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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1-04 15:06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 要：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存在着大量人口外流型村庄，人口外流使乡村内部空心化现象严重，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最直接的表征为人力资本不足、外来人才嵌入困难、精英人才缺乏及技术水平落后，造成其自身发展乏力。 故本文以人为核心要素，针对人口外流
摘 要：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存在着大量人口外流型村庄，人口外流使乡村内部“空心化”现象严重，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最直接的表征为人力资本不足、外来人才嵌入困难、精英人才缺乏及技术水平落后，造成其自身发展乏力。 故本文以“人”为核心要素，针对人口外流型村庄所存在的困境，从内生式发展、优化基层政权、吸纳新乡贤归乡、“农户+专家”模式四个方面来探讨乡村发展的合理路径，吸引人口回流，激发内生动力，以促进乡村建设。
关键词：乡村振兴; 人口外流型村庄; 人才建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突破99万亿元。 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主战场，大力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人均收入较高。 横向比较，我国中西部地区因地理位置不占优势、市场扩展速度缓慢等多方面的原因，其经济发展程度远落后于东部，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及东南沿海区域。 在其农村地区，随着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大规模转移，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失对农村地区的影响逐渐引起社会关注[1]。
《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外出农民工17 266万人，其中跨省流动7 594万人，省内流动9 672万人，40岁及以下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分别为69.9%和13.8%。 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外流，尤其是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造成以农村社会主体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空废化等为主要特征的“乡村病”问题日趋严峻，一些村落逐渐走向衰败甚至消亡，给乡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2]。 农村地区人口凋敝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中国的乡村治理走过了70年的历程。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为代表的学者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分别创作了《乡村建设理论》《农村运动的使命》《乡村建设》等著作。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叶兴庆指出经济发展对于农村有积极作用，抓好“人、钱、地”是关键所在[3]。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村落的空心化和人口流失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如资源荒置、文脉流失、保障缺乏、治理困难[4]。 乡村振兴首先要破解以人为核心的人口流失问题[5]。 而目前我国中西部的农村地区人口外流、土地抛荒现象十分普遍，人口外流型村庄的大量存在制约着当地乡村振兴步伐。 因此笔者以河南省G县徐村为调研地点，通过实地调查和入户访谈的方法，探究人口外流型村庄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乡村振兴的出路。
一、人口外流型村庄的特点
徐村位于河南省南部，地形以平原为主，耕地面积3.87平方千米，土地资源较为丰富，截至2018年底共有914户，在册人口数量为3 217人。 在实地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村庄中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三留守”人口多，是一个典型的人口外流型村庄，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人力资源稀缺
人口外流型村庄主要矛盾为人口大量流失(尤以青壮年劳动力比重最高)与乡村发展人力资源不足的失衡。 对徐村调研数据显示该村每年常住人口仅759人，村内人口流失率为73.6%，其中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占总人口流出的81.2%。 青壮年劳动力的主要流入地往往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如广州、深圳等城市。 人口流出使乡村人力资源稀缺，呈现乡村“空心化”的特点。
(二)“三留守”人群基数大，管理方式滞后
从人口的总体迁移情况来看，迁移群体主要是40岁以下的青壮年群体，40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人口流动速率放缓，数量逐渐平稳。 农村劳动力人口迁移是碎片化和个体性的，城市对于农村人力资源的吸纳有筛选的过程，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了，老弱妇孺却不得其门而入，在我国中西部的人口外流型村庄中，“三留守”人群数量居多。 就徐村的调研情况来看：在该村的常住人口中，父母双方皆外出的留守儿童为82人，占常住人口的10.8%; 父母双方中只有一方外出的留守儿童46人，占常住人口的6%; 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合计513人，占常住人口的67.5%。
(三)初级粮食生产活动为主，土地增收乏力
千百年来，土地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收入的重要保障。 目前我国农村主要的经济活动仍然是种植基础的粮食作物，工业生产和服务业资源非常稀缺。 徐村的一位曾姓村民说道：“我们村主要种的庄稼是单季水稻，地里种的大部分都是树木，只有几户人家偶尔种下花生油菜之类的，产量不高。 虽然现在国家不收土地税，颁布了惠农政策，但是我们这里夏季易旱，田地灌溉不便，加上近些年来稻谷种子价格上涨、化肥农药和地膜的大规模投入，每亩田大约就赚1 400元，年收入不高。 ”就其村民所言，徐村目前仍处于传统农业生产耕作模式。 金融保险服务、技术服务、机械服务和加工销售服务等水稻生产性服务在该村并未得到普及[6]。
二、人口外流型村庄乡村振兴的困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我国中西部的农村地区突破以往的落后局面，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但对徐村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以徐村为代表的人口外流型村庄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困境。 人口外流走出去的是人，留下的是空壳村。 故而围绕“人”这一核心来探讨人口外流型村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所存在的困境。
(一)生产建设主体缺失，人力资本存量不足
托达罗模型假定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取决于人们对城乡收入差异的预期，差异值越大，人们流动的概率越高。 在中国地区阶梯式发展现状下，东南沿海城市的务工收入远远高于在中西部的农村务农收入，故而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进城农民工。 这部分进城人员回乡时会带回一笔可观收入。 在城市的吸力之下，较多的父母鼓励子女踏出农村，造成村内年轻子女外出务工、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代际分工模式。 人口外流使得村庄空心化现象加重，人力资本的断裂也加大了乡村治理的难度。 赖德胜、陈建伟等人[7]认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必须加强乡村人力资本积累，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实现人力资本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而在人口流失严重的中西部村落却面临无人可用的境地，产业生产遭遇困境。
(二)基层干部老龄化，外来人才融入困难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 ”基层政权的构建与农村地区的发展紧密相连。 但是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党建却面临诸多难题。 首先，基层干部老龄化严重。 就徐村的基层政权构建框架来看，该村仅有5名乡村干部，男女性别比为4∶1，年龄均在45岁以上，其中50岁以上村干部有3名，基层干部老龄化趋势明显。 其次，基层干部后备储蓄力量不足。 基层社区需要带头人去引领当地发展，人口流失使得党员结构不合理，村干部面临“后继无人”、发展对象青黄不接的局面。 再次，近年来的驻村第一书记政策在人才嵌入的过程中面临着困难，驻村第一书记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习俗不了解，使之在村内的威信降低，无法与内生型村干部相提并论，悬浮于乡村治理的表层，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
(三)乡村能人与故土断裂，精英人才流失
农村社会治理力量在不断嬗变，乡村能人在村庄内部具有一定的领袖能力。 夏显力等人[8]认为，能人群体与大众在信息、权力、社会资本、知识技能等多维结构中都处于不同的位置，在资源稀缺有限的境况下其始终占据有利地位，并联结成一个结构性网络。 因此乡村振兴要充分利用乡村能人之力，在精英的指导下更完备地进行变迁。 但是目前我国中西部乡村面临的困境之一为乡村能人不归乡。 其在走出乡村之后往往与村内的联系减弱，对本村的乡村治理呈不关心的态度，乡土断裂日渐扩大。 以徐村为例，徐村所孕育的乡村能人和培养的乡村精英人士在城市立足后，主观意图多为扎根城市，不愿回乡发展。 故而我国农村在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时，普遍存在面临精英人才缺乏的困境。
(四)技术供需不对等，阻碍科学化生产
技能的培训对于农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牲畜养殖技术和农业科技种植可以帮助农民提高农产品产量与质量、增加收入。 而新生代农民由于长期在外打工，对农业生产的参与度有限导致对农业生产技术的生疏化、陌生化。 乡村振兴要求保证每一个村民都有享受科技发展带来好处的权利、学习和应用科技手段的权利，我国的农村底层群众由于教育水平较低，他们往往对农业技术方面的知识学得慢，自主学习和科技应用能力较低。 这就需要对农民进行相应的培训，使之掌握恰当的农业生产技术，但是目前市面上的培训无法契合农民的真正所需，其提供的技术内容无法与农民的真正所需相匹配，很少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生产所需去制订培训计划。
三、人口外流型村庄乡村振兴的出路
(一)内生式发展，引导村民主动回流
村庄的发展可以分为内生式发展和外生式发展，早期人们普遍倡导以外生式输血手段达成乡村振兴的目的。 但是，近些年来的研究发现，外生式发展会弱化村民对于村庄的归属感，使当地的资源掠夺状态加剧，宜居环境遭到破坏，只有内生式发展才能长久地保持村庄活力。 合理开发利用村庄本土资源，发挥村庄特色，提高在乡收入水平，吸引更多的青年回乡发展，产业才能兴旺发达。 产业兴旺，村民收益提高回乡人流增加，如此形成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模式，便可实现乡村振兴。
徐村水产养殖业在当地颇具名声，小龙虾的养殖技术较为成熟，可以将之作为该村的内生发展动力，整合全村村民的养殖技艺，成立规模性的小龙虾养殖合作社，搭建市场销售渠道，构建村庄产业。 在这种趋势下，随着本村村民经济水平上涨，外出务工的收入在去除生活成本之后与在家务农的收入差距缩小，村民外出务工的热情自然下降，形成村民回流团体。 劳动力主体回迁，使人口结构得以重塑，激发村庄的内生力，激发更强的乡村振兴动力。
(二)优化基层政权，打造“新农人”队伍
阿里研究院在2015年提出新农人的概念，主要指善于利用互联网服务于“三农”、具有新理念新思维新技术，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或为农业提供宣传、推广、指导、咨询等服务的人或群体。 张红宇[9]则在2016年提出了狭义的新农人概念，即新农人主要指秉持生态农业理念，运用互联网思维，以提供安全农产品、提高农业价值为目标的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 “新农人”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毅力、有勇气、敢于打拼的人。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以当地的基层政权为领导核心。 当今基层干部老龄化、后备力量不充足、“外生人才”难以嵌入当地乡村治理，因而打造一支数量充足、质量优良的人民队伍是至关重要的。
农村基层可以公开选拔的方式吸纳返乡创业农民工、新乡贤、种植业能手、实用技能专家等，并将其作为干部培养人才，从而大量挖掘村庄的本土人力资源。 一方面减少本村的人口外流情况，另一方面可将其作为乡村振兴的引导力量。 此外，提高基层政权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亦应提上日程，上级部门实行相应激励制度，并通过有效的约束机制防止农村微腐。
(三)吸纳新乡贤归乡，营造回流模范
新乡贤是相对于古代乡贤而言的，乡贤是由“乡”与“贤”组成，可解释为乡村贤能之士。 “乡”表明两者的活动区域在乡村，“贤”表明两者都有一定威望，且道德水平相对较高，排除了城市生活的社会贤达，也排除了黑恶势力等群体[10]。 新乡贤从村庄中走出来，又将在外面学到的知识与能力带回村里。 在吸引乡贤归乡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依靠政策的吸力，还需要村民们通力合作共同完成，村庄作为一个农村社区有其特质，村落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与之交织的团体，农村的乡土气息牵引新乡贤回乡，使之帮助村民们找到适宜的乡土发展之路。 徐村一位村民描述了当年回乡的情形：“2017年秋天因为一些私事回到了家乡，打算在家待两个星期就离开，就在这两个星期内我转换了想法，辞去了工作在家创业。
之后我对于村貌、环境和本地资源特征等进行了两个月的考察，在政府的帮助下斥资约450万元建立一个保温材料厂。 目前我们厂共有正式员工63名，其中85%的员工是我们村的村民。 ”在徐村村民收入水平持续走低、人口流失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该保温材料厂增加了该村村民们在家就业的机会，现在该村民成为徐村的回流模范，其模范作用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吸引更多的徐村村民回乡发展。
(四)“农户+专家”模式，培育农村专业技术人才
农业科学技术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要支撑，农业专业技术人才作为农业科技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当下培训的热潮，笔者提出这样的构想：在专家讲授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启用有经验的农户去授课，打造“专家+
老道农户”的模式，更好地为农民提供实效培训。 这主要有以下几点优势：首先，老农户经验丰富，对于农作物植保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经验与见解，可有效地培养其他村民的实用技能; 其次，农户来源该村，更了解该村的地形地貌、气候节气等，可以因地制宜提供好的种植、养殖建议; 再次，农户常年居于村庄，对于村庄内的种植养殖情况较为熟悉，可以因时因势提出可行性建议。 辅以农业专家教学，定向培养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可促进当地的科学化农业生产，使村民在理论和实务两方面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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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和启示
人口外流型村庄的存在制约了我国美丽乡村的建设，我国正在转换过于注重城市发展的路径，开始放眼于农村区域的良性发展，城市的繁荣发展不能以农村地区的凋零和溃败为代价[11]，引领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回流将会是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外流型村庄乡村振兴的重要一步，只有有了一定的人力资本，我国的乡村振兴才有其实施者。 本文通过分析人口外流型村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困境和出路，有如下思考：
首先，人口外流型村庄在我国中西部普遍存在，乡村人口外流亦是当前广大乡村地域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折射出城乡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演进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序引导乡村人口回流，实现乡村振兴，是政府当前应该关注的问题; 其次，人口外流型村庄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面临一定的困境，其在人力、资本和政策上皆需要得到支持和鼓励，但是我们依然有能力从困境中找到出路，实现农村区域的乡村振兴，打造现代化新农村。
参考文献：
[1]许泽宁，高晓路，吴丹贤，等.2000—2010年中国农村人力资源格局的重构[J].地理科学进展，2019(8)：1259-1270.
[2]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地理学报，2018(4)：637-650.
[3]叶兴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J].改革，2018(1)：65-73.
[4]郭东杰.新中国70年：户籍制度变迁、人口流动与城乡一体化[J].浙江社会科学，2019(10)：75-84，158-159.
作者：熊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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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外流型村庄乡村振兴的困境与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