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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9-15 17:15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 要]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其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数字经济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分析我国整体和各省份上述两系统间耦合协调水平，可以为我国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参考。 通过使用熵值
[摘 要]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其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数字经济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分析我国整体和各省份上述两系统间耦合协调水平，可以为我国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参考。 通过使用熵值法，从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生产数字化、消费数字化、政务数字化和教育数字化五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评价体系，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基于2010-2019年全国和各省份相关数据测算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再通过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 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不断波动上升，但地区差异较显著，沿海地区较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更高; 我国整体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仅达到勉强协调，且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性差异较大。 因此，建议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纳入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把握耦合发展实质，促进东西部协同发展。
[关键词] 数字经济; 经济高质量发展; 熵值法; 耦合协调度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十三五规划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更好的诠释。 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公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35.8万亿元，占GDP的比例为36.2%，并且对服务业、制造业、农业渗透率分别达到37.8%、19.5%和8.2%。
在数字经济的驱动下，传统制造业正在向着智慧生产、经营和管理的目标迈进，这不但提高了传统行业的生产效率，而且促进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同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倒逼社会各类主体向数字经济“求利润，问出路”。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研究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二者的基础理论和关系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主题。
数字经济论文：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商科人才数据分析能力提升对策与实践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界定、评价体系、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几个层面展开。
(一)数字经济
1.数字经济概念界定
在数字经济概念界定这一层面，被广泛接受的有经合组织提出的狭义的定义，即：“数字经济是基于数字技术进行的电子商务活动。 ”和《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提出的广义的定义，即：“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
2.数字经济评价体系
在数字经济评价体系这一层面，范合君和吴婷(2020)构建了包括生产数字化、消费数字化、流通数字化和政府数字化四个维度的评价体系，分析后发现各个地区和分项指标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1]; 庞如超(2021)等则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应用、数字创新和数字政务五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结果表明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相关性[2]。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
1.经济高质量发展概念界定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界定层面，张宪昌(2018)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一层要义在于发展，第二层要义在于更高效、更有益、可持续和更公平的经济增长[3]。 宫汝娜等(2021)通过对质量和发展两个概念的梳理，将经济高质量发展定义为一种超越增长速度的、可持续的且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求的发展，是一种包含着经济、社会和生活的发展[4]。
2.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层面，史丹等(2019)构建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为标准的指标评价体系，分析后发现投资效率偏低、高技术产品出口附加值不高、产出波动较大、收入分配差距仍待缩小等方面是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板[5]。 而王伟(2020)从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新发展理念两个视角出发构建指标体系，发现创新水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6]。
(三)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化转型层面，刘鹏飞等(2018)提出数字化可以弥补很多传统产业的弊端，如环境污染、转型升级速度慢、生产人员过多等问题，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全社会的转型与再发展[7]。 王德辉等(2020)认为数字经济变革了传统制造业，有效增加了制造环节的经济附加值，有望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服务[8]。
韩彩珍等(2020)提出要将数字技术与软件、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相结合，引导数字化服务企业迅速做大，加快构建数字生产性服务业体系[9]。 张成福等(2020)指出，在数字经济背景之下，要运用数字技术改变政府的结构、功能、工作流程、服务提供的方式以及文化，再造政府履行职能和治理模式[10]。
(四)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层面，曹正勇(2018)提出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导致工业发展模式变革和重塑我国制造业价值链，这将助推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进而达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11]。 张鸿等(2019)发现数字经济在经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经济增长动力和经济发展目标等角度助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性转变[12]。 葛和平等(2021)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受经济效率和不合理经济结构约束的可能性越大，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13]。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大多将视野放在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界定、评价体系构建以及数字化转型和单向的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面。 然而，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并非完全单向线性的，二者的互动演化关系符合Myrdal提出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14]，二者存在明显的耦合协调特征。 且在研究方法上，传统的耦合协调模型在计算耦合协调度过程中对两系统进行综合评价时只做简单的线性加权求和，而这样并不能反映出某些指标所具有的突出影响从而导致评价结果存在一定偏误。
鉴于此，本文把数字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视为具有相互影响的两个独立系统，以中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依据，运用熵值法先测算出两个系统各自的评分，再利用灰色关联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联序和耦合协调性展开研究。
二、机理分析
(一)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
1.数字技术优化传统经济部门
经济结构优化效应主要表现为不同路径对产业的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包括功能、效率、需求和政策的优化调整。 功能导向型的经济结构优化从发挥微观主体的不同功能出发，给各个经济部门以正确的定位，而不同的功能定位必然导致不同部门产业布局和重点行业领域选择的差异化，而功能定位变迁将形成经济产业布局和结构的动态变化，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效率优化方面，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和使用生产要素的效率的提高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而数字技术与传统经济部门相结合提高要素投入-产出效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大数据运算实现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本)的合理配置，提升生产要素边际产出率; 二是数字技术的创新所产生出的信息技术进步(5G技术的应用)、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与传统工业部门的结合都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基础; 三是数字技术与企业管理相结合，在管理过程中完成企业生产、管理数据的采集、处理、统计、分析与决策。 指导企业应用数据提升生产和管理质量，进行更加科学的决策，全面提升企业整体运营过程的能力和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5]。
2.数字产业集聚的成本节约效应
数字经济相关企业为充分利用特定区域的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会呈现空间集聚倾向，而企业的空间集聚又会进一步强化区域对外部企业不断加入的吸引力。 数字企业在空间上不断集聚更易于促进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构建，加速新知识、新工艺和信息技术在区域内传播扩散，从而节约企业的信息搜集成本和模仿创新的学习成本。 此外，产业集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易产生空间外溢，尤其是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这种空间外溢会变得更加显著，产出的新技术、新知识等在区域间自由交流和传播，这将极大节约后发区域非必要的原始创新成本，发挥后发赶超优势[16]。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拉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1.需求导致的数字技术进步效应
市场需求拉动是数字技术进步的基本起点，也是数字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泉。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发强烈，市场需求也在朝着多样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厂商出于最大化利润追求必须将一切生产活动切换到市场需求的“频道”上来。 为满足变化发展着的市场需求，生产者需不断开展产品革新、技术创新、服务升级等创新活动，同时推动传统的批量化、标准化生产方式向小批量、定制式、柔性化生产方式转变[17]。
这种需求引致的数字技术进步效应实际上就是市场上的生产者群体为迎合市场需求生产全新产品或实现产品功能升级所带来的增值效应和消费者群体对于这些增值效应带来效用增加值的认可程度并由此诱发消费倾向的相互作用过程所产生的结果。
2.经济发展倒逼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经济发展的驱动，这种驱动力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对发展理念与发展目标的追求，是一种经济主体理想化的发展路径; 而被动的数字经济发展往往是由于外部环境、经济形势等不利于区域内经济主体发展或是外部经济体冲击，经济主体为求得生存和发展所被迫进行的数字化转型活动。 由于被迫进行的数字化转型直接关乎经济主体生死存亡，所以在数字化转型的意愿、规模、成果等方面往往强于主动转型。 如在合作方已经采取新的通信技术或者数字合作模式情况下，另一方为继续维持现有合作关系，必须通过采取新的数字技术，改进技术工艺和生产流程来降低资源消耗、提升资源利用率、在这过程中数字经济就得以发展。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评价体系构建
先对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在考察现有的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两系统的耦合机理。 根据国内外现有研究，本文构建了由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生产数字化、消费数字化、政务数字化、教育数字化5个维度共计24个指标组成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18-19]。
同时，考虑到我国已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针对经济发展系统的评价体系需随之做出适当改进，于是参照学术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认知，结合上述耦合协调机理分析，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出由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共5个维度共24个指标组成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20-22]。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全国及31个省域(不含港、澳、台地区)2010-2019年共10年数据作为研究的基础数据。 其中，原始数据均取自2010-2019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并以2010年为基期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其中西藏和青海部分年份的数据有缺失，本文基于相邻年份的数据，采用插值法和灰色关联预测法进行了补齐。
(三)测量方法与模型构建
1.熵值法及无量纲处理
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不确定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 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也就越大。 根据熵的特性，我们可以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23]。
在进行熵值法分析之前，由于原始数据的范围、量纲不同，所以要先通过离差标准化进行标准化量纲处理，方法如下：假设一组有N个元素的数据，且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记为Max(Ii)和Min(Ij)，用Max(Ii)和Min(Ij)可以将集合中数据由实数映射到[0，1]中，Iij为映射后的值，按公式(1)计算：
耦合协调度函数可以测量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耦合协调度可以表征两者是在高水平上相互促进抑或是低水平上相互制约。 借鉴相关研究，构建解释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以更好地诠释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两者间协调状况好坏，测量公式为(9)：
其中，C为耦合度，T为两大系统的综合协调发展指数(T=αU1+βU2)，以揭示两者整体发展水平对其耦合协调度的贡献值; U1与U2分别表示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 α和β为待定系数。 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也会倒逼数字经济进步，因此，借鉴相关研究，赋予α=β=0.5，为更加准确有效地研究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24]。
四、测度结果与分析
(一)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基于上述方法，测算2010-2019年我国整体和31个省份(自治区)的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由于得到的数据较多，本文仅列举2010、2014和2019年的数据。
从我国整体数据来看来看，数字经济指数2010-2019年10年间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从0.28上升到0.38，年均增长率为2.6%; 经济高质量指数2010-2019年10年间从0.21增长到0.28，年均增长率为3.3%，略高于数字经济指数的增长率，且两系统为同向增长。
从我国31个省份(自治区)的数据来看，截至2019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最高的省份是北京市达到了0.6，而最低的省份是甘肃省仅为0.3，增速最快的是天津市，年均增长率为5.8%; 数字经济指数最高的是广东省达到了0.81，而最低的是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仅为0.02，增速最快的是北京市，年均增长率为9.1%。
综上，东部沿海地区的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在十年间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早期，东部沿海地区省份得益于地区优势和国家财政政策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近些年的数字化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从2010-2019年两系统的增长率来看，中西部部分地区已经赶上了东部沿海地区，这和我国东部沿海省份目前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上升空间较小，且我国近年来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开发的大力扶持和政策导向相关。
(二)耦合协调度分析
在上述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0-2019年间我国整体和31个省份(自治区)的耦合协调度。
我国整体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从2010年的0.42上升到2019年的0.58，提升了0.16，年均增速仅为3.7%，除2014和2015年较上一年略有下降之外，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同时中国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整体耦合协调度在2013、2014、2016、2017、2018、2019年达到勉强协调状态，其他年份均为濒临失调状态。
分析我国31个省份(自治区)的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可知2010-2019年除北京下降了0.084，其他各省份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河北省增增幅最大为0.183，江苏省增幅最小为0.085，且各省份之间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性地区差距有缩小趋势。 截至2019年处于失调状态(濒临失调、轻度失调、中度失调、严重失调、极度失调)的省份只剩下11个，而剩下的20个省份中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处于中级协调阶段。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差异明显
从结果来看，各省数字经济指数平稳增长，但区域性差距较明显，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依靠其科技、资本和人才优势，充分带动数字经济发展，近10年来数字经济指数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指数增速虽然有一定的提高，但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
各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势特色明显，但制约因素不容忽视。 东部地区依托经济基础和对外贸易发展优势，使其在开放和共享发展较为突出，但是持续扩大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以及长期处于高位的“三废”排放总量严重抑制协调和绿色发展; 东北部地区协调发展方面较为领先，但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对外贸易以及人均教育资源等相对靠后，从而抑制其他方面的发展; 中部地区不断降低生产总值能耗，在绿色发展方面领先其他地区，但对外贸易、人均医疗和教育资源相对欠缺，使得其开放和共享发展受到制约; 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城乡居民收入差异较小、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使得西部地区协调发展较为显著，但由于地处内陆，西部地区货物进出口、外商投资等开放发展较为落后。
2.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性总体不高且区域差异明显
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大部分省份还未实现协调发展，提升空间仍然较大。 总体上，各省份耦合协调度整体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及以上，而且各省份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 从时间分布上看，历年的耦合协调度波动式上升，表明数字技术和高质量发展协调性虽然发展态势良好，但也有部分年份出现协调性减弱的情况; 从空间分布上看，东部沿海省份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西北内陆地区。
究其原因，在中西部地区，其设施建设、对外贸易、经济文化等实力相对落后，因此在西部地区加强数字产业投入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路径; 在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大部分省份全力打造“数字省份”，通过数字经济发展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因此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关系愈发紧密; 而东部发达地区，依靠其地理和文化优势，对外贸易、数字产业发展等方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从而削弱了数字产业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协调发展效率。 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依托其政治优势，在科技、文化、经济等方面都实现高效发展，因此北京的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实现了高水平耦合。
(二)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具体政策建议，为我国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参考：
1.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做强做大实体经济是我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再此之上积极引导企业向数字化转型，将数字技术嵌入到传统经济部门中，使其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可以为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大规模的内需支持，为高质量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基础支撑。
同时，推进数字产业的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产业支撑，要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传统产业对于高质量格局的适应能力，就要推进数字产业的发展，不断推进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变革，把我们的比较优势转变成参与国际竞争的竞争优势，提升我国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
还要提升产业开放水平，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下，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不仅吸引国外优势的数字资源和技术，不断调整产业布局，而且还要利用我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积累的资源，开拓海外市场，将“数字中国”的招牌在世界上打响[27]。
2.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纳入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评价指标
我国经济发展目前依靠劳动力资源和原材料资源消耗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缺乏可持续性，政府可从长远考虑，将数字技术赋能传统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增加企业主体利用数字网络开展研发、制造、生产活动的积极性，实现数字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步发展。
3.把握耦合发展实质，促进协同发展
东部沿海地区省份，可在已有的数字产业基础之上，重点关注构筑高质量数字产业发展联动链条打造高质量协同新引擎、构筑高质量科技产业联动链条、重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创新生态上聚合发力。 中部地区，要在推动生产数字化、消费数字化、政务数字化和教育数字化等方面进行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的综合改革，为全国形成以数字经济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提供示范[28]。 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要突破区域内数字化转型相对薄弱的现状，充分利用地区优势特色资源，弥补数字经济短板，推动区域内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互补。
[参考文献]
[1]范合君,吴婷.中国数字化程度测度与指标体系构建[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22(4):3-12.
[2]庞如超,韩钰,赵金发.中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质量评价研究[J].浙江档案,2021(1):41-43.
[3]张宪昌.习近平关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及其当代价值[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12):14-21.
[4]宫汝娜,张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测度研究——九大国家中心城市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1):105-110.
[5]史丹,李鹏.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国际比较[J].东南学术,2019(5):169-180.
[6]王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测度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20(6):82-92.
作者：段秀芳 ， 徐传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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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机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