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御制咏侧理纸诗及相关问题

发布时间：2019-10-12 15:28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本文结合故宫博物院藏侧理纸文物和相关文献记载，通过对乾隆御制侧理纸诗的分析和解读，梳理了乾隆皇帝发现侧理纸的史实，考察了其对侧理纸不断深化的认知过程，探讨了其不断题咏并仿制侧理纸的原因。乾隆皇帝认为，内府所藏与他南巡所获的侧理纸均为《拾遗

　　本文结合故宫博物院藏侧理纸文物和相关文献记载，通过对乾隆御制侧理纸诗的分析和解读，梳理了乾隆皇帝发现侧理纸的史实，考察了其对侧理纸不断深化的认知过程，探讨了其不断题咏并仿制侧理纸的原因。乾隆皇帝认为，内府所藏与他南巡所获的侧理纸均为《拾遗记》中所记载的古纸，侧理纸淳朴而坚韧，比“澄心堂纸”和“金粟山藏经纸”更为古老和稀少，故使用起来十分珍惜。

　　他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五十三年(1788年)间不断题咏侧理纸，并命人进行了成功的仿制。乾隆皇帝自小接受过严格的书法训练，即位后遍临历代名家法帖，尤其钟爱王羲之。在他所临习的古代各家法帖中，王羲之所占的比重最大，远超其他任何法帖。他喜爱和推崇侧理纸的原因即在于他对以王羲之为书法正统的追求和“以古为徒”的崇古思想，并委婉地表达出对“社稷之臣”的渴求。

　　关键词：侧理纸,乾隆皇帝,侧理纸诗,王羲之,崇古

　　一侧理纸的发现和御制侧理纸诗

　　侧理纸见于文献，始于晋王嘉所撰《拾遗记》[1]，其文曰：张华[2]献《博物志》，晋武帝赐侧理纸，后人谓之陟厘。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邪侧，因以为名。[3]其后史书常有关于侧理纸的记载，但多数不出《拾遗记》范围。如北宋《太平御览》有如下记述：张华献《博物志》，赐侧理纸万番，南越所献也。汉人言陟里，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斜侧，因以为名。[4]

　　据笔者目前所见，晋代之后至乾隆朝以前，文献中尚未发现有收藏和使用侧理纸的相关记述。乾隆皇帝第一次见到侧理纸实物当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第二次南巡途中。当时，有人进贡侧理纸两张。关于这次进献，乾隆皇帝在当年冬天的一段跋语中提及此事：侧理纸以海苔为之，见王嘉《拾遗记》。

　　今春南巡，有持献者，古色盎然，非近世楮工所能制。[5]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清人的笔记中找到更详细的记述。清人吴振棫(1792-1871)在其著作中提到:乾隆丁丑，高宗南巡，得圆筒侧理纸二番。[6]清人陈康祺(1840-1890)对此事有更细致的描述：赵谷林徵君昱，家藏侧理纸，盖南越人以海苔为之，质坚而腻，世不轻有。

　　高宗南巡，献之行在，拜赐宫锦四端。沈观察椒园以“赐锦”名其堂，梁观察瑶峰为之书，沈宗伯归愚记之，梁少师芗林书以勒石。[7]文中所言沈椒园即沈廷芳[8]，梁瑶峰即梁国治[9]，沈归愚即沈德潜[10]，梁芗林即梁诗正[11]。

　　四人皆为乾隆皇帝近臣，其中梁诗正和沈德潜更位列五词臣[12]之行。在南巡返京之后，乾隆皇帝将赵昱所献两幅侧理纸“藏一书一”[13]，后在《书侧理纸得句》诗注中解释说：“向获仅两番，故书一而藏一”[14]，可见对其的珍惜。造办处档案中详细记载了乾隆皇帝是如何慎重的“藏一”的。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口袋形侧理纸一张(小字注：有渍藏，随黄绫夹袱)、宋锦一块(小字注：长九尺六寸宽二尺)。传旨：着将宋锦照黄绫夹袱尺寸做夹袱一件，要白绫里锦带配文锦匣，入乾清宫入古上等。钦此。”第二天又传旨“不必配文锦匣，着照寿春宝盒花样配做雕漆匣盛装”。

　　第三天传旨改做“紫檀木罩盖匣盛装”。此后约一个月的时间内，乾隆皇帝多次下旨指导造办处工匠制作“紫檀木罩盖匣”。经多次修改，最终于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盛侧里(理)纸紫檀木罩盖匣一件，配得锦匣锦袱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15]。为一张侧理纸制作匣、袱耗时竟达半年之久，可谓精工细作，而皇帝直接参与设计和指导，也充分表现了乾隆皇帝对侧理纸的珍视。

　　与此同时，乾隆皇帝命人遍检内库，于懋勤殿复得旧藏侧理纸五番，内府所藏正与南巡所获相同[16]。侧理纸的发现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极大关注和兴趣。自乾隆戊寅(二十三年)至戊申(五十三年)长达31年的时间里，乾隆皇帝对侧理纸进行了多次题咏。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乾隆皇帝连续作诗三首题咏侧理纸。

　　诗中描述了对此纸的好奇，也对南巡所获和内府旧藏古纸志得意满，而更多的则是表达了对侧理纸的珍视。同年夏天，乾隆皇帝再次以侧理纸为题作诗。皇帝的兴趣并未到此止步。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他再次题咏侧理纸。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杭州仿制侧理纸成功，同时送呈朝廷。乾隆皇帝高兴之余，于当年夏天作诗记述此事。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78岁高龄的皇帝用壬辰(1772年)诗韵写出最后一首题咏侧理纸的诗作。

　　二乾隆皇帝对侧理纸的认知

　　通过对侧理纸诗的解读并结合故宫博物院现藏文物的分析，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侧理纸的认知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在获观南巡所得侧理纸前，乾隆皇帝对其认识十分有限。从“海苔为纸传拾遗，徒闻厥名未见之”[24]可知，乾隆皇帝对侧理纸的了解可能仅限于《拾遗记》等不多的文献记载。

　　南巡返回京师后，乾隆皇帝或针对侧理纸进行了更多的资料搜寻，并感慨“博览缺咏又何其”[25]，所以在发现隋代诗人薛道衡有《咏侧理纸诗》[26]后，才会有“吾曾惜阙咏，谁识有河东”[27]的惊喜。正因如此，当时对侧理纸的认识可能仅停留在对其造纸原料(“以海苔为纸”)和表面特征(“其理纵横邪侧”)的模糊概念之中。通过对清宫旧藏侧理纸实物的观察，可知乾隆二十二年南巡所获和内府珍藏共7幅侧理纸的共同特点：一是外观迥异于其他古纸，呈圆筒状;二是纸幅较大，中无接缝;三是纸色浅褐，类深肤色，纸质厚重，表面凹凸不平，有纵横斜侧的帘条纹。

　　新发现的所谓“侧理纸”显然超出了乾隆皇帝的经验范畴。他并不十分确定此纸就是《拾遗记》所载的“侧理纸”，直言“即侧理耶犹然疑”[28]，流露出了自己的疑虑，或许这是他将“两幅珍琼玖”的真正原因所在。但这种“犹疑”没有影响到乾隆皇帝的心情，他在诗句中描述新获侧理纸“囫囵无缝若天衣，纵横细纬织网丝”[29]，表达出对其特殊外观和浑然一体构造的浓厚兴趣。

　　在侧理纸是否宜书这个问题上，乾隆皇帝一直不太自信。在他眼中，侧理纸“麤且厚”，“恐不宜墨卿”，所以“未敢供几右”[30]。后来虽然用“张笔李墨试淬妃”，“宣毫绨几为摛词”，“藏一书一聊纪辞”，但由于侧理纸表面凸凹不平，会造成笔意的断续，因此相比乾隆时期其他一些名纸，如“澄心堂纸”“金粟山藏经纸”“明仁殿纸”“梅花玉版笺”等，侧理纸确是最不宜书的。

　　三从侧理纸看乾隆皇帝的崇古思想

　　乾隆皇帝在题咏侧理纸的诗中明白无误地表露了其对侧理纸的喜爱和珍惜，如乾隆二十三年在《咏侧理纸》诗中说：“两幅已足珍瑰奇，藏一书一聊纪辞。清风穆如对古时，澄心金粟父视儿。”[40]乾隆三十七年，他又提到侧理纸“万幅昔何伙，一番今已稀。甆坚知略胜，铜久较诚非。”

　　总之，通过侧理纸的发现和不断题咏，乾隆皇帝对其有了逐步深入的认知，并逐步赋予侧理纸多层含义，同时将其近乎完美的艺术品位充分地展现。在这一过程中，乾隆皇帝阐释了对以王羲之为书法“正统”的追求和“以古为徒”的崇古思想，而侧理纸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值得我们多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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