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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叙事学视阈下的《呼兰河传》解析

发布时间:2019-09-21 17:17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摘要]《呼兰河传》是萧红的长篇力作,小说文本渗透着鲜明的女性意识,颠覆男性话语权威,对女性的主体性进行了公开表述。这部小说通过反差的设置,使女性叙述得到突出;女性人物在文本中占据较高的叙述比例,表明萧红对女性的关怀;间隔的灵活变化,使批判男

  [摘要]《呼兰河传》是萧红的长篇力作,小说文本渗透着鲜明的女性意识,颠覆男性话语权威,对女性的主体性进行了公开表述。这部小说通过反差的设置,使女性叙述得到突出;女性人物在文本中占据较高的叙述比例,表明萧红对女性的关怀;间隔的灵活变化,使批判男权的主题得到深化;萧红运用个人型叙述声音,使男权话语保持沉默;透过女性的眼光重申女性的自我意识,以男性视角呈现男性对女性的扭曲;反常的省叙增强了叙述声音的女性气质;自由间接引语的插入增强了叙述者的权威,女性的叙述权威在文本中得以建构。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萧红;呼兰河传

女性主义

  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具有解读的多意性,这部小说继承了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传统,对看客现象进行了揭露,文字间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既充满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又蕴含启蒙意味,对愚昧落后的故乡人进行批判和讽刺。

  以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视角审视这部小说,它同样具有独特珍贵的价值,身为女性的萧红在文本中颠覆了男性话语权威,对女性的主体性进行公开表述,并通过女性对男性以及事件的凝视,揭开男权制的面具,对女性的真实体验、生存困境进行还原。无论在结构关系的设置、叙述声音的选择,还是在叙述视角的运用上,这部小说都渗透了鲜明的女性意识,加上反常的省叙的运用,以及自由间接引语的插入,女性的叙述权威得以在文本中建构。

  一、结构关系

  (一)反差

  在故事层面,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聚焦于故事事件的结构特征和结构关系〔1〕201。叙事的结构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顺序、反差、间隔与比例〔2〕181。反差是指两个毗邻衔接的事件或场景在情感色调、意味指向等方面的融洽度和一致性。反差度越小情节发展显得越平稳,情感的对比也相应缓和;反之则情节就跌宕起伏,情感的流向也会因一种矛盾和逆流的产生而得到强化〔2〕182。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多次运用反差,将事件、场景进行对比,由于感情色彩、意蕴所指的背离及相反性,小说情节的发展曲折跌宕、起伏不断,叙述者的情感得以深化。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对待小鸡的态度与对待媳妇的态度形成显明的对比:婆婆养小鸡像养小孩一样,照顾得无微不至,鸡打盹的时候给驱赶苍蝇,鸡被蚊子咬的时候给擦艾蒿水,还给鸡的脑门染颜色;婆婆对待团圆媳妇则凶残无比,遇到不顺心的事,便毒打媳妇出气。在对待家畜的精心衬托之下,婆婆对待同性的残忍显得更加荒谬与骇人。

  婆婆的形象在反差中得以突出,团圆媳妇的悲惨遭遇也在反差中得到强调,萧红之所以将两个事件安排在一起,如此看重婆婆与团圆媳妇的关系,是因为这两个女性是小说中的关键人物,关系到小说的深层意蕴,两个事件的反差使女性在男权制的压抑下异化的主题得到深化,女性的生存困境也得以还原。

  《呼兰河传》对于女性悲惨遭遇的揭露,在“洗澡事件”中得到强化。在团圆媳妇被婆婆虐打之后,婆婆一家以治病为由将其压进大缸中洗澡,缸内盛有滚烫的热水。萧红使用较多的笔墨描写洗澡的场景,详细地叙述她如何被剥衣、洗澡及抢救,洗澡的场景颇为隆重盛大,其后入夜的场景,萧红只以几笔粗略带过:那连哭带叫的小团圆媳妇,好像在这世界上她也并未曾哭过叫过,因为一点痕迹也并未留下。家家户户都是黑洞洞的,家家户户都睡得沉实实的〔3〕177。

  两个场景形成反差,先前洗澡时众人观看,热闹非凡,入夜后众人入睡,静谧冷清,夜晚的寂静与洗澡的惨烈形成对比,使洗澡的场景得到突出,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有助于中心场景的渲染,将团圆媳妇的遭遇罩上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

  洗澡的场景与入夜的场景前后贴近,凸显出洗澡场面的荒谬,团圆媳妇沦为众人消遣的工具、男权制的牺牲品,在备受迫害后呼兰河城的庸众将之完全忘却,表明团圆媳妇作为人的本质与尊严已消解在男权制与封建传统文化之中,被小城的人咀嚼殆尽。萧红将事件、场景一一对立,情感色彩、内蕴含义的相悖使关键人物、中心场景得以突出,在反差对立中将强调的内容指向文本的深层意蕴,深化小说的主题。

  (二)叙述比例

  故事中两个不同事件在文本的叙述时空上的比重,构成“叙述比例”(即文字上的多寡);它意味着叙述者对某一事件的态度是强调、突出,还是回避、淡漠。通过这种比例方面的分配,同样一个故事会给人以不同的面貌,因而具有不同的艺术效果〔2〕184。《呼兰河传》共有七章,前两章描绘呼兰小城的自然、社会环境,从第三章开始,逐一叙述祖父、粉房的工人、小团圆媳妇、团圆媳妇的婆婆、有二伯以及冯歪嘴子的故事。

  在叙述人物故事的五章之中,便有两章涉及到小团圆媳妇与婆婆的事件,女性人物的叙述所占比例较大。萧红将两章的笔墨放在女性人物身上,表明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怀,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在揭露封建制度对人的残害、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同时,女性命运也构成小说重要的主题之一。

  女性人物的叙述比例阐明叙述者的态度:对团圆媳妇受迫害的事件表现出重视,并以较多的文字将此事件进行突出和强调,以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反思。萧红详细地描写团圆媳妇受迫害的经过,细致地展现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使主题更加深刻,表明男权思想渗透入人们的深层意识之中,甚至内化为潜意识,推动女性实施同性碾压,女性彻底沦为巩固男权统治的工具。

  作为中心人物之一,团圆媳妇的婆婆在小说中显得立体饱满,源于其在文本中所占的叙述比例。在两章的叙述之中,都涉及到婆婆的描写。由于婆婆是团圆媳妇遭受苦难的直接原因,对婆婆的描摹是文本的叙述重点之一,她的话语与心理描写占据五、六章的大部分篇幅。萧红之所以运用大量的笔墨描写团圆媳妇的婆婆,是因为她直接指向小说的主题,是揭露男性话语权威的重要人物。

  在云游真人欺骗老胡家,给团圆媳妇治病的过程中,婆婆的心理得到细致入微的刻画。对于抽帖的钱,婆婆由豆腐联想到养猪、养鸡,她忆起一吊钱能吃一年多的豆腐,养猪能赚千八百吊钱,养鸡能生无数的蛋直至发财,她甚至联想到自己打了儿子三天三夜,只因为儿子踏死了一只鸡仔。萧红还牵引出婆婆买红花的故事,详尽地描绘了买药的整个过程,一个吝啬、无理甚至反常的女性形象在文本中得到突出,女性在男权制压迫下被异化的主题得以强调。

  由于萧红对女性的命运给予高度关注,女性人物的叙述比例占据明显的优势,婆婆的荒谬、异常与团圆媳妇的悲惨形成对比,作为男权制度的畸形产物与牺牲品,婆婆承接着暴露女性异化性质的作用,她是可恨但可悲的,她受着男权制的压迫,但她自觉维护男权统治并将之施加于其他女性身上,萧红在她的身上寄予了深刻的反思意识。

  (三)间隔

  间隔,是指属于同一个故事链的各个事件之间相衔接的距离。一部小说总是由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故事链所构成,任何一个故事链又都是由无数个小的事件所组成。因而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衔接距离就成为小说家在结构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2〕182。

  《呼兰河传》虽为一部小说,但散文意味浓厚,并没有占主导地位的故事,萧红将祖父、粉房工人、小团圆媳妇、团圆媳妇的婆婆、有二伯以及冯歪嘴子的故事娓娓道来,所有的故事共同构成小说的故事链,串联成呼兰河城人们的生活情境。小说中每一个事件之间的衔接距离较大,节奏缓慢,一章只叙述一个人的故事,甚至两章叙述一个人的故事。迟缓的小说韵律利于读者的接受,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小城人民的悲欢离合。

  由于事件之间的间隔较大且较为均匀,小说注入了一种忧伤的氛围、怀旧的气息,这与女性作家细腻的感受与敏感的知觉相关,对于环境、事件细微的感知使叙述者注意到人物的言行变化、情感流向,因此以一章或两章叙述一个人的故事,有利于叙述者对事件进行完整、详尽的阐释,人物在环境中所受的腐蚀与侵害在文本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在叙述老胡家的事件时,小事件之间的间隔也安排得恰到好处,在团圆媳妇初来老胡家、遭受毒打以及跳大神的过程中,文本中插入大量的人物对话,这些对话来自于呼兰小城中的旁观者,即此次事件的看客。他们是团圆媳妇致死的间接原因,是他们的推波助澜致使团圆媳妇更加迅速地走向死亡,对话的插入使读者逐渐清晰地了解到整个事件的原貌,深入看客之中感受萧红的深意。

  在云游真人给团圆媳妇治病之时,叙述者暂时搁置了事件的叙述,转而披露婆婆的心理活动,详细地描述婆婆如何精打细算,如果细心地照顾小鸡,与她对待儿媳妇的残忍形成对比。在交给云游真人五十吊钱后,叙述者再次插入婆婆买红花的回忆,进而牵连出团圆媳妇被打的原因,源于婆婆不舍得打家畜、儿子,儿媳妇沦为她发泄的工具。

  在团圆媳妇被折磨致死后,叙述者没有描绘埋葬的场景,转而叙述有二伯、老厨子帮忙归来后的喜悦,与团圆媳妇悲惨的结局构成对照,反衬出女性命运的悲剧性,令读者体会到男权社会的凉薄与残酷。由于小事件之间距离的灵活变化,团圆媳妇的事件显得更加迂回波折,这样的处理不仅能使文本增添一些“可写性”,而且也能够获得一种“纵深度”〔2〕183,文本的内涵在间隔的变化中更加丰富,批判男权的主题也得到深化。

  二、叙述声音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中提出,在叙事诗学(即叙事学)里,“声音”指叙事中的讲述者,以区别于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女性声音(本书中仅仅指叙述者语言形式上的性别)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这种意识形态张力是在文本的实际行为中显现出来的〔4〕3-5。

  兰瑟将叙述声音分为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对于个人型叙述声音的定义,兰瑟指出:“我用个人声音这个术语来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这个术语仅仅指热奈特所谓的‘自身故事的’的叙述,其中讲故事的‘我’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4〕20《呼兰河传》运用了个人型叙述声音,以女性的眼光对呼兰河城中的人物、事件进行观察,以个人的体验引导故事的叙述。叙述者虽不是故事的主角,但她参与到每一个故事之中,由于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叙述者成为众多故事的连接者和体验者,是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由于小说中的“我”与萧红的经历如出一辙,属于萧红自我中的一面,因此叙述者成为萧红的代言人,不仅讲述儿时的经历,而且在文本中替女性发声,对男性权威话语发出挑战,以女性的真实体验揭开男权制的面具,并使女性的“声音”进入遮蔽女性主体性的历史,以建立女性的叙述权威。兰瑟认为女作家采用的“个人型叙述”(第一人称叙述)可以建构某种以女性身体为形式的女性主体的权威……每一种权威叙述形式都编制出自己的权威虚构话语,明确表达出某些意义而让其他意义保持沉默〔1〕209。

  在《呼兰河传》中,叙述者公开表述了女性的叙述主体性,以自身为主导明确表达女性的体验与感受,文本中传达出的批判话语颠覆男权传统,使男性权威话语暂时保持沉默。以个人型叙述声音为依托,萧红在文本中为女性发声:“古语说,‘女子上不了战场’。其实不对的,这井多么深,平白地你问一个男子,问他这井敢跳不敢跳,怕他也不敢的。而一个年轻的女子竟敢了,上战场不一定死,也许回来闹个一官半职的。”〔3〕

  60在描写呼兰河城的嫁娶风俗时,叙述者在文本中对男权思想提出质疑,指出自古以来对女性的歧视,以跳井的事实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勇敢,而后更是批判修节妇坊的男人为了更好地奴役妻子,断不敢赞美女子跳井的勇敢,害怕引起妻子的反抗。

  三、叙述视角

  叙述视角指叙述时观察事物的角度〔1〕88。申丹在《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中对学者提出的视角模式进行提炼,归纳总结出九种视角,按照申丹的归类,《呼兰河传》的前两章以全知视角为主,对呼兰小城的自然、社会环境进行描写;后几章以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为主,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并穿插第一人称中的体验视角,即叙述者放弃目前的观察角度,转而采用当初正在体验事件时的眼光来聚焦〔1〕97。

  在前两章的叙述中,虽采用个人型叙述声音,但叙述视角为全知视角,叙述者从多个角度描绘呼兰小城的自然、人情风貌,不仅总体描绘呼兰小城的环境,而且深入各家各户进行叙述,涉及的人物繁多,事件丰富。通过不同角度的透视,叙述者将呼兰河城人们的生活细致地展现于读者面前,并牵出自身对男权传统的看法,在全知视角的观察下为女性发声。全知视角有利于叙述者全面地透视小城人民的精神面貌,为后续事件的叙述做铺垫。

  四、反常的省叙

  “省叙”是热奈特在《叙述话语》中提出的经典叙事学概念,指的是叙述者(对相关事件)所讲的比自己所知的要少。所谓反常的省叙就是第一人称叙述者进行回顾性叙述时,略去或歪曲某些信息,这看上去与叙述者目前的判断不相吻合〔1〕211。

  《呼兰河传》中的叙述者搁置成人的眼光,以儿时体验事件的眼光对事件进行聚焦,由于事件发生于叙述者的幼年,此时的眼光较为纯真,缺乏成年人的判断力。在小说的叙述中,叙述者认可了幼年时期有误的判断,采用了过去时态,触及儿时的意识与价值判断,增强了叙述声音的性别特点,对传统的男权叙事进行了颠覆。

  反常的省叙给文本带来陌生化的效果,以儿童的口吻叙述事件,解构遮蔽女性主体性的历史,还原女性的真实体验,与成人的话语形成对照,对男性权威话语形成讽刺。叙述者用儿童的身份、视角、口吻去讲述祖辈们的生活,因儿童思维的缺乏逻辑、尚未成熟的判断能力以及叙述能力,儿童视角在叙述当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碎片化、细节化,其对大事件的碎片化、细节化记述,呈现出一定的细节真实〔6〕。

  小说中女性的生存困境通过反常的省叙呈现,幼时琐碎的记忆构成事件的真相,儿童的视角构成一面镜子,映射出呼兰小城人们的精神状态,使男权制对女性的蹂躏无处遁形。

  五、自由间接引语

  自由间接引语在人称和时态上与正规的间接引语一致,但它不带引导句,转述语(即转述人物话语的部分)本身为独立的句子。这一形式常常保留体现人物主体意识的语言成分〔1〕146。《呼兰河传》运用自由间接引语,增强了人物话语的讽刺效果,在引导句、转述语缺失的情况下,与客观真实的叙述相比,自由间接引语的荒诞成分得到自然的强调,读者能从字里行间体味到叙述者有意突出的部分,领会叙述者的深意。由于自由间接引语与平常的叙述较为接近,读者在阅读之时难以分辨两者的区别,易将其等同于叙述描写,叙述者的态度隐藏于自由间接引语之中,读者不自觉地接受了叙述者对于人物事件的态度,女性的叙述权威随即被赋予文本之中,不易受到读者的排斥。

  综上,萧红的《呼兰河传》建构了女性的叙述权威:首先,通过反差的设置,使有关女性的事件与场景得到突出;女性人物的叙述比例在小说中高于男性,表明叙述者对女性命运的高度关注;事件之间距离的灵活变化,使女性遭受迫害的事件显得更加迂回波折,批判男权的主题得到深化。其次,萧红运用个人型叙述声音,编制出女性的权威虚构话语,表达出批判男权的意义,使男性权威话语在文本中保持沉默。

  接着,在叙述视角的选择上,萧红在前两章运用全知视角,赋予女性高度的叙述权威;后几章以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为主,穿插第一人称中的体验视角,透过女性的眼光,叙述女性的感受和体验,重申女性的自我意识;同时引入男性的眼光,以男性视角呈现男性对女性的物化与扭曲。另外,萧红在文本中运用反常的省叙,增强了叙述声音的女性气质,对传统的男权叙事进行了颠覆,以儿童视角解构男性话语权威。最后,萧红使用自由间接引语,将叙述者的态度隐含其间,削弱人物话语的权威,并通过引语争夺话语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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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萧红.呼兰河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4〕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陈榕.凝视〔M〕//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349.

  〔6〕郭静思.试论儿童视角叙事〔D〕.青海:青海师范大学,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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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当代中原乡土作家,文化情结,乡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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