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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2-26 18:08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清世宗在昌瑞山陵区范围之外另卜陵址，泰陵的特异性在神道和陵区总体布局上表现明显;之后，宣宗重建寿陵于龙泉峪，在整体上改变了陵宫的平面结构，后来的昌西、慕东两座皇太后陵也受慕陵影响而别具特色。清西陵自肇建开始，前后130年间不断凸显出个
【摘要】清世宗在昌瑞山陵区范围之外另卜陵址，泰陵的特异性在神道和陵区总体布局上表现明显;之后，宣宗重建寿陵于龙泉峪，在整体上改变了陵宫的平面结构，后来的昌西、慕东两座皇太后陵也受慕陵影响而别具特色。清西陵自肇建开始，前后130年间不断凸显出个性张扬的色彩，与同时的东陵陵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关键词】清朝皇陵;皇陵特异性;泰陵;慕陵;清西陵
作为王朝的重要礼制建筑，皇陵的营造在历朝历代都要遵守一定的范式，特别是在一代之制确立以后，主要部分整齐划一、少有变异是最常见的面貌。清泰陵卜建于入关后的第三代，彼时清代皇陵制度已经进入了稳定期，但由于清世宗在昌瑞山范围之外另卜万年吉地、宣宗再建寿藏于龙泉峪，使得西陵兆域四座皇陵中的两座显现出极强的特异性，相应的后妃陵墓制度也受到影响而出现了明显的变异，这在历代皇陵中是比较少见的。
一、泰陵定位的悬疑
相传清世祖亲自卜定兆域于河北遵化凤台岭(后封为昌瑞山)，康熙时期相继建成了孝陵、景陵、暂安奉殿(后定名昭西陵)、孝东陵等帝后陵墓，奠定了清代皇陵制度的基础。世祖、圣祖既定昌瑞山为万年吉兆，按照“陵区制”的规则，世宗理应在界内卜葬，但他却先卜吉地于昌瑞山陵区以外的九凤朝阳山，再定寿域于易州泰宁山太平峪，由此揭开了清朝陵寝制度出现变异的序幕。清世宗从一开始就对昌瑞山陵区不满意。雍正三年(1725)九月，他“命大学士嵩祝、工部尚书李永绍、兵部右侍郎傅鼐往遵城北二十里九凤朝阳吉地，相度地形、建竖红桩，及建城垣、衙署方向，拟皇贵妃卜葬于此”[1]。九凤朝阳山吉地虽然也在遵化，但却与昌瑞山相隔约20公里，并不在山水所界定的同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内。
此处吉地经怡亲王等人“经画有年”[2]262之后，世宗又听信“精通堪舆之臣工”所言，以“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3]190之辞予以否定。雍正七年(1729)，怡亲王允祥、总督高其倬等人在易州泰宁山太平峪选择了另一处寿陵基址，世宗以其“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不敢贸然开工，让文武官员讨论另处建陵“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大学士、九卿遵旨会议上奏：“谨按《帝王世纪》及《通志》《通考》诸书，历代帝王营建之地远或千余里，近亦二三百里。
地脉之呈瑞关乎天运之发祥，历数千百里蟠结之福区，自非一方独擅其灵秀，今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虽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与京师密迩，实未为遥远。”皇帝表示，“大学士、九卿等引据史册典礼陈奏，朕心始安”[3]190—191，开始在易州营造陵寝。泰陵虽然另区而建，但并没有完全模仿东陵中孝陵的规制，一个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没有建设像清东陵乃至明十三陵那样的“总神道”。泰陵神道长度不到孝陵的一半，而且没有石像生。最初设计泰陵时，皇帝认为“石像等件，需用石工浩繁，颇劳人力”，因而下令“不必建设”[3]191。从后来乾隆朝的有关讨论(详后)中可以知道，泰陵石像生确实是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而难于措置，但回溯雍正朝所面临的寿陵是否设置石像生的决策，似乎更关乎礼制。
清世宗是继统之君，既不是开国创业之祖，也没有统一治平之功。按照清圣祖对清初诸帝历史地位的表述：“太祖、太宗、世祖之缔造勤劳，与朕治平之天下”[4]，清世宗的寿陵显然不能建成祖陵规模，而只能按照继统之君的模式兴建，其陵园规制不应超过乃父圣祖的景陵。所以泰陵兴建伊始就充满了法理上的矛盾：一方面另辟新区建陵，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与东陵陵区的从属与继承关系，有“第一陵”之嫌;另一方面又试图保持一般宗陵的基本格局，不逾父陵之制。神道不设石像生，就是沿袭景陵之制，遵守明十三陵以来各从葬宗陵的既成之规，至于陵宫规制更是一仿景陵，不逾分毫。泰陵神道碑亭和陵宫中的隆恩门、隆恩殿、琉璃花门、宝城等主要建筑物建制一如景陵，平面布局也几乎完全相同，惟泰陵神道碑亭建于三座三孔神桥以北。另在隆恩门前垫出一个大月台，其宽度与陵宫相等，月台南部正中做出青白石礓碴连接三孔桥以北地坪，东西两旁各出石阶五级。
隆恩门月台、东西朝房、守护班房等皆建于这个大月台之上，以高度差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泰陵神道建置大为省简，但大红门一带仍然仿东陵并且规制有所增加。泰陵大红门制同东陵，为红券门三洞，单檐庑殿顶，但门外还增设了一对蹲伏的石雕麒麟。考明代孝陵大金门、昌平十三陵大红门外皆无门兽之设，清东陵也承袭了这一特点，故泰陵石麒麟之设是增制。另外，泰陵大红门前仿东陵安设石牌坊，其形制与明十三陵、清孝陵石牌坊相同，皆为仿木结构的六柱五间十一楼式，只是雕饰纹样有所区别。
但东陵石牌坊只有大红门南面一座，而泰陵大红门前南、东、西三面各建石牌坊一座，大小相同，均高12.75米，面阔31.85米，比孝陵石坊(高12.48米，面阔31.35米)还要略高大一些。泰陵大红门外不惜超逾祖陵之制安设三座石牌坊，并置瑞兽守门，推测主要是因为大红门东侧有易水支流流过，有风水方面的考虑。还有一点和东陵不同的是，泰陵三座牌坊以南多出五孔石桥一座，石墁神道自大红门向南延伸到石牌坊以外，直到五孔桥，由此再蜿蜒向南到大雁桥附近。进入陵区的大路上还有一座石牌坊，四柱三阙式，因其每间正梁上皆有一石雕火焰宝珠，俗称“火焰牌楼”，为东陵所无。
泰陵大红门外这些增设的建置，应该都是因山水之势，有一定的风水镇压或聚拢意义，并非有意超越父祖陵墓之制。现在很难准确判断泰陵卜建之初究竟有没有另辟新陵区、最终与东陵平分秋色的打算。当泰宁山吉地初卜，清世宗认为怡亲王允祥“经营吉地，实为首功”，曾有赐葬左右之意：“(泰宁山)相近山水回环，形势联络之处，又有中吉、次吉之地。……欲以中吉者赐之。
王惊悚变色，惶惧固辞。”[2]263(怡亲王后卜建园寝于西距易州六十里的涞水境内)世宗既有赐以“中吉者”等语，则当时似乎并没有为子孙嗣皇帝筹划，拟建成另一陵区的打算。泰陵孤悬于昌瑞山两代陵园区域之外，最终如何定位，成为乾隆早期皇朝礼制阐释与建设的一个难题。
二、乾隆朝的救正措施与西陵陵区的形成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清世宗猝死于圆明园，乾隆二年(1737)三月初二日奉安于太平峪地宫。在这一年半中，易州陵寝如何定位，颇见新君举棋不定的迹象。清高宗在心理上显然并不认同乃父在昌瑞山区域之外建陵的举措，但却不能不尊重先皇的遗愿。雍乾改元之际，在泰陵两旁修建了三座皇子园寝，将世宗夭折诸子迁葬于此，貌似有让他们“陪伴”先皇之意，偌大的泰宁山下大有被安排成世宗的“家庭墓地”之势。且看这三座园寝及其墓主的经历：端亲王园寝，位于西陵镇张各庄西。和硕端亲王弘晖，世宗嫡长子，母孝敬宪皇后，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二十六日生，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初六日早夭。
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十三日追封，同年岁末，园寝兴工，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初七日落葬工竣。园寝后院正中为端亲王墓，其东为世宗未叙齿之次子弘昐〔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六月初二日，夭折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二月二十九日〕墓，其西为世宗第七子福宜〔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五月二十五日，康熙六十年(1721)正月十三日夭折〕墓。怀亲王园寝，位于西陵镇昌西陵西北。怀亲王福惠，世宗第九子，母敦肃皇贵妃年氏，生于康熙六十年(1721)，雍正六年(1728)九月初九日殇。初以亲王之礼殡于京师东直门外，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十三日追封。同年岁末，园寝兴工，乾隆三年(1738)岁末竣工迁葬。
三阿哥园寝，位于张各庄西端亲王园寝西南。墓主弘时，世宗第三子，母齐妃李氏。康熙四十三年(1704)二月十三日生，雍正四年(1726)二月，钦命过继给允禩为子，五年，以“行事不谨”被削宗籍、圈禁，同年八月初六日卒。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高宗诏追复其宗籍，迁葬西陵界内。因弘时无爵，乾隆朝以来的官方文件中只称其墓为“三阿哥园寝”。三座皇子园寝的建立，间接宣告了高宗即位之初即没有在泰陵两旁为自己选择“万年吉地”的打算。乾隆元年(1736)九月，清高宗因泰陵地宫中是否预留太后棺位之事请示崇庆皇太后(世宗熹贵妃、高宗生母)，奉皇太后懿旨：“世宗宪皇帝梓宫奉安之后，以永远肃静为是，若将来复行开动，揆以尊卑之义，于心实有未安。况有我朝昭西陵、孝东陵成宪可遵，泰陵地宫不必预留分位。”[5]573按，世宗元配孝敬宪皇后雍正九年(1731)九月二十九日卒于畅春园，同年十月初七日权殡田村芦殿;敦肃皇贵妃年氏，雍正三年(1725)十一月二十二日卒于圆明园，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移阜外十里庄殡宫：二人依制随世宗葬泰陵。
于是在讨论世宗帝后合葬问题时，高宗指示：“皇考梓宫奉安地宫时，着照例安设龙山石。其随入地宫之皇妣孝敬宪皇后梓宫应居左稍后，敦肃皇贵妃金棺应居右，比孝敬宪皇后梓宫稍后。”[5]574世宗帝后奉安以后不久，比遵化陵区昭西、孝东两座皇太后陵更为规范、严整的泰东陵开始兴建。泰陵区域在仿遵化东陵之制方面迈进了一步。泰陵大葬前夕，高宗已经力主在神道上补置石像生。乾隆二年(1737)二月末，世宗梓宫到达易州陵区，三十日，高宗于梓宫前行午供礼毕，传谕总理事务大臣等：“朕因泰陵前安设石像生一事，于乾隆元年降旨，令王大臣议奏。
据称：‘询问原相度山水之巡抚高其倬、户部员外郎洪文澜，佥称泰陵甬道系随山川之形势盘旋修理，如设立石像生，不能依其丈尺整齐安供，而甬路转旋之处，必有向背参差之所，则于风水地形不宜安设。是泰陵之未议设石像生者，实由风水攸关，非典制之未备’等语。朕思陵前石像生系典礼之一节，若因甬道前地势盘旋，难于安设，或将大红门、龙凤门展拓向外，俾地势宽敞，位置攸宜。尔等同和亲王带领通晓风水之洪文澜再加敬谨相度，妥协定议具奏。”
寻议：“大红门正在龙蟠虎踞之间，护北面随龙生旺之气，纳南面特朝环抱之水，前朝后拱，天心十道，实天造地设门户，不便展拓向外。况石像生之设，古制未详，无大关典礼之处，似可毋庸添设。”高宗以“知道了”报闻[6]，泰陵安设石像生之事被搁置。乾隆十三年(1748)刊刻、由工部屯田清吏司编辑的《工部则例》记载了泰陵如景陵之制有望柱及石像生五对，显然泰陵石像生的营造工程应该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乾隆十三年(1748)八月，“世宗宪皇帝忌辰，上谒泰陵”[7]。清朝逢先朝帝后忌日一般是皇帝行礼于宫中奉先殿，此次高宗亲祭泰陵，或即与查看石像生工程有关。
三、慕陵的别出心裁
如果按照清高宗的安排，仁宗葬西陵，宣宗葬东陵，子孙依序祧葬于东西两陵界内，也许真就是“万年大吉”了，但这个“祖宗之制”仅仅执行到第二代时就出现了变故。清宣宗最初依制在遵化东陵界内的宝华峪(在景陵皇贵妃园寝以东，本名绕斗峪)营建了寿宫，并于道光七年(1827)九月葬入元配孝穆皇后钮祜禄氏。但到八年(1828)九月，因地宫渗水至浸渍皇后梓宫，宝华峪陵宫被废弃。后于道光十一年(1831)二月新卜定于西陵界内的龙泉峪重建寿陵，同年十一月兴工，十五年(1835)八月工竣，清宣宗入葬后荐号慕陵。早在道光二年(1822)七月，因东陵宝华峪陵工大臣绵课等人所奏，清宣宗面谕大学士戴均元、英和等，并传谕内阁，指示寿陵“一切工程务从简朴，并谕以宝城内月台、碑亭等工程酌量裁减。地宫内之起脊琉璃黄砖头停，金券内之经文佛像及二柱门，俱行裁撤。
其石像生一项，量为收小，井上石栏，无庸起建亭座”，此外，宝城、方城、红墙等也都要求相应减省[11]。新址重建寿宫，在营造总方针上继续了这一思想。在“节俭”的名义下，慕陵的宫墙、享殿、后寝门、宝顶完全是新的规制，尽管营造工艺、建材质量依然上乘，但在建筑等级、外观上却颇显简朴。慕陵建筑规制奇异，无论是神道部分还是陵宫部分，都与有清其他诸陵大相径庭。其神道部分起自龙凤门前的五孔桥，不与泰陵或昌陵神道相通，神道上裁撤了大碑楼及四隅华表、望柱和石像生等，五孔桥与龙凤门遥对相望，其间是具有仪树意义的两列罗汉松。龙凤门北紧接神道碑亭，中间也没有一孔石桥之设。神道碑及碑亭之制同诸陵，但在碑阴增刻有一段清文宗御制御书文字，记述宣宗不建圣德神功碑之遗命，并称颂宣宗德业，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慕陵不设圣德神功碑的缺憾，一碑二用，在清代唯此一例。
四、规制简约的昌西、慕东两座皇太后陵
清代皇太后陵宫规制接近皇陵，其差别在于神道部分没有神功圣德碑楼、石像生、龙凤门或牌楼门，陵宫中没有二柱门和明楼后的月牙城(哑巴院);另外，太后陵的宫门、享殿、方城明楼、宝城等主要建筑物的体量一般都比所对应的帝陵收小，梁、枋、雀替等处的彩绘图案也不尽相同。咸丰朝内外交困、国力维艰背景下建成的昌西、慕东两座皇太后陵特异性突出，都带有慕陵影响的印记。
五、清西陵个性化突出的成因分析
清西陵陵区内建有皇帝陵4座(世宗泰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德宗崇陵)，皇太后陵3座(泰东陵、昌西陵、慕东陵)，另有妃园寝3座。后来所见的西陵，在整体上模仿东陵，但半数以上的帝后陵墓特异性明显，而该陵区自肇建伊始即凸显出鲜明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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