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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2-26 17:43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环境对文人诗歌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域特征所造就的作家的气质、作品风格差别较大，这些差别又给文学作晶以鲜明的地域特征。江州之贬是白居易思想和诗歌创作的转折点，一方面江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白居易作晶的风格、意
摘要：环境对文人诗歌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域特征所造就的作家的气质、作品风格差别较大，这些差别又给文学作晶以鲜明的地域特征。江州之贬是白居易思想和诗歌创作的转折点，一方面江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白居易作晶的风格、意象、语言、审美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庐山丰厚的文化内涵也成为了许多失意文人的内心寄托处，东林寺、陶公旧宅等一系列人文景观也对白居易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江州;白居易;自然地理环境;人文景观
曾大兴先生曾说:“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会对新的所见、所闻、所感，做出自己的理解、判断或者反应，并把这一切表现在自己的作品当中。”⑷纵观历代文学家创作，这一说法往往得到印证。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一定的因果联系中，并随着因果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在影响诗歌创作的因素中有主要原因、次要原因、直接原因、间接原因。主要原因有诗人自我价值取向及其学识，次要原因有社会环境、历史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孟德斯鸠曾经提出“地理环境论”0,关于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虽有待商榷，但是也能表明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一般来说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对一个文人的影响是多重复杂的。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江州之贬向来被认为是白居易思想和诗歌创作的转折点。那么，白居易的转折期与江州有什么错综复杂的关系呢?江州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对白居易的心理、文学选择有什么影响呢?
1江州自然环境对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影响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域特征所造就的作家的气质、作品风格差别较大，这些差别又给文学作品以鲜明的地域特征。自然地理环境对白居易作品的风格、意象、语言、审美都有很大的影响。白居易诗风的转变，与其在政治上遭受的打击有很大的关系，但被贬江州之后,前后期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迥异，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主要活动区域是在北方，故白居易的诗带有着北方的气息，如“官阙”“牡丹”“松柏”“胡马”等是其诗歌中常见的意象。白居易在《潯阳三题并序》中说“夫物以多为贱，故南方人不贵重之……予惜其不生于北地，因赋三题以唁之”。
这三首分别是《庐山桂》《溢浦竹》《东林寺白莲》。从这可以看出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影响诗人入诗意象的选择，而意象的不同对作者的写作风格也产生了影响。生活在北方，抬眼便是楼台宫阙，京都街道的繁荣景象,或者是同样在天子脚下,也有穷苦百姓的心酸生活,这一切让白居易对社会对朝廷产生想法,故其大量创作讽谕诗,写作风格也大多尖锐、多批判，语言也比较直率，意激气烈。而在江州，诗人看到的是“月明江水寒”“偃蹇月中桂”，这期间创作多为闲适诗，风格也多淡泊平和、闲逸悠然,语言也较优美通畅。白居易贬谪江州，“十年七月……追诏授江州司马”，“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3：4344，这说明白居易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江州。江州，东晋始置，辖境为江西大部，是唐朝的行政区划之一，亦指今江西省九江市。江州境内名胜有庐山，古迹有陶公旧宅、遗爱草堂、东西二林寺等处。大自然赋予了庐山奇异的风光及自然风貌，白居易在《庐山草堂记》中说“匡庐奇秀，甲天下山”⑷252,这为庐山的山水艺术铺垫了唯美的特征。在《东林寺白莲》中：东林北塘水，湛湛见底清。
中生白芙蓉萬茗三百茎。白日发光彩，清颱散芳馨。泄香银囊破，泻露玉盘倾。我惭尘垢眼,见此琼瑶英。乃知红莲花，虚得清净名。夏萼敷未歇,秋房结才成。夜深众僧寝，独起绕池行。欲收一颗子，寄向长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间种不生。⑷12东林寺的白莲，生长在清澈的池塘水中，散发着光彩和芳香。而山中寺庙的清净又让这莲花沾上了佛性，让“我”惊为“琼瑶英”，而这样纯洁的莲花离了这儿，在人间是种不活的。庐山的清幽与人间尤为不同,诗人将这独特之景写入诗中,体现了庐山的地域性。同时因为庐山多花，白居易又是个爱花的诗人。所以在庐山，白居易大量描写莲花、杜鹃和桃花。莲花的高洁、独立、坚强让诗人不由得去描写，如《东林寺白莲》《感白莲花》等。
而杜鹃素有“百姓之花”的美誉，正好契合了白居易一向亲民爱民的为官之道与性格特点，如《戏问山石榴》“小树山榴近砌栽,半含红萼带花来。争知司马夫人妒，移到庭前便不开。”对于桃花，白居易从小便养成种树栽桃的习惯，那首贬谪江州所作的《大林寺桃花》更是体现了庐山之花晚开的特点。来到江州，白居易创作了许多江州自然风光的诗歌，如《宿西林寺》《春游西林寺》《别草堂三绝句》《重题》《题元八溪居》《咏意》等。
2江州人文环境对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之际，许多文人就被庐山之景及其独特文化吸引，也让江州充满了人文气息。因为庐山迷人的风景，有神风仙气，故慧远在庐山创办了东林寺。正如《高僧传》所载:“远创造精舍,洞尽山美,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
仍石垒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⑸所以庐山与佛教渊源颇深。同时，庐山也充满着道教氛围，天师张道陵一度在庐山修炼,道教禅师陆修静在庐山创立道教灵宝派。庐山丰厚的文化内涵也成为了许多失意文人的内心寄托处，东林寺、大林寺、陶公旧宅、庾楼、简寂观等一系列人文景观,也对白居易创作有所影响。下面从东林寺和陶公旧宅两个文学景观来进行论述。
2.1东林寺庐山是一座宗教名山，有三大名寺。
公元390年东晋时期的慧远大师来到庐山建东林寺,在庐山创建了净土宗。唐时，东林鼎盛，庐山作为一座宗教名山，一生好佛的白居易贬江州时，常出入佛寺。“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3]4345“追贬江州司马。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同白居易被贬之前也信佛,但是所作的诗大多表达闲适情绪。《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一诗,即表现出对“帝都名利场”[4]39的厌倦、对现有生活的满足。诗末四句: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⑷翁。
另一首作于養屋尉时的《官舍小亭闲望》也有类似的诗句: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兹⑷切。这都表现了白居易的淡泊知足的心，与他早期的佛家思想是分不开的。但是来到江州之后，对佛教的信仰更为真切，经常前往东林寺,在他的《宿东林寺》诗中“经窗灯焰短,僧炉火气深。索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⑷覽在《春游西林寺》一诗中“身闲易澹泊,官散无牵迫。缅彼十八人,古今同此适”⑷"。这表达了他与佛结缘的情怀。在《岁暮》诗当中，深切的表达了他离尘隐居的想法。“名官忘已矣,林泉计如何?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⑷'9。并且他也身体力行在香炉峰下，筑草堂而居,而且作赋写道: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庐山草堂记》)白居易的这些想法和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净土宗的影响，诗中渗透着他的念佛思想，选择隐居“凝观禅定”这一切与他贬官后爱好自然、选择闲适生活有关。
2.2陶公旧宅
蔡正发说：“在唐代诗人中受陶渊明影响最深最大者，当首推白居易。陶氏对白居易的影响几乎遍及其思想、性格以及诗词歌赋的创作等一切领域。”切白居易《访陶公旧宅》诗小序“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⑷"这表明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时曾经去过陶公旧宅，并且还作诗《访陶公旧宅》: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阳山。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先生有五男，与之同饥寒。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馀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⑷"白居易对陶渊明“不慕荣利”思想非常敬仰，在造访陶公旧宅中，诗人的精神受到洗礼，并且身体力行“应须学取陶彭泽，但委心形任去留。”⑷⑸(《足疾》)，这与白居易后期诗歌中“独善其身”“知足保和”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除了《访陶公旧宅》，白居易还在《效陶潜体十六首》中，仿效陶渊明《饮酒》诗，表达对酒的独特体会:面对生死无常的人生，借酒极尽生之乐;在生的孤独中，借酒排遣生存的不适;在命运难测的无奈中,借酒抒发内心的愤懑之情。“归来五柳下，还以酒养真。人间荣与利，摆落如泥尘”，“愿君且饮酒，勿思身后名”。
3贬谪江州对白居易诗风的改变
白居易早年对杜甫写实之作全力推崇，他继承杜甫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与元九书》)。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这一诗歌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
白居易的讽谕诗大多作于贬谪之前，其中《观刈麦》是元和元年诗人为養屋尉时写下的一篇较早的作品，诗从“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写起，中段细述农人“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艰辛和“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哀痛,最后以“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结束，在真切自然的描写中看出“田家”的巨大不幸，作者的反省也十分的深刻。贬谪江州是诗人一生的转折期，此前为兼济天下时期，此后是独善其身时期。同时也是他的诗歌转折期，前期大量写作讽谕诗,后期大量写作闲适诗,宣扬“知足保和”思想，他的著名诗《大林寺桃花》便反映了这一点。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诗的表面意思是在描写庐山的桃花，结合诗歌与人生际遇间的逻辑联系，从《游大林寺序》“因与集虚辈叹，且曰：’此地实匡庐间第一境，由驿路至山门，曾无半日程，自萧魏李游迨今垂二十年,寂无继来者。嗟乎!名利之诱人也如此。’时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乐天序。”我们可以作出猜想:人间隐喻官场,花谢隐喻贬官，此中隐喻本心。那么这首诗可以解释为官场的路已经走到头了，但是在庐山当中还有新的希望。我经常为被贬官而独自忿忿，却不知在庐山当中我依然可以找到另一个精神寄托。
诗人之前的单一价值观便是传统的士大夫观念做官兼济天下，但是当官场失意无法做到兼济天下的时候,诗人没有选择一直忧愁抑郁，满怀愤恨。而是在庐山大好的春色当中寻出了另一个精神寄托，从而形成了多元的价值观。这首诗是白居易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代表，诗人的价值观发生了由兼济天下到找寻自我价值的转变。“知足保和”思想被认为是白居易思想的一部分，如陈寅恪所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8],“忘荣知足委天和,亦应得尽生生理”《吟四虽》。
⑷邙这个思想也是从被贬之后白居易大量写作的内容。因为被贬，内心出现巨大落差，但是白居易懂得自我调节，以让自己度过难熬的境地。《知足吟》云：不种一陇田，仓中有余粟。不采一枝桑,箱中有余服。官闲离忧责，身泰无羁束。中人百户税,宾客一年禄。樽中不乏酒，篱下仍多菊。是物皆有余，非心无所欲。吟君未贫作,因歌知足曲。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⑼此诗描写仓中有余粟、箱中有余服，而这一切都不需要亲自去劳作,官闲但依然有俸禄。
来到江州,诗人还因沿途之景有了一个变化,即诗学理念的变化。倪超曾说“诗名与仕途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诗歌作品的价值在仕途得意与否的评价标准之外,还存在一个民间的、世俗的评价体系，而这一评价体系似乎更为重要，尤其是在诗人不遇之际”[10]o诗名和仕途并不是成正比的,诗人仕途是否得意并不是诗歌作品的价值的评价标准，因为还有一条民间的看法。元和十年,诗人被贬，白居易由长安到江州的路上,行千里路。一路的长途跋涉，让诗人对自己的诗有了新的看法。即“讽谕诗的创作及其希望达到的政治功能可能因仕途的转变而失败，但民间的、世俗的接受与评价却能使自己的文学作品获得长久的生命力”⑴]O综上所述，江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对白居易的文化心理结构(包括心境、观念、审美追求)产生影响，进而对其诗歌创作的主题、意象、语言产生影响，从而对其诗歌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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