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词源研究综述

发布时间：2019-09-24 16:38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次

档案一词源自哪里的问题一直为档案界所探讨，四十年间从未停息的探讨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对档案一词的研究成果归纳为文献记载说、中，当，档说和民族融合的产物说三大研究方向的基础上，阐述支持民族融合的产物说的四大依据。 关键词：档案词源,档案,档子,

　　“档案”一词源自哪里的问题一直为档案界所探讨，四十年间从未停息的探讨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对“档案”一词的研究成果归纳为“文献记载说”“、中，当，档说”和“民族融合的产物说”三大研究方向的基础上，阐述支持“民族融合的产物说”的四大依据。

　　关键词：档案词源,档案,档子,满汉融合

　　“档案”一词来自哪里，又是从何而来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档案界。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陆陆续续有大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在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拙见。

　　一、文献记载说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浅及深的，档案界对于“档案”词源的研究也是一步步深化的。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档案”词源探究，主要停留在寻找该词的最早出处的层面上。首先被发现的文献是为我们所熟知的《柳边纪略》，因作者杨宾在卷三中对“档案”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而被后来的档案人大量引用。原文如下：“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

　　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犹之中土文字，汉以前载在竹简，故曰简,以韦编贯,故曰编。今之人,既书于纸,为卷为部,而犹呼之为编为简也”。作者杨宾顺治七年生于浙江山阴，于康熙二十八年左右到柳条边外看望父亲，有机会沿途考察，将一路见闻记录整理成书，于清康熙四十六年《柳边纪略》成书刊印问世[1]56。

　　也就是说“档案”一词最早记载出于康熙二十八到四十六年之间。随后，有档案学者在康熙十九年《起居注》中发现了档案一词：“上问：‘马哈喇之父与叔皆没与阵，本身亦有功牌，其罪如何?’大学士明珠奏曰：‘马哈喇之父、叔阵没，皆系松山等处事，部中无档案，故控告时部议不准。’”[2]19将“档案”一词最早记载又提前了一些年份。

　　1984年，郭树银、杨继波文章中指出，在明末清初的汪琬的《钝翁类稿》中记载：“陕西提督李思忠墓志铭注云:本朝(按清朝)用薄板五六寸,作满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数片,辄用牛皮贯之,谓之档子。”尽管该书并没有直接提及“档案”一词，但是很显然，该段文字与杨宾《柳边纪略》中的文字十分相像，此处的“档子”与“档案”亦无异[3]48。

　　而该书刻于康熙十四年，所以，“档案”一词的最早记载年份又被刷新了。以上这些被发现的文献记载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肯定，但该时期也有一些学者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如张仲强1986年发表在《档案工作》上的文章《“档案”一词不始于清》指出，其在元杂剧《赵元遇上皇》中发现了“档案”一词[4]41，一举将这一词语的记载提前了三百多年。

　　但随后和宝荣发表文章《“档案”一词始于元说质疑》，指出该剧版本颇多，而元本中的原词为“当案”，而“当”在这里是“值”的意思，相当于现在的“担任”之意，推翻了张仲强的判断[5]40。同样被推翻的还有王金玉和王永1999年在《“档案”词源新证》中根据史料《清太宗实录》的记载提出“档案”一词自清崇德三年即开始应用的说法[6]40。

　　丁海斌在《再谈“档案”词源问题》中指出，王金玉先生所使用的史料《清太宗实录》并非崇德年间成书，而是雍乾时期的作品，并且该记载撰写的依据“韩大勋史料”是清初内国史院的满文档案[7]32，推翻了王金玉的说法。尽管“文献记载说”的研究层面相对浅显，但其在当时那个电脑和网络还不够普及的年代，研究者能够在众多的文献中找到相关记载已经非常不易，而他们所提供的史料为后来“档案”词源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二、“中，当，档”说

　　郭树银、杨继波认为“档案”一词最早起源于“中”，由“中”而演化成“文书”，“文书”又与“案”紧密相连，而“档子”就是真正的“档案”，最终得出结论：“档案”一词系由“中”、“册”、“简”、“文书”、“案”、“案卷”、“档”、“档子”发展演变而来[8]50。

　　侯传学根据《周礼》郑注“贰之者，写副当以授六官”的记载，释“当”为我国古代对文书的通称，“当”就是后来的“档”，这经历了一个过渡阶段，从“当”到“当子”可看作汉语单音词转向复音化的一个例证。又根据《明清笔记谈丛》“档子”又呼“当子”的记载，他认定满语“档色”(即“档子”)一词是从汉语那里音译来的[9]22。

　　覃兆刿也根据《周礼》郑注“贰之者，写副当以授六官”的记载，认为“写副当”就是“写档案副本”，所以“当”即“档案”之意。而“当”与具有簿书意义的“中”音意相通，所以档有了“文案”的涵义。又由于“当”最能代表原初意义的档案——“中”的涵义，从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在经过增字足意的演变后终与古代档案词汇中的另一中心词“案”结合而成今天的“档案”[10]20。以上两篇文章的研究成果都基于《周礼》郑注“贰之者，写副当以授六官”的记载，将“副当”解释为“档案副本”。

　　然而王荣声、王玉声[11]23以及丁海斌都曾发文表示质疑。丁海斌于2014年发表的文章《谈“当”非“档”》中指出，“写副”是古文中一种常见的用法，“当”是副词而非名词，“写副当以授六官”意为“抄写副本将其交付六官”，所以“当”并非“档案”之意[12]21，从而推翻了上述两篇文章研究成果的基础。

　　三、民族融合的产物说

　　关静芬认为“‘档案’一词是汉、蒙、满三族历史文化之集成，从清代起被固化沿用”[13]34。李荣忠认为“在满族和汉族的长期交往中，‘档案’是满汉语言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汉语词的典型”[14]49。王爱华认为“档案”一词是由来源于满族萨满文化的“档子”与来源于汉文化的“案卷”合并联缀而成的。

　　“档案”一词最终产生于满族推翻明朝统治建立清王朝以后，在广泛存在的档案和档案工作要求使用统一的名词的背景下，“档案”这一满汉皆能接受、本身又符合汉语语言发展规律的名词就越来越被广泛地使用起来，并延续至今[15]75。在丁海斌、方鸣、陈永生主编的《档案学概论》中指出：“在满族入关后成为中华大帝国统治者的情形下，在清统治者实行‘满汉同文’措施的过程中，满汉两种文化融合产生了‘档案’一词。

　　在满文中，表达档案含义的词汇是‘dangse’一词。在将该词转译为汉语的过程中，既有音译的‘档子’，又有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档案’、‘档册’、‘档卷’等。经过300年的演化，最后统一使用‘档案’一词”[16]70。主张民族融合的产物说的学者基本认为“档案”一词出现于清代，是满汉或者满汉蒙民族融合的结果。笔者亦是支持者，认为“档案”是满语“dangse”与汉语“案”连缀而成的，下面阐述一下依据。

　　1.满语“dangse”来源。

　　萨满教是我国北方众多少数民族所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而发源于东北地区的满族也是信奉该教的民族。整个清代,从民间到宫廷，满族都以萨满教作为主要的宗教祭祀活动形式。萨满教有一种法具，叫做“档士”。“‘档士’，是一根细长的四楞木棍，木棍的一端系上各种颜色的布条。每一次宗教仪式上，萨满请来几个神就在‘档士’上刻几个缺口，当作对神的登记。据说这些被登记过的神，就永远不会离开这个萨满而专门为他干。”[17]174

　　显然，“档士”就是萨满的“档案”,在那“档案”里记录着萨满神灵的总数,也记录着萨满一生所请过的诸神。“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很可能就是受萨满这一法具的启示，尚无文字的女真人在生产生活中刻记号于木来记事，而其名称便沿用“档士”的语音，努尔哈赤时期创制满语时有了“dangse”的满文写法。而习惯于这一名称的满族人便将包括纸质文书在内的文书、案卷称为“dangse”，以至于清代设置了以“满档房”、“汉档房”为名的机构。

　　2.“dangse”汉语音译为“档子”、“当子”、“当字”。

　　清统治之初，文件往来多用满文，但是所任用汉官不会满语，于是这就涉及满语翻译问题。所以，清初将该词音译为：“档子”、“当子”、“当字”。后金天聪年间的祝世撤奏本“:臣奉汗命,跟随机儿哈贝勒,驻防海州四十余日,除先拿奸细二次,见有胡迷子榜什、大安榜什‘当子’可据。”据徐仲舒先生考证“:‘榜什’从汉语的‘博士’出,意为文人‘,当子’为榜什所掌,知是‘档子’的对音”[18]431。

　　顺治九年(1652)的孟乔芳题本“:切(窃)以马化麟父子男妇，于顺治叁年拾贰月内投充打力米包下，满洲当字、见存有据”[19]71。

　　3.“档”逐渐与“案”连缀。

　　皇太极即位后，非常重视汉文化的学习，并且大量任用汉官，但是榜什记录的文字均为金字，汉官无法知晓其意。天聪五年，皇太极下令取消“榜什”，改为“笔帖”，并有满、汉文笔帖之分。随着满汉文互译工作的增多，两种语言间的冲突也随即涌现。档案一物，汉文惯用与“案”相关之语，满文惯用“档子”一语，究竟如何翻译才能既使满人接受，又能符合汉族的文化习惯?最终文化融合的结果即是“档”逐渐与“案”连缀，“档案”一词出现。

　　顺治年间“档案”一词已经在官方文书中正式使用。顺治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浙江巡抚陈应泰揭帖记载：“因年久不记得了，还当查彼时出征档案等语。及查档案，并无马进宝带来兵丁数目”[20]42。在海斌、田丹的文章《清代文献中所见“档案”一词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对“档案”一词在《清实录》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显示，在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三代皇帝实录中，该词只在《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出现过3次[21]85，数量非常少，可以说明“档案”一词在这时期使用不多。统计结果同时显示：自康熙到光绪，该词以不同频率出现，其中乾隆帝实录中使用该词229次[21]85，使用频率非常高，说明在乾隆时期“档案”得以通用起来。

　　4.统一意义的名词术语。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作为行政效率改革的主要内容轰轰烈烈地开展，机关档案室开始出现，《档案室办事规则》颁布，研究文章如《档案管理与整理》等相继发表，档案管理学开始产生。到20世纪40年代，一系列档案学著作的出版，逐步确立了“档案”一词的地位，“档案”作为一个统一意义的名词术语最终得到了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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