吴琼等学者从游牧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紧密关系、游牧文化和游牧民族行为活动中的环保思想，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2]。
陈祥军以恰库图尔河段阔斯阿勒热村为例，讨论了传统的游牧生计方式对乌伦古河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3]。贾合甫·米尔扎汗追溯哈萨克族文化历史的渊源，进而对哈萨克游牧文化进行了探讨[4]。亦有研究者对哈萨克游牧文化中的自然和谐思想进行了论述[5]。笔者有幸接触哈萨克牧民，并参与他们的游牧劳作，再结合前述研究者的结论，发现哈萨克游牧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今天在类似的脆弱高山草地地区从事生态建设和生态维护，哈萨克游牧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还依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一、牧场管理模式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查询，笔者发现涉及北疆玛纳斯县的历史记载数量非常可观，①原因在于这里是历史上丝绸之路北线的必经之地，无论是商贸往来，还是生死存亡的大战，大都在玛纳斯地区交错呈现，②但具体到对哈萨克游牧文化的探讨时，却鲜有研究者关注到哈萨克的游牧属于一种以单日为周期的“垂直式”高山放牧模式。
(一)以日为周期的垂直放牧北疆地区的哈萨克牧民放牧与同样执行高山垂直放牧的彝族、纳西族、羌族等民族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据研究，在金沙江流域的氐羌族系各民族“执行的是(以季节为周期)高山垂直循环放牧，这样一来在农地和牧场的使用上，恰好可以互换”[6]。这些南方地区的农牧兼营民族游牧时要与旱地农耕复合经营相结合，还要对原生植被实施人工改造，将高大的乔木做矮化处理，否则饲草资源很难满足规模性牲畜饲养的需要，农田旱地农作也难以实施。但北疆的哈萨克族不从事农耕，对已有的植被也不需要做出特殊的改造。
哈萨克族的高山牧场，单从景观上看，就与南方从事游牧的各民族的牧场迥然不同。北疆地区森林和草地并不呈现为水平状态分布，而是呈现为垂直条带状分布，草地与森林相间，从山麓一直延伸到山顶。以玛纳斯河流域为例，“该区因气候垂直带的影响，有明显的垂直自然景观带。自下而上有海拔 800—1100米山地温带半荒漠草原——棕钙土带，海拔 1 100—1 600 米的山地寒温带草原栗钙土带，海拔 1 600—2 500 米的山地寒温带草甸——黑钙土带，海拔 1 800—2 800 米的亚高山寒温带针叶林——灰褐色森林土带，海拔2 700—3 000米的亚高山寒温带针叶林——亚高山草甸土带，海拔3 000—3 500米的高山寒冻垫状植被苔藓、地衣——原始土带，永久雪线 3800米以上的是高山永久冰雪裸岩带”[7]。
以上内容是地质学家对植被演替的描述，事实上，就景观的实质而言，森林和草地平行演替，而不是交错演替，两者的界限泾渭分明。在哈萨克地区，羊群和牛群在一天的放牧中就可以从山脚吃到山顶，一直到海拔 4 000米左右的高山雪线。牲畜在一天当中能够吃遍 7个不同草地类型的牧草，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因而这里产出的羊肉和羊毛也堪称“世界绝版”。哈萨克牧民站在山下，就能远眺畜群从坡面草地向上移动觅食，但当天傍晚还得将牲畜赶回山下。像哈萨克族这样的放牧方式，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非常少见。据此，笔者认为，哈萨克族的游牧是一种以日为单位从下到上轮回垂直放牧方式。这就意味着哈萨克族在高山牧场放牧时，无须在高海拔的山上安家落户，而南方从事游牧的各民族则是按季节轮回垂直放牧，人需要随畜群转移。因此，仅仅指出哈萨克族从事垂直放牧显然称不上是精准表述，它与南方从事游牧的各民族的垂直放牧存在着显著差异。①
(二)人畜分道式放牧笔者记得在少年时期，有一次在天山山麓玩耍，亲眼看见自己熟悉的哈萨克牧民将畜群赶到山麓后，畜群径直沿着垂直草带上山觅食，牧民自己却不追赶畜群，而是绕道从崎岖不平、垂直分布的针叶林带，艰难地向山顶攀爬，在那里等候畜群的到来，整个过程要经历一天的时间。下山时，牧民也不从草地穿行，而是带着畜群穿越崎岖不平的山林，从垂直分布的林带返回家中。除此之外，笔者多次相同的经历也发现，哈萨克牧民不会轻易从垂直分布的条带状草地穿行，出门远行如此，在山上狩猎也如此，多人放牧更是如此。草地似乎成了人和马行动的禁区，后来才发现这与天山和阿尔泰山地质结构的独特性密切相关。这种独特性又植根于天山和阿尔泰山的形成，地质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迫使古地中海东部海水退却，隆升为陆地，并继续抬升而形成西南亚洲一系列高大山系和喜马拉雅山脉。”[8]
在这一漫长的地质史岁月中，天山和阿尔泰山很自然地经历了一个从海洋冰川区向大陆冰川区过渡的沧海桑田的过程。新生代的早期，青藏高原隆起的高度有限，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还可以顺利抵达天山和阿尔泰山等高纬度地区，从而形成由山顶直下山脊的河流，将山体冲刷成垂直分布的条带状沟壑。地质学家王树基认为：“天山地区的第四纪冰川作用以中更新世早期最为强大，在塑造现代天山地貌的外营力中，这个时期的冰川与冰水作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9]到了新生代的更新世以后，随着青藏高原的进一步隆起，从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被阻挡在青藏高原以南，天山和阿尔泰山地区的温度也随之下降，此前的河流逐步演化成垂直分布的冰川。直到青藏高原隆起到5 000米以上时，地质年代已经进入了新生代的晚期，这时青藏高原将海洋的暖湿气流与天山和阿尔泰山彻底隔绝，致使天山和阿尔泰山海洋冰川随之转化为大陆冰川，整个新疆地区到此时也就成为距离海洋最远的内陆干旱地带。
与此同时，大陆冰川的演化规律也发生了逆转，不再是明显的季节性消融，而是在极度干冷的气候条件下终年不溶解，但持续而缓慢地萎缩下去。在这一消融过程中，冰川所携带的冰碛石会随着冰川的消融，就地铺垫在冰川底部。直到今天，这一过程仍在持续，只是冰川的位置已经移到4 000米以上的山脊地带。随着冰川的消融，此前没有冰川覆盖的山体逐步演化成今天的针叶林条带，而此前大陆冰川所在的位置则由于铺垫在地表的冰碛石无法蓄养水源，也难以风化为土壤，因此在地质史年代中，长期呈现为寸草不生的荒凉景观。经过数十万年的积累后，森林里的落叶、动物的粪便受强风和有限地表流水的作用而汇集到铺满冰碛石的表面，形成薄薄的腐殖质层，覆盖在冰碛石层上，最终才发育成今天所能观察到的条带状草地。正因为这里的条带状草地着生的区位除了冰碛石层外，只有薄薄的腐殖质层覆盖，地下很少有土层存在。
因此，北疆地区的草地很难长出深根性的牧草，只有在垂直林带的边缘才能长出深根性的牧草和灌丛，而这样的牧草才是哈萨克牧民饲养的山羊的觅食对象。那些浅根性的牧草其实是植根在汇集于表层的腐殖质层上，以至于这样的腐殖质层一经翻动，就会蜕变为寸草不生的荒凉砾石裸露景观。北疆的天山和阿尔泰山高山牧场，从所处区位上看，是地球上距海最远的内陆，高山生态系统又是由大陆冰川演化而来，地表的土石结构来源于冰碛石，在重力作用下极不稳定，人类的利用稍不留意，草场就会连同疏松的冰碛石层向坡下滑动，整个草场就可能大面积崩溃。
因此，该地带形成了极其脆弱的生态系统，容易受到侵蚀，特别容易因人类的活动而导致退化[10]。由此，中国的北疆山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脆弱草地生态系统。更大的风险还在于这里山高坡陡，平铺在谷底的冰碛石重力侵蚀作用十分强烈，轻微的动物震动都有可能导致这些冰碛石向下移位，并将艰难长出的浅根性牧草一并毁于一旦。毁坏后自然力在短时间内很难恢复，来年的产草量就会锐减。这正是哈萨克牧民在放牧时人不轻易穿行草地的原因所在。基于同样的考虑，放牧时只准许畜群从草地觅食上山，不允许穿越草地原路下山，必须从森林带下山。
哈萨克牧民不会在草地上牧马和骑马，草地只供放牧牛羊之用。这是因为，哈萨克牧民经过世世代代的试错经验积累，逐步领悟到这里的草地不允许触动的缘由。由此看来，哈萨克牧民推行的这种独特的放牧样式是哈萨克文化的生态智慧所在，如此才使得已有的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数千年而不退化。而北疆地区的森林带之所以可以穿行，其原因在于，在地质史上这一地带没有经过冰川的磨洗，地表残留有大量的土壤，而且高山上融化的雪水还能用以灌溉，不仅针叶林可以长得旺盛，而且地层极为稳定，动物和人无论如何践踏冲击，森林都可以安然无恙。森林的边缘甚至还可以长出繁茂的灌丛，这些灌丛也就成了哈萨克牧民散放山羊的自由觅食区段。
(三)畜群组合哈萨克族对不同畜种有不同的管护方式。如陈祥军所言，“马、牛、驼、绵羊、山羊，这五种牲畜一般都是由(哈萨克)牧人分开放牧。牲畜除了分类放牧外，还要按照一定的数量进行分群放牧”[11]104。 这样做显然需要对不同畜种的生物属性做到精准把握。哈萨克族放牧的畜群中，山羊和骆驼所占比重较大，这是因为，山羊和骆驼都不屑于在垂直分布的浅草带觅食浅根性牧草，从而避免对这一区域的托动。山羊的自然适应能力极强，“一年四季均能在高山和其他家畜利用不了的草场放牧”[12]。 哈萨克牧民对山羊通常都不予照管，任其自由觅食。
山羊可以采食某些坚硬并带有针刺的灌木，这是其他动物无法做到的。山羊对粗劣牧草的利用能力高于绵羊，同时对荒漠草原的小灌木类也有很强的利用能力[13]。哈萨克牧民不实行多畜种的合群放牧，也是生态结构多样并存所使然。有研究者认为，“草甸草原适合于饲养牛、马等大畜，典型草原则宜于放养绵羊、山羊等小畜，荒漠草原多放养骆驼”[14]。可见，对山羊实施半野化放养，是哈萨克牧民精准认识不同生态属性而做出的高明应对。除此之外，山羊的嗅觉非常敏锐，能够闻到食肉猛兽的气味，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山羊就会尽力地呼叫，哈萨克牧民听到呼叫声后，就能在短时间内赶跑出没的野兽。
哈萨克牧民野木屯曾对笔者说：“山羊生性机敏，奔跑速度快，觅食区域主要局限于陡峭的山上，如果山上有野兽出没，那么容易被山羊发现，哈萨克牧民也会随时关注山羊的动向，随时为山羊提供安全保障，让山羊安心自由觅食，因此山羊不仅长膘快，而且繁殖也快，对我们哈萨克牧民来说，经济上是一件十分划算的事情。”①哈萨克牧民无须担心山羊被猛兽攻击，反而靠山羊的呼叫可以准确地捕捉到其他动物，从而获得意外的收获，可见这里的山羊还能为哈萨克牧民发挥猎犬的效用。彝族、纳西族、羌族等民族在放牧时都不可能任山羊离开畜群自由觅食，因为他们要防范山羊偷食人类种植的庄稼，而哈萨克族牧民则无须为此担忧。哈萨克牧民放牧骆驼时，就得对骆驼特别关照，通常都是由人带着骆驼在沙漠边缘觅食高大乔木和灌木的树叶，人与骆驼从不分离。
这是因为，沙漠边缘长出的高大乔木分布极不均衡，骆驼受生物属性所限，总是习惯于集中消费最邻近的树木，从而会在无意中“过度消费”某一类饲草资源，所以哈萨克牧民需要赶着骆驼不断前进，才能保持沙漠边缘乔木灌木获得均衡的消费，确保骆驼的饲草资源能够每年保持均衡。只有在从事远途运输时，哈萨克牧民才会将骆驼和马匹合群远行，目的是靠骆驼发现沙漠中的水源，靠马匹的快速行动能力尽快抵达休息的最佳区位。将马和骆驼用于远途运输时，牛和羊都要排除在外，这是为了防止这些行动不便的牲畜干扰远行。
哈萨克族尽管五畜具备，但放牧的结构分合有制，根据实际需要和畜种的生物属性而有所不同，这是哈萨克牧民适应不同生态环境结构和利用价值的最佳应对方略。早年哈萨克牧民还会喂养为数不少的驴，这是因为，北疆地区的哈萨克牧区垂直分布有条带状的针叶林，在这样的针叶林底层，苔藓植物生长茂盛，可以为驴提供丰美的饲料，加之驴个体小，穿越高山草地不会导致滑坡。近年来，出于管理上的方便和市场需求量的萎缩，减少了驴的存栏量，这显然是一种短见所致。驴的缺位会导致苔藓类低等植物的利用被闲置，与此同时，苔藓类植物的生长也会受到阻碍。因为驴吃了苔藓植物后，驴粪中苔藓类植物的孢子不会被消化，而会随粪便排出，来年萌发出新的植株。此外，驴的长期缺位还会引发条带状针叶林的生长不良，以及地下水源储养能力的降低。因此，适度恢复驴的饲养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对生态维护也大有好处。
此外，哈萨克牧民通常散放山羊，绵羊和牛可以上高山牧场，而骆驼和马则与人一起在山脚下的春秋牧场里，这是因为骆驼和马会冲击当地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要避开生态结构的脆弱环节，防止草坡向下萎缩。据研究，“在生态系统的所有构成要素中，总会有某些结构要素对人为的干扰表现得极为敏感，即使是轻微地触动也会导致连锁性的生态蜕变。这样的构成要素，就是该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15]83综上所述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经长期演化，已具备避开生态系统脆弱环节的观念、手段和技术的适应能力。而这些本土知识和技术的生态价值，至今依然不减，即使到将来，也不会失去其参考和借鉴价值。在高科技发展的今天，人类尚无力彻底改变地质史留下的遗迹，要在北疆地区实施生态建设，不能轻率和莽撞行事，否则可能会引发山体基岩的大面积裸露，使眼下繁茂的草地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荒漠。对此，任何人都应该慎之又慎。
三、季节转场的特性
哈萨克族长期在高山草场游牧，利用转场以便季节性利用不同的草场。虽然哈萨克族各牧场之间相距不远，但哈萨克牧民依然需要一年转场 4次：3月底，牲畜进入春牧场;6月底，进入夏牧场;9月中下旬，牧民把畜群驱赶到秋牧场;11月下旬至翌年 3月下旬，牲畜在冬牧场过冬，冬牧场又被称为“冬窝子”。史载，“冬窝子在山之阳，以迎阳光，山不在高，高则积雪，又不宜低，低不障风，左右宜有两硖道，纡回而入，则深邃而温暖也。水道不必巨川，巨流易冰，沟水不常冰也”[16]。四季牧场的划定是每个部落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规矩，不会轻易改变，并且划定牧场后，每个部落还得投劳投智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确保永续利用。
(一)春牧场的特性
哈萨克牧民在春季牧场不会逗留很久，一旦天山和阿尔泰山的坡面冰雪开始消融，哈萨克牧民就得赶紧向夏牧场转移。初春时节，春牧场虽然可以长出肥美的牧草，但是自然无机环境结构上的缺环和春季牧草的生物属性都会使得这里的牧草不能被过度消费，否则会影响到来年的春季放牧，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其一是，春牧场地表很少有淡水资源，牲畜觅食得仰仗未融化的积雪提供饮水，一旦冰雪消尽，地表就会缺水，牲畜就必然会面临饮水困境。如果当年积雪较薄或消融速度较快，牧民只能驱赶着牲畜向高海拔方向移动，从而使春牧场放牧的时间变得更短。”[11]47其二是，春牧场的牧草主要由百合科、十字花科、菊科、伞形科和豆科植物构成，其生长季极其短暂。如果在春牧场停留太久，这些植物就来不及结实和繁殖，牲畜又会贪吃正在开花结实的牧草，来年的产草量就会锐减，整个生产周期就会被打乱，无法做到可持续放牧。
其三是，春牧场除了草本牧草外，还可以长出大量的灌丛，甚至是乔木。这些深根性的植物虽然可以从很深的地下吸取水分，但缺水依然明显。一旦地下水位萎缩，这些生长在沙漠边缘的高大植物就会因缺水而整株枯死。因此，哈萨克牧民必须抓紧时间利用好乔木和灌木发出嫩芽的窗口期，驱赶自己的山羊和骆驼尽快采食刚发芽的乔木和灌木，以免乔木和灌木遭受夏季干旱的威胁而枯死。长期以来，学界不少同仁习惯性地认为骆驼和山羊是干旱地区生态维护的“敌人”。很多牧民大量地淘汰山羊和骆驼的畜群规模，误以为这样乔木和灌木会长得更好，生态结构会变得更为合理。
殊不知，一旦淘汰这两个畜种，乔木和灌木反而会连片枯死。事实上，山羊和骆驼与当地的乔木和灌丛在历史上早已达成协同演化关系。骆驼和山羊初春时节啃食这些乔木和灌木的嫩芽，不但养活了这两种牲畜，而且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嫩芽经啃食后，乔木和灌木在干旱的夏季都不会发芽，能够帮乔木和灌木熬过缺水这一无机结构缺环，实现双赢。生态民族学研究表明，衡量一个民族文化适应水平的高低，有三大原则值得我们关注：“其一是，补救资源缺环的水平;其二是抗御风险的水平;其三是规避所处生态系统脆弱环节的水平。”[15]80 这里的乔木和灌丛看上去虽然不那么粗大，但确实是百年乃至千年古树，就连这里长出的骆驼刺也是数百、数千年的老寿星。如果不让这两种畜群在春季啃食和均衡消费，人们反而得为这些老寿星奏哀乐。哈萨克牧民正是通过季节性的放牧，弥补该牧区无机结构缺水环节，从而规避生态系统脆弱环节所遭逢的生态灾变风险。
其四是，春牧场地段的生物物种多样性水平极高。北疆地区是东亚区系生态系统和西亚区系生态系统的交汇点，两个区系的生物物种都存在，“牧草植物资源极为丰富，约有500种以上，其中不少都是当地重要的牧草种属。其中梯牧草、草地早熟禾、针茅、大羊茅、偃麦草、鸭茅、五芒雀麦、白羊草、白花野豌豆、红花车轴草、西伯利亚驴食豆、黄花苜蓿、高山岩黄芪、准格尔鹰嘴豆、珠芽蓼、木地肤等均属优质牧草。”[17]
甚至一般见于中国南方平原地带的植物在这里也能偶然发现，到了春季冰雪尚未完全消融时，这里变成了植物开花结实的大观园，同时也会成为众多畜群大会餐的天堂。但如前所述，在这一过程中，放牧和狩猎必须同时兼顾，否则畜群不但吃不饱，还会遭受野兽的攻击。故而，抵御兽害成了春季放牧的重要劳动项目，从中获得的报偿也不菲。如黄羊和马鹿，自古以来就是哈萨克牧民传统的猎获对象，也是哈萨克牧民的一大收入来源。据(光绪)《昌吉县乡土图志》载，“大宗羊岁产二千余只，马岁产六百余匹，牛岁产七百余头……制造产：大宗牛马皮筋、羊皮、羊毛。常产狐皮、狼皮、黄羊皮、大头羊皮。
特产虎皮、虎骨、豹皮、鹿茸、鹿筋。”[18] 由此可见，为了保护畜群而进行的狩猎，确实为哈萨克牧民提供了不菲的收入。如今地方志所提及的那些动物中有不少已经成了国家明令保护的濒危动物，哈萨克牧民不能再为了保护自己的畜群而猎杀它们，如何保护这些动物，监控这些动物的出没动向反而成了哈萨克牧民需要承担的生态建设职守。为此，有关政府部门显然得出台相关的政策，对哈萨克牧民提供生态建设补偿，从而实现畜牧与生态保护的平衡。等到春季高山草地冰雪开始消融时，哈萨克牧民将牲畜驱赶到夏牧场，整个春牧场的利用也就宣告结束。
(二)夏牧场的特性哈萨克族夏牧场的空间区位处在高山坡面的林地之间，其生态结构的属性与春牧场截然不同，夏牧场的利用要遵循梯度推进的原则，畜群随着坡面积雪消融的位置移动。由于夏牧场的“转青”随着海拔高度次第推进，而且夏牧场的草地缺少地表径流，牲畜的饮水都得仰仗未融化的积雪。因此，牲畜会随着积雪的退缩，而逐步爬升自己的觅食范围。牲畜在觅食时，仅采食牧草最鲜嫩的部分，从而保证了高山草原不会退化。为了适应夏牧场转场的需要，哈萨克牧民较少喂养奶牛，原因在于奶牛带着牛犊很难跟随畜群爬坡。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哈萨克牧民消费的奶制品主要取自山羊奶和马奶。“羊、牛的鲜奶经发酵制成可口的酸奶子，也可经过特殊加工，制成奶皮子、奶酪、酸奶子疙瘩、奶豆腐、酥油等多种食品。马奶酿成的马奶酒是宴席上招待客人的珍贵饮料”[19] 。如果奶牛饲养得过多，就会打乱放牧的节奏，以至于人们只能将奶牛关在家里舍饲，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给奶牛专门提供草料。因此，喂奶牛对哈萨克牧民而言，不但经济上不划算，而且会干扰其他畜群的放牧。
四、结论
游牧类型文化是一个高度复合的总概念，其间的技术内涵极为丰富，具体到哈萨克牧民的放牧而言，由于哈萨克牧区具有十分独特的文化生态属性，因此哈萨克族的地方性知识在通常情况也具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而这种独特性和复杂性又是萨克族文化与所处自然无机环境和生态系统经过长期协同进化、相互磨合的结果。对此，显然需要系统澄清对其独特性和复杂性，否则生态建设的好政策在这样的地区落实时可能在无意中走样，造成生态环境保护上的失误。
参考文献：
[1]《哈萨克族简史》编写组. 哈萨克族简史[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30.
[2] 吴琼，周亚成. 游牧文化中的生态环境观浅析[J]. 西北民族研究，2001(4)：140 - 144.
[3] 陈祥军. 传统游牧与乌伦古河可持续发展——以恰库尔图河段阔斯阿热勒村为例[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82-86 .
[4] 贾合甫·米尔扎汗. 哈萨克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J]. 新疆社会科学，2009(3)：90 - 93.
[5] 王吉祥. 融合多元文化，成就精神瑰宝——浅析中国哈萨克文学中的自然生态和谐思想及其形成的渊源[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161 - 165.
[6] 马国君、李红香. 传统生计与生态安全——以金沙江流域氐羌族系各民族“耕牧混成”为例[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1- 47.
[7] 袁国映. 中国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农业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研究[M]. 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5：202.
作者：曹改平，李孝梅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xuebaoqk.com/xblw/7539.html
《论哈萨克族游牧文化对脆弱高山草地的生态维护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