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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6-01 16:36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彰显当代中国发展为了人民以及公平正义的制度伦理追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既有对生态危机发生之源的科学批判，也有对生态文明美好世界的伦理建构，体现在以下几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超越资本主义反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彰显当代中国“发展为了人民”以及公平正义的制度伦理追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既有对生态危机发生之源的科学批判，也有对生态文明美好世界的伦理建构，体现在以下几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超越资本主义反生态的制度本性、转化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塑造生态强国的国家形象。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伦理从理念外化为实践，需要党的领导、绿色发展、生态文化、国际合作等各方面协同推进。
关键词：生态文明;制度伦理;绿色发展
从“人与自然原始统一”到“人为自然立法”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回顾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我们可以看到生态文明的历史出场是人类文明史上重大的历史变迁与制度选择。“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实现这样的变革，必须依靠制度和法治”[1]239-240。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世界性生态难题所贡献的中国智慧，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制度伦理自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伦理追寻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缔结社会成员甚至国际社会之间新型的交往规则，因此，制度建设尤为重要。这里的“制度”不仅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同时也指向根本政治制度统领下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美国学者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是作为一系列被制定出来，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的规则、守法程序和守法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2]21-22一方面，以“普遍立法”形式而存在的制度内在地包含着调节社会规范的伦理属性与伦理功能;另一方面，符合时代精神的伦理规范又为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提供道德基石。
因此，制度伦理实为制度之“魂”，直接影响到制度规范性、约束力的实现。制度伦理的历史使命在于通过对制度合历史性与合道德性的理论阐释，为维系、变革与创新制度提供价值辩护与舆论基础，进而推动一定时空秩序与交往规则的规范与建构。生态环境需要用制度来保护，“美丽中国”的实现需要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改革，同样也需要制度伦理的价值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3]50可见，人民福祉与民族复兴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构的逻辑支点和价值支撑，是生态文明建设自觉而崇高的制度伦理追寻。
(一)“发展为了人民”的制度伦理追寻
生态文明建设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4]。生态文明之所以被置于执政党行动纲领的政治高度，是因为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祉。人因自然而生，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界之间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过程正是人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过程，表征着人的主体性力量，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人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源泉。
然而，当今世界在物质繁荣、科技进步的表象背后，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冷峻现实却是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疏离与紧张状态，其结果是人沦为“无根的存在”。不仅人类诗意栖居的美好愿景遭遇困境，而且人类美好生活所要求的生存权、发展权、健康权、环境权等基本权利也受到限制。在生态困境已经成为民生之患的情况下，“发展为了谁”以及“为了谁的发展”成为现代国家必须正视的制度伦理关切。发展伦理学之父德尼·古莱指出：“发展指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同时地，不可分割地，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既是资源与环境管理问题又是文明问题。”[5]
3生态文明建设是发展伦理观的深刻革命，是对“为何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等问题的道德自觉与理性选择。发展为了人民，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要求。良好的生态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也是民心所向、民意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生态利民、生态惠民，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6]4。
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恪守人民立场，坚持人民初心，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坚持人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主体和生态文明的表现主体、评价主体和需求主体，体现着“发展为了人民”的制度伦理追寻。
(二)公平正义的制度伦理追寻
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诉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伦理的核心价值。建立在公平正义伦理准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无疑是一种隐形的“政治资产”，不仅能够维系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且能够激发社会成员积极的精神状态，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秩序良性运转。因此，恩格斯视正义为“各社会中的基本原则，有机的、起调节作用的、至高无上的原则”[7]25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本质追求，这既是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伦理诉求，也是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伦理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在西强东弱、资强社弱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彰显“公平正义”的制度伦理，这种制度伦理的价值追寻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认识政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生态伦理自觉，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对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付出沉痛生态代价后的理性省思。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公平正义的制度伦理追寻，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生态正义原则。可以说，没有生态正义就没有发展权利的公平公正，也没有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生态正义亦称环境正义，其关注的焦点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概念被关注是由于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国内外环境公害事件甚至人类整体性的生存危机的出现。
同时，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实践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了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的烙印。所以，生态正义要求摒弃抽象公平正义的理论论证与道德谴责，将关注社会成员对现实生态利益和生态责任的分配与占有是否公平正义，即社会不同阶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否公平公正地享有自然环境权益置于更重要的地位。生态正义不仅要求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家、同一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同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而且要求其公平公正地履行环境保护的责任。
一方面，生态正义凸显当代中国对自然内在价值、生态价值的尊重和保护。“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自然生态是生命存在形态的共生共荣，具有系统性、价值性特征。自然生态系统不是人类劳动对象的纯粹工具性价值存在，其自身蕴含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审美的、道德的价值，因此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谬论，倡导“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价值观，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全方位、全过程地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项事业中。
另一方面，生态正义凸显当代中国对全球生态治理权利———责任对应关系的伦理关切。生态正义要求国家、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不同行为主体践行“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担责”的环境公平原则。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由于受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那些“三高两低”(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低水平、低效益)的低端产业与污染企业往往被转嫁到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致使这些国家或地区环境遭到破坏，而发达国家却是“风景这边独好”。
世界范围内环境污染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转移效应和集聚现象表明，生态困境事实上源自于社会主体的经济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所以，生态文明建设对生态正义的伦理追寻不仅要求建构国内生态治理的公平环境，而且要求建构世界范围内环境保护的公正秩序。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伦理构建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伦理之所以没有陷入道德浪漫主义的陷阱，是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其遵循制度与伦理是相互促进、双向建构的辩证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既有对生态危机发生之源的科学批判，也有对生态文明美好世界的伦理建构，因而其制度伦理具有理论的科学性与现实的规范性。这种理论的科学性与现实的规范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任何合法性的制度建构都应以反映历史发展走向的科学世界观作为理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构的世界观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确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在批判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历史考察中，马克思摒弃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想桎梏，强调自然的社会历史属性，即自然是通过人类劳动实践而进入人类历史的。
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折射社会交往与利益关系。正如青年马克思在阐释劳动异化导致自然异化时指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同人相异化”[8]57-58。共产主义社会是消除异化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内在统一。
“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9]120。在深入社会结构内部考察后，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然生态系统“新陈代谢断裂”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最有价值之处是论述了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由资本逻辑带来的”[10]。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同根同源，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果。因此，消除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工人运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剥削以及消除人与自然的对抗是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体两面，是通往未来人类美好世界的必由之路。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的逻辑旨归。
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最根本的就是要从“社会革命”的原则高度理解生态文明“革命性变革”的意义，坚持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历史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上的内在一致性。为了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为了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在世界观层面实现“破旧立新”：一方面要同传统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限制和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科学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真正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对于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战略意义。
(二)超越资本主义反生态的制度本性
资本主义从机器生产的工业文明起步，并且也只能止步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发展逻辑是“自然力的征服”，为了征服自然，资本主义实现了科学技术之于物质生产的应用与促进。然而，无论科技理性如何狂欢，都无法遮蔽资本主义控制自然、反生态的制度本性。从源头来看，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本性是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双重驱动的结果。从政治驱动来看，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永恒合理的假象，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高福利的社会承诺;从经济驱动来看，为了资本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国家加速科技创新，加深加重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束缚。
这样，“利润最大化需求同创造高福利的政治合法性需求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11]，为了缓和这一矛盾，资本主义不惜以破坏生态平衡和生态修复能力为代价，疯狂掠夺自然。正如威廉·莱斯所言，“在已经成为一切人类形态特征的持久的社会冲突条件下，自然环境总是或者表现为已经以私有财产的性质被占有，或者遭受这种占有”[12]122。
资本的私人占有导致了原本属于公共产品的自然资源成为资本家利益集团的私有财产，这种占有关系切断了自然资源再生产的根基，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利益冲突与人际关系的紧张。然而，具有吊诡意味的是，在目睹了“寂静的春天”和地球“增长的极限”后，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试图通过“生态政治”“绿色资本主义”的“观念改良”来促进经济复苏和消解生态系统有限性与资本扩张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对此，我们必须警醒。西方发达国家本意不在生态治理，其“核心的意图在于培育新的增长引擎，抢占未来全球竞争制高点和制定全球治理规则的主导权”[13]。
在私有制的制度框架内，生态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鸿沟无法弥合，对全球生态的关注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企图再次推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工具和筹码。不同于资本主义反生态的征服逻辑，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共生逻辑，自觉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协调起来，克服和超越传统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与生态文明互为基础、互为发展，是因为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生态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非对抗性，二者共同致力于塑造“人民创造”“人民共享”的人类文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美好生活的根本保证，也是克服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
但社会主义并不是天然完美的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会自发呈现。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也曾出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冲突。然而，当今中国已将生态文明历史性地写入党章、写入宪法，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有信心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生态文明新时代。
(三)转化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中国文化的自然价值取向，对当代的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是适应的，因而是合理的。”[14]105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维系农业生产的基本前提。因此，传统文化以“顺乎自然”“自然而然”的自然主义态度对待天地万物。
另一方面，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伦理型文化，注重道德教化之于生产生活秩序的调节功能。中国传统文化在强调天、地、人、万物和谐性、整体性的同时，将自然万物人格化，赋予自然万物以道德含义，把仁爱之德从人伦关系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推崇“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易经·文言》)的“大人”之德。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传统文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具有封建主义、神秘主义叙事的色彩，但其蕴含的生态伦理精神却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例如“敬天保民”“以德配天”“道法自然”“民胞物与”“天人合一”“俭以养德”等思想，不仅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价值的遮蔽，而且也超越了自然中心主义对人类实践的消解，包含着现代生态伦理思想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解释密码”。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积淀了独特的“和合”思维传统与伦理文化传统，其所蕴含的生态智慧是现代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文化之根与精神命脉，体现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与民族特色。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但生态智慧的文化传承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的文化复古倾向，毕竟当代中国与传统生态智慧生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大相径庭。建构符合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生态伦理理念与生态文明制度，需要实现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赋予传统生态文化现代内涵与现实载体。
(四)塑造生态强国的国家形象
生态强国的发展目标关乎人民福祉、民族未来，也关乎国家形象。国家形象是国内公众和国外公众对一国国家制度、国家行为、国家历史、国家文化等相关信息输入与输出所生成的综合认知与价值评判，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制度伦理、执政理念以及文化价值观往往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制度伦理精神塑造国家形象，国家形象直观再现制度伦理精神。在日益开放的世界交往中，在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成长中的中国更容易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蛊惑性言论干扰，向世界展示真实的、全面的中国形象，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
但毋庸置疑，生态文明建设凝结着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制度伦理精神，理应成为塑造当代中国国家形象不可忽视的标识符号与“美丽名片”。生态强国的国家形象不仅体现在中国居于世界之首的绿色能源投资、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以及中国对世界超过40%的绿色能源贡献率，而且体现在中国对世界生态治理的引领力、影响力与行动力上。
面对全球生态难题，人类该走向何处?人类该如何作为?当代中国给出了融合全球问题意识与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世界各国秉持“天下一家”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求同存异，携手共建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远离贫困、共同繁荣，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环境美丽的世界。毫无疑问，这样的美好世界愿景不会招致异议。然而，全球生态治理不可避免要触及如何分配和使用自然资源的国家发展权与环境主权问题。对此，当代中国超越意识形态偏见与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展现出人类整体关怀的广阔胸襟与大国风范。
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摒弃功利主义的思想误区，要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要考虑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的生存问题以及客观存在的生态治理资金、技术、能力等实际困难。该提议得到发展中国家鼎力支持。2016-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连续两年发布中国生文明建设理念与建设经验的专项报告，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在从中国走向世界、从理念走向行动。“美丽中国”建设适逢战略机遇期，新时代的中国逐渐获得全球生态治理的国际话语权，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民众的认可，正如《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显示，中国整体国家形象好感度稳中有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伦理的实践路径
伦理以抽象的精神形态自我表现，但其内容却指向感性实践。伦理精神要转化成为常态化、规范化的现实实践，仅凭概念的自我运动是无法实现的，需要经历“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的双重互动。直言之，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伦理从精神外化为实践，需要党的领导、绿色发展、生态文化、国际合作等方面协同推进。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政治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领导核心，具有重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曾指出：“一个国家获得解放后应该有自己的工业，轻工业、重工业都要发展，同时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还要发展林业。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15]383在坚持经济建设中心地位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中，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生态和谐、可持续发展等生态话语频现于执政党的发展“线路图”之中，习近平更是形象地提出“金山、银山论”。
但由于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GDP崇拜、市场逻辑、功利主义等思想，资源开发严重超出环境承载能力，出现了生态赤字、生态欠债现象。因此，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既是涉及生态权益与利益资源如何分配、经济社会如何发展的重大民生问题，又是重大政治问题，能够担当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领导者的唯有中国共产党。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秉持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相统一的革命精神，具有破除一切阻碍因素和体制痼疾的革命勇气，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最大政治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利益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但局部利益冲突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唯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等最广泛力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党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政治领导，需要在生态文明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上落实政治方向领导。首先，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的政治方向领导。
把生态环境治理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有效结合起来。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民生福祉出发，逆向推导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方法遵循与制度决策，做到群众路线、党的领导与法律法规在生态保护领域的内在统一。
其次，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执行的政治方向领导。针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可能会存在的政策执行“失灵”风险，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和监督职责，保证自然资源管理、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等各项制度落实。各级党组织要狠抓生态文明建设，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工作实际，把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列入党委日常工作。探索激励措施与强化问责相结合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执纪方式，以党性鼓舞和市场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对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突出者予以精神或物质奖励，对生态文明制度执行不力的行为主体予以批评教育和惩处。
(二)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发展理念的“绿色”革命，要求全社会“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6]20。绿色发展意味着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是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共生共荣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未来社会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绿色发展理念实现了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上的革命性转变，既是新时代发展的方法论，又是新时代发展的价值观”[16]。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科技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能够有效拓展经济社会发展空间，有效释放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如浙江安吉县曾经走过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弯路，但当遭遇了自然的报复以后，彻底转变发展理念、转换发展动能，向生态要效益，依靠绿色科技，以毛竹、茶叶和转椅为发展基石，成功实现了自然资本与富民资本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2]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习近平.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N].人民日报，2018-05-20(01).
[5]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高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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