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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12-25 17:08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农户根据决策行为不同可分为转入农户和转出农户，本文基于农户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尝试构建数理模型，对农户转入或转出的条件进行探讨，并对其经济学意义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决策行为是有限理性的，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
摘要：农户根据决策行为不同可分为转入农户和转出农户，本文基于农户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尝试构建数理模型，对农户转入或转出的条件进行探讨，并对其经济学意义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决策行为是有限理性的，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规范土地流转市场、着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高农户理性预期，只要外部环境能够使农户满意，农户就会选择转入或转出农地。
关键词：有限理性;农地流转;数理模型
2004—2019年，党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六年关注“三农”问题，基本精神就是千方百计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这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意味着“三农”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尤其是2019年，一号文件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新型经营主体逐渐壮大，农村土地流转机制逐步形成，农业生产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
然而，在土地流转市场中，农户作为供给主体，是否参与流转关键在于农户的决策。假设农户都是理性的，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只要达到一定前提条件，农户就会做出土地流转的决策。但是，现实中的农户不可能掌握充分的信息，并且处理、分析信息能力有限，农户在进行决策时也只能依据“满意原则”，而并非“效益最大化原则”。阿罗认为，人的行为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1]。笔者基于有限理性假说构建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模型，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找出农户土地转入与转出意愿的条件，并从经济学视角进行论证，为政府部门积极引导农户实现土地有序流转指明方向，为更好地解决当前我国土地流转面临的困境提供理论支撑。
1 文献综述
目前土地流转方面已经形成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基于有限理性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成果相对欠缺[2]。而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决策行为受土地流转市场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及农户形成既定的主观认知的影响。因此，农户进行决策不仅仅只追求特定意义上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即“满意原则”，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以及选择怎样的路径实现流转，都是特定行为环境下基于有限理性所做出的主观抉择。
钟涨宝等运用有限理性理论对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的决策行为进行定性分析，理论假设比较符合我国现实，较合理地解释了农户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决策行为，为推动我国农地流转提供合理依据[4]。陈姗姗等通过对陕西米脂县高西沟村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进行调研，运用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有限理性行为决策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各变量模型估计结果与理论和调研结果一致，农户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是有限理性的[5]。大多数学者主要是从土地流转决策行为视角采用Probit模型对我国各地区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或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不同地区农户经济基础、认知和观念不同，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6-8]。
王亚等结合河南省农户第一手调研数据，从组织方式视角构建Heckman模型对农户决策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目前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仍处于自发组织阶段，粮食生产直补政策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会产生影响，但是并未影响到农户流转的数量[9]。陈治国等构建SNEOP模型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进行研究，发现流转土地对转出农户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对转入农户却存在漏出效应[10]。综上可知，国内已有学者运用有限理性理论对我国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而大多数学者主要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农户决策行为进行实证分析，而从有限理性视角对农户决策数理模型构建和经济学分析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完整的例证和讨论，笔者基于有限理性视角对此进行探究，以期为我国土地流转实践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2 数理模型构建与经济学分析
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会实现各种资源优化配置，土地市场也是如此。而现实经济生活中，农户会根据已掌握的信息进行决策，趋利避害，进而做出最有利的行为选择。在此，笔者根据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的不同，将其分为转出农户和转入农户两类，对不同类别农户经济行为进行分析。
2.1 转入农户行为分析
2.1.1 数理模型构建。转入农户通常是种地能手或没有其他方面特长只能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群体，这部分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没有兼业收入或兼业收入很少，农业收入是最主要收入来源。长远来看，未来土地将会集中在这些农户手中。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农户土地流转决策时会根据前期信息搜集情况及家庭实际，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转入农户会进行成本受益核算，如果转入对自己是有利的，农户就会选择转入土地，然而具体转入数量的多少可以由下式计算得出。
其中：a 为单位产出;b 为单位租金;c 为投入有形成本，如化肥、农药、播种收割单位费用等;C0 为隐性成本，如农户及其亲友劳动投入;P为农产品价格;X 为转入土地数量;I 为兼业收入，即农户农闲时兼业收入;C1 为农户兼业时心理成本，如外出务工对家庭及孩子造成的影响及自己心理负担。
受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认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过程中决策行为存在不确定性，主要原因在于农户对未来非农就业收入、粮食价格、农地流转价格、生产资料价格等因素会形成非理性预期，形成正向或负向的偏差。在此将农户有限理性的预期引入上不等式中，可变形为：
其中，ΔΠ 为有限理性预期影响因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因素的有限理性预期影响因子是不同的，如兼业收入的有限理性预期(ΔΠI )、土地流转价格的有限理性预期(ΔΠP )。考虑到农户现实中的理性是介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在此笔者提出有限理性预期影响因子指标对农户的这种有限理性进行考量。
转入农户会根据所掌握的当前农产品价格、流转土地市场价格、单位成本、务工收入等信息对短期农业发展形势形成一个预期，考虑到预期的不确定性，农户会制定一些备选方案，根据已掌握的信息进行权衡，选择最优的方案。
依据有限理性理论，农户掌握的信息及其信息分析的能力是有限的，同时未来农业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农户对未来预期也不能做到有充分认知，如农业生产资料和粮食价格、宏观经济形势、农业政策制定等方面都不会以农户意志为转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农户的决策行为就是盲目的，农户会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自身经验进行权衡，即使最优的方案仍无法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然而也是局部最优。根据上式分析可知，当农产品价格、单位成本及租金预期发生变化时，农户就会根据信息变化动态调整决策，只要农户预期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农户就会主动选择多转入土地。
2.1.2 经济学分析。
其中TPL 表示总收益，MPL 表示边际收益，APL 表示平均收益，纵坐标表示农户受益，横坐标表示农户种植土地的数量，I 表示农户种地的机会成本，即外出务工收益。随着农户转入土地数量的增加，前期边际收益逐渐递增，在B点边际收益达到最大值，但是仍高于平均收益，农户继续增加转入土地数量就会增加种植规模，仍能够形成规模效应，获得规模效益。但是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当农户转入土地数量较少、收益低于机会成本I 时，农户就会放弃转入土地选择务工，当农户转入数量大于或等于x 时就会选择转入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随着农户转入土地数量进一步增加，农户边际收益只要大于零，就能够获得持续增长的收益，然而农户生产规模并不能无限扩大，现实生产活动过程中也是如此，受生产技术、农户经验水平、土地资源禀赋等条件制约农户种植规模短期内也不可能持续扩大，当农户农业经营水平、种植技术与农业规模匹配时，农户才会获得规模报酬，如果农业种植规模低于适度规模经营的水平，持续增加转入土地则会增加农户农业收入。
反之，当农户耕地数量达到一定水平( L4)时，边际收益减小为零，农户继续增加土地的话，边际收益开始转为负，农户收益非增反而会逐渐降低，因此，农户必须保持适度规模经营。这与农业发展中典型事实的“IR关系”一致[8]，即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以全要素生产率度量的农业生产效率提高，而单位土地产出水平则下降，因此农户收益将递减。
2.2 转出农户行为分析
2.2.1 数理模型构建。转出农户通常是具有一定职业技能、自主创业的农户，这部分农户具备较强的非农就业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有稳定的非农收入来源，并且比较客观，这部分群体是农地转出的主体。其中一部分转出农户能够较好融入城镇中来，但仍有大部分农户两地奔波，往返于城镇和农村之间。假设转出农户也是理性的，这部分农户转出土地时会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即只要满足下式条件农户就会选择转出土地。
其中：a 为单位产出;b 为单位租金;c 为投入有形成本，如化肥、农药、播种收割单位费用等;C0 为隐性成本，如农户及其亲友劳动投入;p为农产品价格;X 为转入土地数量;I 为兼业收入，即农户农闲时兼业收入;C1 为农户兼业时心理成本，如外出务工对家庭及孩子造成的影响及自己心理负担。
在此，同样将农户有限理性的预期引入上不等式中，可变形为：
由上式分析可知，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农户在城镇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并且能够享有相应的社会保障，降低其心理成本，因此，农户就会选择放弃土地到城镇中工作、生活。即使农户暂时在城镇工作或自主经营收入不稳定，存在一定的波动，只要对未来收入有很好的预期，农户仍然会选择放弃耕地而留在城镇;如果农户预期未来继续流转城镇隐性成本会很高，如子女不能妥善安置、老人独自留守老家、无法享受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等问题，转出土地的这部分农户就会有较大的后顾之忧，农户可能就会选择继续耕种土地。
因此，只要相关部门能够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妥善解决这部分人在城镇生活的各方面问题，使这部分群体很好地融入城镇中，就能够促使这部分人放弃耕地而留在城镇;同时，如果农村中仍处于观望状态的农户看到已流转农户在城镇中能够得到更好的生活，对未来在城镇工作、生活就会形成很好的预期，这部分农户有可能会选择放弃耕地而融入城镇中来，就能进一步实现土地有序流转、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
2.2.2 经济学分析。
其中纵坐标表示农户收入，横坐标表示时间，I0 表示刚进入非农产业时农户种地的机会成本，即外出务工或自主经营(做生意)收益。转出农户非农收益由起初进入非农产业的I0 逐年增加，并且起初阶段边际收益较高，随后逐渐递减，当进入一定时期又呈递增趋势。追其原因为农户刚进入非农产业，自身素质、专业技能或经营水平显著提高，为农户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明显，转出农户收益逐年显著上升，但是当农户自身经验与当前技术水平相匹配时，就会面临一种瓶颈，受当前行业技术水平或行业发展限制，农户专业技能基本趋于稳定，即从t1 时点开始到t2 为止这一阶段。
因此，这段时间农户收入水平虽然处于较高水平，但是边际收益较低，收入绝对水平随年份不会有太大变化;当农户综合素质日积月累、技术发生变化或行业发展面临新机遇，即经过t2 时点以后，转出农户边际收益会逐渐递增，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达到较高水平及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比较健全，为转出农户创造更稳定的生活、工作环境，使这部分农户享有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制度。
3 结语
总体来看，良好的预期有助于农户制定决策、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因此，为提高农户理性预期，推动农地有序流转，解决好未来土地集中在谁的手中及谁来种地的问题，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进一步提升农业竞争力，笔者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思考。
①政府部门应做好经济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平稳运行，为转出土地农户形成良好的经济预期，使其更好地在城镇非农产业发展，这样也有利于构建土地流转机制。良好的经济预期也有利于转入土地的农户形成良好的预期，激励其增加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提升投入生产要素的质量，有效保障农产品稳定供给。乐观的经济形势能够为转出土地的农户带来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尤其是在目前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稳中略降，农民务工收入增速下滑，农户可能会对未来非农就业形成悲观预期，更会依赖农地作为生活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利于农地流转。因此，如何充分发挥新经济形势下经济发展新动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增加农民务工收入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②进一步做好土地确权工作，土地确权能够有效保障土地经营者和承包者的合法权利，为转入和转出土地的农户提供法律或制度保障，有利于土地流转市场的稳定，切实保障农户的财产性收益。同时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流通市场，形成有效的激励和补贴机制，充分调动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增加农业经营收入，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为保障粮食安全奠定基础。
③“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加强对农户的技术培训。农户自身技能或经营水平提高，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就会提高，农户就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转入或转出之间进行决策，种地能手就会选择转入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其他农户就会选择外出工作或自主经营，有利于实现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农户自身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就业竞争力和就业质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也有利于为转出土地的农户形成良好的预期，增强其在非农部门就业的稳定性，有利于加快土地流转，使土地集中到种粮大户或其他新型经营主体手中，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强对转入土地农户进行培训，有利于提升农户农业经营水平，及时掌握最新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相关信息，提升农户经营决策水平，有助于增强农业发展动能。
④逐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打消转出土地农户的后顾之忧，土地保障在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应运而生，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完善，土地保障功能弱化，但是目前依然存在，作为生活保障最后一道防线，转出土地的农户决策行为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强，尤其是会影响到土地流转的期限，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有利于稳固转入和转出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转入土地的农户如果能够签订长期合约，就会持续增加对农业生产经营的投入，如技术、农业生产资料等，有利于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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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理性视阈下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分析》学报期刊咨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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