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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10-29 16:51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 要】明清时代，晋商与山西梆子戏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晋商对山西梆子的发展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影响：晋商促进了山西梆子戏向外的传播与流布;晋商促进了梆子戏戏班的发展与兴盛;晋商会馆促进了山西梆子戏的繁荣与交流;晋商文化丰富、
【摘 要】明清时代，晋商与山西梆子戏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晋商对山西梆子的发展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影响：晋商促进了山西梆子戏向外的传播与流布;晋商促进了梆子戏戏班的发展与兴盛;晋商会馆促进了山西梆子戏的繁荣与交流;晋商文化丰富、影响了剧目内容。
【关键词】晋商;山西梆子戏;主要影响
蒲剧、晋剧、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被称为山西四大梆子，是山西传统戏曲剧种中的大戏，产生并蓬勃发展于明清时代，是明清以来山西最主要的戏曲剧种。山西梆子戏在明清时代的繁荣发展与盛极一时的晋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晋商雄厚的经济实力、外出经商过程中的精神需求与信仰及其独特的文化内涵都对同时期山西梆子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主要作用与影响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
一、晋商促进了山西梆子戏的传播与流布
根据《中国戏曲发展史》的记载，明清时代，随着商业的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生活日益奢靡腐化。晋商兴盛的明清时期，已是戏曲全民化的时代。一方面，晋商从事商业活动，常常通过请戏班唱戏的形式完成商业竞争中的娱乐宴请活动。另一方面，晋商常常远离家乡，出于对家乡的思念，于是表现出对家乡的戏曲——山西梆子戏的情有独钟，把它当作一种精神寄托，不惜重金去追求与发展。从这一点来说，晋商为山西梆子戏的传播提供了市场需求与动力。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山西梆子戏也便随着他们的足迹在各地传播与流布开来。晋商在山西梆子戏的传播与流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晋商为山西梆子戏的传播与流布提供了经济支持
对家乡梆子戏的向往与追求是晋商精神需求的一个重要体现。他们外出经商后，精神上的需求愈发显得突出，于是开始用辛苦积累下的钱财去换取精神上的满足，重金聘请家乡的戏班去各地演出。晋商对家乡梆子戏的热爱与需求让梆子戏从家乡向外的传播有了市场动力，而晋商对梆子戏的资金支持则让梆子戏向外的传播有了最重要的经济条件。例如，清代咸丰前后，蒲州梆子娃娃班十分兴盛，其中颇负盛名的“三义园”娃娃班，被“祁太票号”花了一千两银子收买北上，带到大同、张垣、宜化和北京等处活动，并最终催生出一批优秀的梆子戏演员。这则事例中，蒲州梆子能够走出家乡、传播流布到大同、北京等地，很明显得益于富有的晋商为它提供的经济支持。
(二)商路指引了山西梆子的戏路
外来的山西梆子必然要与本土戏剧发生碰撞与融合，并最终以适宜的面貌适应于当地的人文环境。例如，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晋商最早是在河北、内蒙古一带活动较多，加上河北省的张家口(又称“张垣”)是内地通往蒙古、俄罗斯的经商枢纽地带，所以河北就成为晋商的一大聚集地，山西梆子随着晋商的足迹传播到这里，与当地的戏剧相融合，形成了全新的“河北梆子”。随着明中叶以后晋商的日益活跃，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或自带家乡戏班前往经商之地，或重金聘请家乡的戏班前去演出，于是山西梆子戏也随着晋商的足迹逐渐遍布全国。
二、晋商促进了戏班的发展与兴盛
晋商的富有与对山西梆子戏的热爱为戏班的建设提供了市场需求、资金支持和人才保障。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大兴戏剧来娱神敬神，成为戏班兴起的动力之一
晋商常年在外经营生意，对于自身安危与生意的兴衰有着很深的精神寄托，他们信奉关帝圣君，常年坚持供奉，为了娱神敬神，晋商常常不惜重金。而最原始的娱神敬神手段就是巫、觋的歌舞表演，至宋元时期，戏曲发展成熟，戏剧表演成为娱神敬神的重要活动形式。明清时期，戏曲艺术发展到繁盛阶段，戏剧演出更是成为人们娱神敬神的最主要使用的形式载体。晋商求神护佑的心理诉求与他们对关帝圣君的尊崇与信仰促使他们大兴梆子戏，成为戏班兴起的动力之一。
(二)投资兴办戏班、组建票社
榆次首富王钺喜爱戏曲，花重金成立了“四喜班”。他从苏州买了全副戏箱，从省会专门聘请鼓师和琴师，花高价从蒲州聘请来了十多位著名戏剧演员，排练了整整一个冬天，演出时一鸣惊人，轰动一时。另外，晋中祁县金财主渠元淦花重金派人到晋南、晋中各个县聘请当地著名戏剧演员，花大价钱从苏州购置了全套上等戏装，组成上下聚梨园，其演员阵仗及演出轰动了整个晋中地区。太谷“虎财主”王虎儿因喜爱戏曲，花了几百两银子办起了全胜和戏班，红极一时。山西民间曾流传一句谚语：“晋中的鎏子，蒲州的戏子”。“鎏子”即指成色好的金子，这句话是说中路梆子早期的演员大多是晋中的富商花重金从蒲州招聘来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晋商为了组建优秀的戏班而不惜重金投资的社会现象。
清末民初，许多晋商组织了业余票社即自乐班以自娱自乐。比如，太谷富商曹克让、曹三少父子组织成立了三多堂自乐班，每年冬天都要集中各地名角举办赛演，为期一个月，极大促进了不同地方戏曲演员的切磋与交流。太原市济生馆药店李掌柜组织倡办了济生馆票社，以演唱中路梆子和昆曲自娱自乐。李家药店后院专供票友食宿和娱乐，每晚有票友至此，或清唱小折片段，或演奏刚刚流行起来的套曲，或明场排练、切磋技艺，常至午夜兴尽方散。戏班封箱的时候，常常接待一些零散艺人来此过冬，待他们临走时票社还慷慨地资助给他们路费和衣物，年复一年，为梆子戏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
(三)建立科班，为戏班培养人才
晋商不但投资、兴办戏班，组建票社，还热心于成立科班，为戏班的长远发展培养后续人才。科班俗名叫“娃娃班”，一般招收九至十二岁的学徒，学制三到六年。山西梆子戏的科班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进入极盛时期，为山西梆子戏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而大多数的科班都是由晋商投资兴办的。比如，中路梆子最早的科班叫云生班，是由祁县富商岳彩光于清嘉庆三年兴办的;著名科班小梨园则是由徐沟东罗村大富商时成瀛于光绪七年投资兴办的;科班禄梨园则是介休县义安镇富商郭应照于光绪十八年兴办的。这些科班多请名师执教，为中路梆子培养了大量的艺徒，这些徒弟出科后有很多成为名角，如“狮子黑”乔国瑞，出科后曾进京演出，深得梅兰芳赞赏。
三、晋商会馆促进了山西梆子戏的繁荣与交流
晋商会馆是晋商在外地集资修建的馆所，北京的山西临汾会馆《重修临汾会馆碑记》记载：“北京为首善之区，商旅辐辏之地。会馆之设由来久矣。揆前人创造之初心，非仅为祀神宴会之所，实以敦睦谊，联感情，本互相而谋福利，法意良美，至是多也”。可见，晋商会馆是用来为山西籍商人在外地汇聚同乡联络乡谊、举办庆祝或祭祀活动之地。
晋商会馆最早建于明代中叶，繁荣于清代。郭建丽曾在论文中引用过山西财经大学晋商文化学会整理出的“中国晋商会馆名录”，其中提到，现已发现的晋商会馆有一百五十多所，遍布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西、福建、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广东、广西等二十八个省、直辖市。晋商的兴盛及晋商会馆的遍布范围之广可见一斑。
而会馆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山西梆子戏戏台的建设。晋商会馆通常建有宏伟的戏台或戏楼，每逢同乡聚会，则请戏班来会馆内演出助兴，每逢祭祀活动，晋商也会专门邀请有名的戏班来演出以娱神敬神。晋商会馆的繁荣与林立为山西梆子戏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演出场所的保障，而会馆的大量集聚或祭祀、庆祝活动也极大促进了山西梆子戏的繁荣，同时，有力带动了山西梆子戏与其他地方剧种的交流与融合。
四、晋商文化丰富、影响了梆子戏剧目内容
(一)晋商文化中的“义”影响了山西梆子戏的剧目内容倾向
山西梆子戏的剧目内容繁多，既有反映百姓世俗生活的小戏，也有反映历史生活的大戏，其中，梆子戏历史剧的剧目内容尤其受到了晋商文化中的忠义精神的深刻影响。晋商一直恪守“诚信”这一根本，同时强调忠义精神。蒲州官商大户出身的王现曾在《故王文贤墓志铭》中有过这样的论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
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天之鉴也。”王现的这段论述讲的是经商过程中修身养德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了“义”的重要性，而“义”正是晋商文化中的核心之一。山西梆子戏中的主流历史剧剧目几乎全围绕着忠义的主题。例如，蒲州梆子中的《岳母刺字》《宁武关》，上党梆子中的《天波楼》《雁门关》，中路梆子中的《长坂坡》《忠义侠》等在晋商中颇受欢迎的历史剧目皆以忠义为表现主题。
(二)出现了一批反映晋商家庭与情感遭遇的剧目
出于对晋商扶持的感激与对晋商消费口味的迎合，艺人们在传统剧目之余开始写一些以晋商的家庭、情感生活为表现内容的新剧目，比如《贩马记》《龙凤杯》《珍珠衫》等等。这些剧目都是以商人为主要人物，写他们离家外出经商之后原有家庭出现的各种变故，以曲折的故事真实反映出社会中的普通商人群体因外出经商、与家人聚少离多而带来的家庭变故与精神上的痛苦。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商人群体社会地位的低微及他们所遭遇的社会不公与窘境。这些兼有理解之情与迎合之意的新剧目引起了晋商的极大共鸣，颇受欢迎，广受传播，极大繁荣了山西梆子戏的剧目种类。
五、小结
晋商的崛起对山西梆子戏的发展与传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不仅为山西梆子戏本体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刺激与经济支持，促进了戏班的兴盛，还对山西梆子戏向外的传播与流布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与促进作用，在传播过程中促进了山西梆子戏与其他地方戏剧的交流与融合。与此同时，晋商文化“义”的内核对山西梆子戏的剧目内容与类型也起到了丰富、开拓的作用。但这仅仅是晋商与山西梆子戏之间关系的一角，二者之间既有积极的相互影响的一面，也有消极的相互作用的一面，关于二者之间更全面与细微的关联，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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