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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1-26 11:02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提要：论文基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等全国性及地方性汇编史料，提取清代(1644-1911年)关中地区饥荒县次、饥荒等级、饥荒月份与季节等信息。利用语义差异法及频次统计重建清代关中地区逐年饥荒序列，并应用指标统计、滑动平均、Image
提要：论文基于《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等全国性及地方性汇编史料，提取清代(1644-1911年)关中地区饥荒县次、饥荒等级、饥荒月份与季节等信息。利用语义差异法及频次统计重建清代关中地区逐年饥荒序列，并应用指标统计、滑动平均、Image函数和核密度等方法分析关中地区饥荒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清代关中地区饥荒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年代际及季节变化特征。1861-1911年为典型的饥荒多发-偏重时期，而饥荒最严重的1690s、1870s具有频率高、强度大、范围广的特点，饥荒主要发生在夏季。2)清代关中地区饥荒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饥荒多发区以西安府为中心沿渭河流域呈东西向展布，西安府、同州府南部及凤翔府东部为饥荒的热点区。其空间分布格局可能受到人口、农业布局、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3)清代关中地区饥荒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存在一定关联。干冷气候背景下饥荒频次及强度明显增加，旱灾、冻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则对饥荒的短期波动存在明显影响。饥荒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关联随着清代后期社会经济韧性减弱而强化，由旱灾等自然灾害导致的严重饥荒频次和强度达到峰值。上述认识对于客观重现历史时期关中地区粮食安全危机及其影响，科学辨识区域粮食安全风险及其空间分布，深入理解区域粮食安全战略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饥荒;时空变化特征;清代;关中地区
饥荒和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粮食安全自古以来都是我国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而饥荒则代表着粮食处于极度不安全的危机[1]，是粮食安全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古代中国，饥荒又名饥馑或灾荒，指谷菜不收、黎民挨饿之情形。历史上中国由于饥荒多发甚至被西方学者称为“饥荒之国度”，有关饥荒的文献记载举不胜举[2]。
由于民众深受饥荒之苦，政府长期致力于饥荒问题的解决，中国有着长达三千年的饥荒资料[3]，并经过长期的思想、文化、制度方面的积累，形成了古代独特的粮食安全观;当前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需要用全球7%的耕地来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4]。就全球范围而言，气候变化背景下当前及未来全球粮食安全均面临极大风险[5]，饥荒作为粮食安全危机的主要表现，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重点对饥荒与政治的关系进行研究，如ViolettaHionidou通过人口统计资料，分析了1941年和1942年希腊被占领期间发生的饥荒事件，研究了这场粮食危机过程、政治饥荒和救济行动的有效性，为现代救援行动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见解[6]。
印度著名学者AmartyaSen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提出了权利方法，用来分析饥饿、贫困和饥荒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将饥饿放在权利关系中进行考察，探讨了食物与权利的关系问题，并且同时结果说明了假如粮食的生产没有产生变化，那么权力关系的变化也将会引发严重饥荒[7]。国内关于饥荒的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邓云特先生的《中国救荒史》[8]，该书通过梳理殷商直至民国时期大量的历史资料，对我国历史灾荒包括饥荒在内的史实、成因、影响及救荒措施做了详细的论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开始对历史时期饥荒进行时空序列重建，分析讨论饥荒时空分布特征。
袁林[9-10]等基于影响范围对陕甘宁等地区的饥荒史料进行等级量化，重建当地历史时期的饥荒序列，以分析地区饥荒发生的频率特征;滕静超[11]等利用史料中饥荒的时空信息建立历史饥荒数据库，综合考虑饥荒的频次与等级，重建了西汉至清代年代际分辨率饥荒指数序列，并分析了我国历史饥荒的相对多发时段;陈明[12]、舒显彩[13]、殷淑燕[14]、萧凌波[15]和魏柱灯[2]等学者，分别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饥荒时空分布的特点进行讨论研究。历史重大饥荒案例研究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众多学者从气候变化背景、自然灾害成因、饥荒空间分布及时间演化、饥荒社会响应等方面对“崇祯大旱”、“康雍奇灾”、“丁戊奇荒”、“民国十八年大饥馑”及1813-1814年华北大饥荒等进行了研究[16-20]。
此外，部分学者对气候、灾害等环境因素与饥荒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探讨[21-22]。关中地区位于陕西省中部，地势整体呈西高东低特征，地形以平原、盆地为主，土壤肥沃、水源丰富，适宜发展农耕业，历来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和社会经济中心[23]。
但由于地处西北内陆，关中地区冷干气候特征明显，降水季节及年际变率极高。在气候剧烈波动并恶化的小冰期，社会经济条件相对落后，旱涝等自然灾害频发，常造成粮食收成减少、粮价飙升、经济秩序破坏，进而引起饥荒，并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及社会动荡[24]。文中利用清代史料、地方志等中丰富翔实的饥荒记录，以清代关中地区作为典型区，分析、探讨小冰期气候背景下饥荒的时空演变特征，对全面、深入理解当前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促进区域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的完善，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文中空间数据来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25]。饥荒数据主要来源于张德二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清代卷)、《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中国气象灾害大典》[26-28]等汇编史料。其中，《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收集自甲骨文以来直到公元1911年3000年间的有关旱灾、涝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以及饥荒等记载，依年序辑集，从正史、地方志、官方档案中提取相关内容，记录详细，空间分辨率可达县级[25]。从上述三种汇编史料中分别提取饥荒记录353条、37和64条。经对比、合并重复记录，共集成获取饥荒记录356条，涵盖清代关中地区107个饥荒年份。
356条饥荒记录中，仅记载饥荒月份的为89条，记载饥荒月份或季节的有168条。清代关中地区所属行政区为3府2州，下辖41县。其饥荒空间信息的提取，参照《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国历史地图集》[25，29]以及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CHGIS)的内容，结合当下关中地区下辖区域进行整理和修订。由于关中地区清代以来行政区划变动不大，仅有宁陕厅现被安康市所辖，不再属于关中地区，因此文中未统计其饥荒次数。
1.2 饥荒序列重建
提取的356条饥荒记录用语义差异法将饥荒定性描述转为量化分级，并构建清代关中地区饥荒时间序列。已有多篇文献成功运用语义差异法[29-31]来重建基于历史文献描述的时间序列。将356条用文字描述的原始定性的饥荒记录通过语义差异法进行量化分级，分为轻度饥荒、中度饥荒和重度饥荒3级。
对关于赈济的饥荒记录，若无明确说明救济人数规模较大或对饥荒情况的详细描述情况下，按1级轻度饥荒来计算。当存在府或州厅地区一级的记录和其下辖县一级记录时，以县级记录为主。若部分饥荒记录同时存在多个等级，参考地方志等分析具体描述，若非夸大事实则以高等级描述为准。
经上述处理后，可得饥荒等级为1的轻度饥荒记录有218条，饥荒等级为2的中度饥荒记录有122条，饥荒等级为3的重度饥荒有16条，共有356县次饥荒的记录。参考前人研究成果[2]，文中按一定的比重系数加权来构建以年为分辨率的饥荒指数序列：饥荒指数=W1Fg1+W2Fg2+W3Fg3(1)式中：W1、W2、W3为加权系数，分别赋值0.1、0.3、0.6;Fg1、Fg2、Fg3则分别为饥荒等级1、等级2、等级3的总县次。通过饥荒指数序列，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饥荒的严重程度。
1.3 饥荒时空统计
饥荒时间变化特征主要通过时间序列曲线及指标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绘制清代关中地区逐年饥荒县次、饥荒指数时间序列曲线图，参考31a滑动均值曲线与均值曲线的相对关系，划分清代关中地区饥荒变化的阶段;以10年为时间单元，对清代关中地区饥荒县次、指数和频率进行统计制图。通过饥荒时间序列曲线的对比及指标统计，分析清代关中地区饥荒的阶段性、波动性及年代际变化特征。饥荒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特征主要通过MATLAB中的Image函数及ArcGIS中的核密度估计法进行分析。
将关中地区3府2州的饥荒县次及月份通过Image函数进行处理，得到清代关中地区饥荒时空序列图。利用ArcGIS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来对关中地区饥荒指数进行计算，用自然断点分级法将饥荒指数的核密度进行分级显示[32]，再根据整个清代的核密度值手动对不同时段饥荒占比进行分级显示，利用GIS空间制图分析清代关中地区饥荒空间分布的特征。
1.4 饥荒月份、季节统计
《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25]中关于饥荒具体发生时间的记载有些较不明晰，难以与灾害发生时间相区分，因此对与饥荒相伴发生灾害的月份与季节进行一并统计。
历史文献中关于灾害、饥荒发生的月份与季节记载也并不多，仅有部分有记录，故数量与饥荒县次统计数量并不一致。有记载为“自正月至四、五月麦价日增，斗麦粜钱千五百文，贫民间有饿毙”，则饥荒月份定为1月至5月;部分饥荒记录仅仅记载季节而未明确月份，如“自夏徂冬不雨，粮价奇昂。大旱，饥”，则在夏秋冬三季均计数。最终共得到有明确月份或季节的地区记录为168条，而明确记载饥荒月份的记录有89条。
2 结果分析
2.1 关中地区饥荒时间变化特征
2.1.1 阶段性特征
清代关中地区饥荒呈现出明显的波动状态，具有阶段性和爆发性的典型特征。逐年饥荒县次及饥荒指数序列均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并具有多个短期峰值，峰值之间多为相对较长的平静期;而滑动平均曲线则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有多个饥荒高发期。统计相关数据可得，在清代共268年内出现饥荒的年份有107年，占整个清代约40%，约2.5年左右就会有饥荒发生，约每年都至少有一个县遭受饥荒。
饥荒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其中轻度饥荒和中度饥荒占比最大，合计约有95%。参照31a滑动均值曲线，将整个清代关中地区的饥荒波动划分为五个阶段：1644-1680年、1681-1765年、1766-1830年、1831-1860年、1861-1911年。其中1861-1911年阶段特点为多发-偏重，而1681-1765年这个阶段特点是少发-偏重，1644-1680年、1766-1830年和1831-1860年三个时段饥荒特点为多发-偏轻。
1861-1911年这一时段重度饥荒次数占比最大，且年均饥荒县次最高，位于同治至清代末期。而1681-1765年阶段中轻度饥荒和重度饥荒次数最多。1681-1765年跨越年数长达85年，处于康熙中期至乾隆中期，尽管重度饥荒发生次数最多，饥荒县次也最高，但重度饥荒占比较少，饥荒年数比例为36%，其饥荒特点为少发-偏重。1644-1680年、1766-1830年、1831-1860年等3个饥荒多发-偏轻时段分别处于顺治至康熙中期、乾隆中后期至道光前期、道光后期至咸丰时期，饥荒发生次数较少，均以轻度饥荒为主，1831-1860年也有重度饥荒发生，但仅占2%。3个时段轻度饥荒占比分别为84%、79%和50%。
2.1.2 年代际变化
清代关中地区饥荒在清初期和末期强度最高，而中期和末期发生频率最高。以10a为一阶段将清代共268a划分为27个阶段，可以看出1690s、1870s两个时段饥荒县次最多，均为42县次。且这两个时段的重度饥荒也均为最高，分别为6次和7次，饥荒指数分别为10.2及11.5。其次是1720s、1800s及1900s三个时段饥荒县次较高，均为30次，这三个时段轻度饥荒及中度饥荒县次较高，除1900s有重度饥荒发生外，另两个时段无重度饥荒，饥荒频率为0.3、0.6和0.3。而1830s时段内，饥荒发生频率最高，为0.8，但无重度饥荒发生，轻度及中度饥荒发生县次分别为12次和9次，故饥荒频率最高但综合饥荒指数相对较低，仅为3.9。
2.1.3 季节变化特征
因《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等资料中均以农历记录饥荒时间信息，故确定春季为农历1-3月，夏季为农历4-5月，秋季为农历6-9月，冬季为农历10-12月。关中地区饥荒多发于夏秋两季，占比约为66%，尤其是夏季为饥荒高发季节，发生比例是冬季的3倍。
夏季农历5月饥荒发生比例最高，占14%;其次是春季农历3月饥荒发生比例较高，占13%;秋季9月饥荒发生比例较高，占10%;冬季整体饥荒发生较少，均占6%。夏季饥荒的发生主要受春季及夏季雨水愆期等影响，这也体现了饥荒滞后性的特点。春夏相交的农历3、4月正处于禾麦未熟、青黄不接时段，饥荒发生比例高于夏末秋初、秋冬相交及冬春之际。从饥荒记录的文字描述及饥荒季节图可以看出，关中地区饥荒主要由气象灾害旱涝引发，旱灾为最主要的致灾因子[22]。
2.2 关中地区饥荒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
2.2.1 饥荒空间分布总体格局
关中地区饥荒总体以咸阳县为中心点，沿渭河、泾河、灞河等河流呈圈层状向外辐射扩散，饥荒强度也逐级减弱。中心地带主要为西安府，整体核心值较高，包含乾州部分县域。第二圈层除有部分位于同州外，基本也都处于西安府及乾州府南部。第三圈层范围稍稍扩大，包含了凤翔府东部部分地区、乾州、西安府、同州府大。凤翔府和邠州整体核心值较弱，重点受灾区域也多位于西安府、乾州交界之处。
西安府成为饥荒高发核心区域，与西安府的自然和社会背景有关。西安府位于渭河流域中部的关中盆地，地形多样，有平原、盆地和山地等，河网密布[22]，受季风气候影响，水旱灾害频发;且西安府人口基数大，为多民族杂居，历来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因此西安府一旦发生自然灾害，极易演变成复杂的社会问题，如同治年间所发生的回乱，造成人口大量伤亡，社会经济发展也受到重创，而这时又恰逢连年大旱，政府无力进行赈济，最终导致“饿死者无算”、“死者枕藉”、“人相食”等情况出现。
3 讨论
3.1 气候变化与饥荒关系
气候变化对饥荒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影响着粮食生产水平，干冷气候条件下易发生旱灾，不利于粮食的种植与生产，而暖湿气候则更适宜作物生长。清代关中地区在18世纪和20世纪为暖期，19世纪为冷期，而暖期与冷期中的冷谷与饥荒县次峰值有一定对应关系[34]。
18世纪暖期中，气候整体偏暖，粮食产量相对较高，饥荒发生频次低，影响较弱。而19世纪冷期中有3个冷谷，分别是1830、1860及1890年。1830-1860年时段饥荒特征为多发-偏轻，饥荒县次31a滑动均值也高于整体均值，有重度饥荒发生。而频次最多、强度最大的饥荒年份为1877年，1860-1877年间饥荒频发，以轻度和中度饥荒为主，间或也有重度饥荒。
1878年后饥荒频次逐渐降低，直至1900年后再度上升，与冷期中的冷谷相互印证。气候干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饥荒的频次与强度，气候偏干情况下饥荒更易发生。在1651-1900年气候整体偏湿，1901年后气候偏干的大背景下，也有着小范围的偏干、偏湿时段[35]。1670-1675年、1715-1720年、1780-1820年及1870-1875年等时段偏干，其中在1780-1820时段中，西安站偏干而凤翔站偏湿，而这一时段中西安府饥荒次数与强度也均高于凤翔府，与干湿时段相印证。
1670s时段内饥荒频次及强度均较弱，饥荒年数占比为10%。在1720s中，饥荒频次与强度急剧增加，年数占比为30%，体现了饥荒的滞后性特点。1870s时段中饥荒频次与强度均达到峰值，关中地区发生饥荒范围与强度均有所上升。1644-1660年、1720-1730年、1840-1860年及1880-1900年等时段偏湿，偏湿时段内虽有饥荒发生，但频次、范围与强度均弱于气候偏干时段。
3.2 自然灾害与饥荒关系
自然灾害往往是产生饥荒的直接因素。在以耕作业为主的关中地区，粮食安全是重中之重，而以旱涝、冻灾等气象灾害与蝗灾这一气象衍生灾害为主，是粮食安全的极大威胁。涝灾、冻灾、蝗灾与旱灾的发生频率均有一定相关性[36]。旱灾高发于1660s、1770s、1800s、1830s、1860s、1870s和1900s这7个时段[37];而涝灾和冻灾高发期均有5个，分别为1660s、1810s、1830s、1880s、1900s[38]，和1650s、1690s、1830s、1870s及1890s[39];1640s、1690s、1850s和1870s这4个时段蝗灾高发[40];饥荒在1690s、1720s、1800s、1870s和1900s这5个时段高发。关中地区饥荒高发区域多在渭河、泾河中下游，易受旱涝两种灾害的共同影响。
而冻灾又多发于春季，对小麦生长影响巨大，且冻灾发生时会导致降水量减少，增加旱灾发生几率。干旱的环境适宜蝗虫的生长，且蝗灾多发于夏季，对当年粮产有着严重影响。1650s、1680s、1850s及1890s共4个时段为霜雪灾害频发期[41]，霜雪灾害频发时段也有饥荒发生，但饥荒频次与强度均较低。不同灾种对饥荒影响程度也不同。
旱灾最严重时段为1870s，涝灾峰值时段为1900s，冻灾发生频次最高时段为1800s，蝗灾最严重时段为1840s，而饥荒高发时段分别为1690s和1870s;旱灾峰值时段与饥荒峰值时段对应率达60%，而涝灾对应率为20%，蝗灾对应率达40%，冻灾与饥荒峰值对应率为20%，霜雪灾害与饥荒对应关系较差，故旱灾为饥荒的主要致灾因子。饥荒高发时段的1690s受旱灾、疫病的多重影响，这一时段旱灾频次少但强度大、范围广，因1692年有疫病发生，故时段饥荒频次与强度均较高。而另一饥荒高发时段为1870s，受多种自然灾害和赈济不及时、赈济粮银不够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最终导致了一场罕见的大饥荒-丁戊奇荒。
4 结论
通过《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等史料，提取清代关中地区饥荒的县次、饥荒等级、饥荒月份数据，以县级为行政单元，统计了清代1644-1911共268年的逐年饥荒信息，利用MAT⁃LAB及ArcGIS中的核密度估计法来分析关中地区饥荒的空间分布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1)清代关中地区饥荒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年代际及季节变化特征。以饥荒31a滑动均值与268a滑动均值进行对比，1861-1911年饥荒特点多发-偏重时期，1681-1765年为饥荒少发-偏重，而1644-1680年、1766-1830年和1831-1860年三个时段饥荒特点为多发-偏轻。以10a为单位进行分析，1690s、1870s具有频率高、强度大、范围广的特点。且饥荒的季节特征显著，主要发生在夏季。
(2)饥荒多发区以西安府为中心沿渭河流域层层扩展，西安府、同州府南部及凤翔府东部为饥荒的热点区。其空间分布格局可能受到人口、农业布局、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与蝗灾空间分布相互对应，中心区域蝗灾、饥荒发生频率较高，南北蝗灾与饥荒发生频次相对较低。西安府每个时段均为饥荒发生的核心区域，西安府饥荒主要影响因素有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也有人口、宗教、政治等社会因素。
(3)清代关中地区饥荒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存在一定关联。干冷气候背景下饥荒频次及强度明显增加，旱灾、涝灾、冻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则对饥荒的短期波动存在明显影响，且各类灾害之间也有一定关联性，但旱灾与饥荒对应关系更好，为主要致荒因子。饥荒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关联随着清代后期社会经济韧性减弱而强化，由旱灾等自然灾害导致的严重饥荒频次和强度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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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彦君1，2，李晓宇1，万红莲1，2，徐彬1，王祎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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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关中地区饥荒的时空变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